接管工厂的二代：在有限选择里找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ID：postlate），作者：曾诗雅，编辑：姚胤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酒杯都倒满后，酒局就开始了。

“这就算桐乡第一届青年企业家大会了啊！大家走一个！” 大圆桌上 20 名年轻人纷纷站起，举杯，仰头，倾手，一饮而尽。

水晶大吊灯快要垂到圆桌中心，玻璃转盘上酱汁波士顿龙虾、咖喱珍宝蟹、老北京烤鸭、刺身帆船旋转不歇，茅台酒、中华烟跟聊天话题绵密不绝。所有一切都指向这桌饭最重要的目标——他们要相互认识，相互联结，尽可能成为往后的生意伙伴。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工厂的接班人。“我们这一桌可就是桐乡羊毛衫的半壁江山。” 有人骄傲地介绍。

酒桌上，大家聊起家中工厂的产值，几千万、几个亿的数字不断蹦出；聊起新年计划，“拍视频做个自媒体”“去哈萨克斯坦直播”……豪言壮语里，一个男生吐露心声，他说自己还不知道做什么，想先卖掉妈妈厂里去年库存的大衣，“然后买一辆老款宾利”。

两箱茅台只倒了 4 瓶，大家就醉了。有人抱着垃圾桶狂吐不止，有人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还有人给自己点了一瓶酸奶解酒，倒入高脚杯喝了起来。

夜深了，故作大人的模仿秀落幕了。

上一代厂长们多在 1990 年代抓住机会，从国企员工、小商贩、民工……成长为一家家工厂的老板。那一代，创业者的勇气和灵活的重要性超过他们的商业学识和创业方法论。

二三十年过后，经济环境摇摆中，工厂们的根基日渐虚弱。第一代创业者也到了退休时节，他们迫切期望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和事业如香火般延续。

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于 1990 年代的年轻人，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更高的学历背景、更开阔的视野。

而当他们得以正式进入商业社会时，年轻的雄心碰上的是拥挤的竞争氛围、低沉的市场环境、以及不再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老工厂。

2022 年 11 月中旬，我采访了几位工厂接班人，公众口中的“厂二代”。他们大多毕业不久，讲自己给工厂带去的变革、讲如何处理复杂的工厂人事关系、也讲新一代的难题——如何守好家业、抓住飘忽不定的机会；以及作为一个个体，他们从小到大怎么理解那个坚固且巨大的命题：选择。

似乎没有人找到答案。那天饭局酒醒后，一位接班了两年的厂二代说：“其实我很迷茫，大家都很迷茫。”

进入工厂，当一个真正的老板

穿过高铁站的甬道，桐乡就在眼前。余升（化名）拉着行李箱走出车站，南方夏日黏稠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停在一辆保时捷卡宴前，驾驶座上的是他的叔叔老余，深褐色脸上戴了一副黑框眼睛，双颊深深地凹陷。

“哟，混得不错啊！”余升刚钻进副驾，老余的眼睛就盯上了他手腕上的万国手表。10 多年未见，叔侄俩都带着打量的目光。

“你混得更好，戴个百达斐丽。”余升回道。那只表“值五六十万”，是他那只万国的七、八倍。

马路上车流稀疏，大片田野在车窗外后退，四五层的小楼零星地出现，紧接着呈一排、一片地出现。这就是以后要待着的地方了。余升看着窗外想。

在一家“大概三星级还不到”的酒店门前，车停了。没有桌椅，叔侄俩坐在酒店床上聊相互不在场的几年，余升默默消化豪车、名表和经济型酒店共同组成的这场欢迎仪式——老一辈的生意人爱车、爱表，讲究面子上的排场，但底子里终究节俭。

老余想把在桐乡的服装工厂彻底交给侄子；余升想的却是，此地“盘子大小有限”，只能是他创业路上的“井冈山根据地”。老余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奉上一份厚礼，一辆奔驰二座的跑车，橘黄色的，“贼骚气”；提完车不久，不想太高调的余升把它换成了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在众多厂二代中间，如果按照创业热情、事业野心来排名，余升一定是那种排在最前面的。他从学生时代做生意、开公司，一个月挣过二三十万元，也关过几家公司。他的家族里许多长辈大有作为，财富不菲。被过往经验和上一代托举，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点什么，他的梦想很具体——要在黄浦江边盖一栋楼。

老余 2004 年到桐乡打拼，从一名横机挡车工打拼成一家年产值 5、6000 万元的羊毛工厂老板。十六年后，这家工厂也成为余升留学回国后可接手的事业选项之一，另一个选项在广州，是一个“年产值 2 亿元的盘子”。余升选了桐乡这家小的练手。

第一个月，老余领着余升出现在桐乡各个高档酒桌上，把人脉悉数传给侄子。余升见人时不忘“把这个圈子大家做生意的模式好好挖一下，看每个人都是靠什么路子来发财的。”

余升到桐乡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开一家服装销售公司，货从老余的工厂进。他从厂房里要了个 30 平米的房间，辟出 8 个工位，招了 3 个客服，拉上一起留学的几个兄弟，和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干 5 年，回头我们去太湖边上买个房子，到时候当度假的地儿。”

两个月后，销售公司倒闭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工厂不太配合”。客户开出 46 元单件 T 恤采购价，厂长却报出 48 元的出厂价，他只好自己另找工厂接单；给一家国企做帽子，厂内没有抗静电纤维，得自己另外买原料。

跟着一起干的一位兄弟抱怨，忙活半天，挣不到多少钱。“当时我答应他一年挣 200 万，我信心满满，以为不难。”余升说。最后公司亏了二三十万元，兄弟失望走了。

“算了吧。先把厂里头事弄好吧。”老余再次发出邀请，余升答应了。“到 2025 年，我肯定会离开的。”他不忘跟叔叔强调。

余升接手的工厂厂房

11 月的一天，我坐在余升的办公室，眼前的他平头、圆脸，没有过往故事里嚣张的富二代痕迹，他已经管理老余的工厂两年，坚持称自己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厂二代”——他还没确定要接班。

采访当天，余升穿一件纯黑色羽绒内胆服，是工厂里打板用的样衣，也是他冬季常穿的工作服。“（我）比较粗放。”他办公室的桌子是从会议室里拖来的；桌面上，几只一次性塑料杯都留了一半茶水，泡着十几根烟头；灰白色铁皮书柜和黑色真皮沙发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灰。

“现在还不是讲究的时候。”余升迈着大步走到对门——“总经理办公室”，推门而入，“一般会客我都来老余的这一间”。在一张金丝楠木根雕的茶台旁，他娴熟地烧起茶。

老余的这间办公室大了一倍，桌子用的是桐乡老板间最常见的、气派的红棕色大班台，桌面锃亮。办公桌正对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屏幕，上面是整个工厂监控画面，工人们变成彩色小点在车间里来回移动。我凝视着监控画面，就像进入了高等生物的大脑，掌控一切信息的瞬间也明白过来：谁是这里真正的老板。

让老工厂变成现代企业，没那么简单

余升觉得工厂改革是必须的事。他考察了各个部门，罗列了一堆问题：“数据造假，对不上的货物足有 3 万件；核价不科学；老员工独大……”

老余却不在乎这些。他没有什么高深的管理理念，仍像年轻时一样重情重义、“喊打喊杀”。2004 年，老余当横机挡车工时，被一大堆人工人围住，他提着刀喊：“谁敢动我，我先把谁砍了。” 其他厂来挖他工厂的员工，他得知后怒气冲冲：“我跑去给他厂砸了！” 有员工不想签竞业协议，当着客户的面儿，他冲上去就要挥拳。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冲动？大不了让他滚蛋好了。”余升代表了互联网文化滋养出的年轻人，即使身在工厂，他仍渴望引入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办法，还总是把“中台”“迭代”这样的词挂在嘴边。

轮到他管工厂，余升选择了最朴实的接轨办法——轮岗。他把每个部门、所有业务都干一遍，包括抽几天踩缝纫机，拿着小剪刀剪防晒衣上的线头。

“和工人说话时，你得降维。”余升总结经验。紧接着，他把语言体系切回互联网模式：“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懂底层的逻辑，还要会赋能手底下的人。”

工厂仓库里盘点好的拉链

他的“赋能” 并不顺利。工厂日复一日运转，很多事就像横机上不停升降的织针，循环着同一个规律。这些古老的规律冲击着二代们一颗颗想要现代化变革的决心。

销售部门流程紊乱，他画了一张流程表，贴在墙上；工艺科款号、排期也是乱的，他又画了一张表，又贴在墙上。两周过去，没人按照两张表改进工作。他提出生产部要召开产前会，等了两次，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被架空了。”余升回忆道。

工厂师傅们背地里说：“都是学生书生气搞的东西，没用。” 张政是跟着余升来桐乡创业的朋友，他形容那段时间整个工厂的氛围，“就像看你在表演哑剧。”

老员工们的不满越来越直接。被要求盘了三、四次库存的财务部门员工，拍着桌子冲余升喊：“我盘不明白，要盘你自己盘！” 那天晚上 8 点，余升领着四五个人一起在仓库待到凌晨 3、4 点，数清了里头的布匹、纱线。

27 岁的肖骏峰（化名）学计算机出身，曾在英国留学，相信技术能改变生产力。2018 年，接手父亲工厂。他找来工程师一起改写了套管理系统，让工厂的每个部门都能“数字化”。在厂内推广时，他第一次发现，有的车间主任连鼠标都不会用。他定下死命令：3 个月，所有部门必须接入新系统。

3 个月后，中层管理大会上，一位 40 岁的设计师甩脸：“烦死了，做这东西有什么屁用。” 一股怒火升腾而起，肖骏峰“噔”地站起，语气激烈：“什么叫麻烦？你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忍耐到那年年底，他开除了那位父亲从温州老家带来的、为工厂工作了 13 年的设计师。

一位宁波厂一代也想把从企业里学的考核、管理制度用到工厂里，工人们却以“要变革就走人”相要挟。“一个两个不干还可以，但一群人不干不行，厂里本来就缺人。”他沿用“老式招人方式”：同乡推荐，偶尔也从人力资源公司招一批小时工。女儿接班后启用了互联网平台招聘，但也不顺利。毕竟如今，“比起厂里打工，年轻人都觉得在大城市送送外卖更自由。” 他女儿说。

变革的代价，一代们也在忍耐和接受。

大多数时候，老余不插手余升的决定，几乎点到为止。余升来到工厂的两年，换了五任厂长，两任车间主管，销售经理、人事经理、财务主管全都换了一遍。

动荡太大，老余也着急。有一次，他突然语重心长地跟余升说：“我拿你就当儿子一样，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扛得住，一定要扛得住。”还有一次，厂里人事一团糟，老余当着许多人的面，突然“啪” 地摔了一只充电宝到余升面前。“我看得出他不耐烦了。”余升说，但他补充，“我肯定是对的，再不改，工厂就完蛋了。”

老余愿意相信，工厂是得变变了。有段时间，生产部门丢货、亏钱、布料浪费。老余提醒余升：老厂长心态变化了。“然后我就懂了，老厂长已经从一个兢兢业业的厂长变成了老鬼。”余升把工厂所有的生产事故，当月损失的钱、丢失的货物、折损的物料，全写在纸上，贴在食堂前的白板上广而告之。没多久，他就以生产事故频发为由，辞退了老厂长。

后来，余升才知道，老厂长在外面开了一间小厂，抬高了合作订单价，私自转到自己的小厂承接，将利润收进自己口袋。

余升至今不知道，老余是如何察觉到老厂长不对劲的。他只记得，厂长走后，老余召开了员工大会，宣告“不改变就滚蛋”。

接班还是不接班？“拥有”的代价

整个 11 月中旬，桐乡几乎都飘着毛毛细雨。濮院镇密密匝匝地分布着工厂和产业园，招牌上大多写着“纺织”“羊毛”“服装”，全球每 10 件羊毛衫有 7 件从这里运出。1988 年，开工厂的老板造起了濮院的第一栋高楼。如今，全桐乡最高的楼以一家化纤集团命名，足有 39 层。

26 岁的徐梦悦（化名）已经习惯工厂里羊毛的味道，走锭机的轰鸣声。尽管两年前，她还认定“这些冷冰冰的机器跟我的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

徐梦悦家的纱线工厂

从一所 985 大学毕业后，徐梦悦在苏州一家策展公司做策划，一年内，从文员做到主管。就在她自觉甩出同龄人一截时，爸爸跟她谈话：“闺女，你挺优秀，但以你的能力给别人打工，可以在公司做到合伙人吗？”

老徐让她回家接班的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几回，却清楚记得父母对成功的坚定且唯一的理解：一定要自己当老板。

办完 2019 年最后一场活动，徐梦悦下了决心，几天后，坐上回桐乡的高铁。她在一家连外卖都无法送达的乡村工厂，负责一个全新的服装品牌。老员工们爱把“你一个小女孩、小姑娘”挂在嘴边，到了做决定时说“没事，到时候我跟你爸聊就行了。”桐乡工厂不是苏州公司，职级总有抵不过辈份的时候，徐梦悦感受不到尊重。

对没有走的那条路，她还是留恋的。前公司召开大型活动时找她帮忙，她就会离开桐乡，一头会扎进“策划主管”的人生。老徐也放任女儿去，作为父女间的相互退让。

“选择”是贯穿厂二代们成年生活后的关键命题。是接受父母留好的未来，就像他们从小接受父母给予的一切那样？还是像同龄人一样，找到自己热爱的事？

东莞一家包材厂的接班人没有接受父母安排，而是在小镇里开了一家宠物店。进宠物店的客人总爱问：“你是 X 老板的儿子吗？”“你像你爸一样，这么早就出来自己打拼。”其中的一些是父亲悄悄介绍来的工厂客户。当有的客人介绍在找包装厂时，儿子又会热心地递上父亲的名片。这是父子间的默契。有客户夸奖：“你儿子开这个店，很不错嘛”，父亲摇着头道：“年轻人，玩一玩而已。” 

迷茫中，很多人选择顺从。“这个家捆绑着我，但我明白自己的一切都是家里给的，得到就是有代价的。”一位宁波厂二代总结道。

她形容自己和周围人“都不太爱读书，也不用太卷”，父母忙于事业，“没有时间鸡娃”。有一回她在学校等到天黑都没大人来接，被送煤气的师傅送回家，父母惊讶地后知后觉：“原来你还没回家？”到了所有人为学业挤破头的年纪，父母出钱让她出国留学，拿一张看起来不错的文凭。同龄人在就业市场争得头破血流，她被喊回家帮忙。

即使不接手工厂管理，也要陪妈妈逛街、照顾外婆住院，接送外甥上下学。“作为家里面的一个闲人，怎么可以拒绝这些事情？你既然无法为家里创造经济价值，至少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吧。”她说。

东莞一家绣花厂 22 岁的厂二代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自家工厂财务部门，她的哥哥、姐姐也全回到工厂上班。永康一家清洁设备工厂的二代本来计划出国读研，因为爸爸一句“你继承工厂后也可以经常出国谈生意”，也就“顺其自然” 地接手了家业。

肖骏峰曾在北京加入过一个创业团队，创始人中学时代就是他的朋友，他没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像“公司吉祥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算是团队的天使投资人，朋友问他要不要入伙时，他没思考太多就赞助了六七十万元。

2018 年，肖骏峰回到了父母身边，正式接管工厂。“工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兴趣爱好，就是赚钱。那我肯定选效率最高的方法。”家中药盒印刷厂去年的年产值是 2.8 亿元，那是埋头格子间无法企及的数字。

印刷厂坐落在长春郊区，一个肖骏峰形容的“五线小县城”，员工们大多来自隔壁村。他把接班看作“天职”。自己的野心在 2020 年 1 月后就消失了。疫情三年，只想着守好这份家业。

同样出于责任感的徐梦悦几乎接受了走父亲规划好的道路。为父母的半生心血，为工厂里 130 多号员工，还为她 23 岁、一毕业就被喊回来的弟弟。

一个深夜，姐弟俩在父亲那张大班台上加班。弟弟突然说，想出去闯闯。

“你去吧，工厂还有我。”徐梦悦说道。隔壁车间走锭机的轰鸣声、羊毛的味道笼罩着姐弟俩。办公室里，老徐养的两尾红龙鱼正在一尊方形大鱼缸里游来游去。

人情课，从毫无储备到精通

11 月的一天，余升要去见一家儿童服装工厂的老板萍姐。萍姐也有一张红棕色大班台，一张根雕大茶桌，几张布艺沙发已无法坐人，堆满了小山包一样的童装。萍姐热络地招呼大家坐，拿出一箱橘子，一把一把地掏出，摆满整个茶桌。

她介绍自己十几年前就做“研发”，设计的衣服“能堆满一屋子，没一件重样。”她看起来 40 多岁，留着一边长一边短的短发式，偏短的那侧耳朵上挂一只银圈大耳环，说话时一晃一晃。

“其实都是山寨的，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没聊几句，萍姐就坦诚“秘密”。她生意很好，一条假两件连衣裙，连着 5 年，每年卖出 10 万多件。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的余升眼睛一亮：“太厉害了，萍姐，你能带我们的货一块儿卖吗？”接管工厂两年，他已然从一个少言寡语的大学生变成精明的老板，每时每刻都想着生意。

见萍姐含糊地应着，余升又往外抛点子：“萍姐，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电子产品画册，把过去的设计都收集起来？不然这些创意太可惜了。”说完，还打开自家工厂的电子产品册展示。萍姐翻完，双手一拍：“哎呀，我就是需要这个！快，我们加个微信。”她的大耳环迅速晃动起来。

初到工厂时，余升总是一身的棱角对着所有人。他曾在十几人的聚会上，指责一位电视台台长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他之前不喝酒，无论坐着多大的领导，也只说：“我是 90 后，跟你们不一样，只喝可乐”；外出见客户讲 PPT，他指着坐在电脑前的对方公司大领导，命令般地开口：“按一下。”

张政形容那时的余升很“干”“情商低”，经典动作是：坐在办公桌前，叼着烟，盯着屏幕，有事时就说：“你过来一下。”就像很多商业公司创始人认为的那样，余升也坚信“公司是一台精密计算器，效益是最优先的。” 这个教科书般的原则让他在执掌工厂的一开始四处碰壁。

余升曾毫不客气地跟 HR 负责人说：“我是留学回来的，还开过两家公司，我的能力是 OK 的，我是比你更牛逼的一个人。我问有我的理由，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给到我。”

很长一段时间，工厂员工都会向老余抱怨，新来的余总“专断”“咄咄逼人”。余升不理解，“我咄咄逼人又怎么了？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就不做，咱们一起只挣钱，不行吗？”

工厂曾有一批货因为几个包装盒的标签贴了错位置，卡在客户的仓库门口整整三天，余升干着急。老厂长教他一套说辞：“入库货物的装卸肯定得请人，请人的工资我们来付。”余升照着说了，还给了对方 800 元的“工资”。守仓库的人打印了几张 A4 纸，盖掉包装盒上的错误标签，货顺利入了库。

“原来送钱要这么送。”余升开始理解老一辈人所说的人情世故里的弯弯绕。

有员工再与余升起争执，他也不再用命令语句，而是抛出一连串请求：你就把我当个弟弟行不行？我有些时候交代问题不清楚，你多打个电话问问我行不行？我就这点能力，没办法，人都有短板，你让着点我行不行？

2022 年的 4 月，余升终于学会了喝酒。有时去出差三天连喝 6 顿酒，“每天都在酒里头泡着”。他开始经常提“朋友”，总是说“这帮朋友，真是不错。”

朋友叫他去的局，他认真出席，认真陪酒，朋友提醒他“得喝酒，喝白的”，余升便第一次喝白酒， 53 度的茅台，用玻璃杯喝，喝到一杯半就喝不动了。张政和另一位朋友赶到酒局，给领导们发了一圈烟，替余升干了几杯。最后三个人都不记得怎么回的酒店。

老余劝余升，“要喝酒的生意咱别做。”

“没关系，得喝。喝完之后，我感觉心扉能打开。”这一回，反倒是余升给老余上起了人情课。

一代有一代的坎

萍姐工厂的园区栽种了热带海边才常见的棕榈树，扫把状的叶片肆意撑向天空，迎着簌簌而下的细雨。黑色玻璃大楼前的水池里，一小股喷泉汩汩地冒着水花，几块灰色岩石和一棵修建齐整的罗汉松立在一旁。

“赶上时代的人，早早上岸了。”走在 50 亩的园区里，余升羡慕地说。他总是谈时代里的机会，谈到上一代时总是羡慕，谈到这一代时总是可惜。“如果在一个高增长赛道里头，就算我是三流人才也能把它做成二流成绩。但如果是在一个存量竞争的情况下，就算我是一流的人才，也可能只能做出二三流的成绩。”他说。

余升曾对自己能成事深信不疑。学生时创业失败了，他觉得，“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给些坎，对吧？”

上一代创业没有想得那么容易，就算机会真的遍地都是，他们也是靠敢拼和跨过一个个坎得来的。

老余当年从机械工厂出来后，和妻子买了一台套口机，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干，套口机从一台变成十几台。等套口的风口被保暖内衣代替，他们又做保暖内衣的袖口和领口，带着产品去温州、义乌挨家挨户推销，一年跑废了一辆面包车。2014 年，桐乡工厂流行生产羊毛衫，老余另辟蹊径，上网搜“礼物”，第一个跳出的词是“围巾”，他开厂做羊毛围巾。那一年，他卖出 80 万条围巾，每条赚 50~80 元。

徐梦悦的爸爸老徐 1995 年离开山东单县的文化站，做起了“桐乡人都不愿做的、吃苦受罪的生意”，他从东北收购羊毛，洗净再卖给桐乡人，一吨能挣两千块。“那可是 1995 年的两千块，比工资多多了。”

一位东莞厂长最初不甘只做村子里的数学老师，卖起了刀模。创业的头几年，他穿着一双露脚趾的鞋跑遍广东的市场，舍不得买一块钱一份的肠粉，“一块钱也可以买一大兜豆芽，烧给工人吃”。

肖骏峰记忆中，父母开药盒印刷厂的前两年，一家人挤在一间出租房里睡觉。晚上 12 点，爸爸偷偷对妈妈叹气，不想再这么干下去了，太累了。

相比起来，厂二代更像在岸上行走。“我从小不愁吃穿，对钱就没有概念。”余升说道。他讲起自己以前奢侈的生活，吃饭向来是打开点评软件，“从最贵的往下刷，挨个儿吃”；去北京玩，3000 多一晚的酒店，“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只不过，在生意场的岸上，哪里都是别人走过的路。他为工厂谈的第一个生意，还是为父亲所在的企业做年终贺礼。

为了开发防晒条线的新客户，余升从网上拉了个店铺名单，一家一家地问，转了三次电话才联系上上海一个服装品牌的采购部门。他把资料、样品寄了过去，每一周打一个电话追问。打到第四周，对方把样品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又隔了一段时间，那家品牌方确定要开发防晒产品，采购想起每周给自己打电话的余升，主动联系了他。“刷存在感”奏效了。

余升为工厂的防晒线产品专门开了一座展厅，方便之后的合作商参观、选择

年轻人学会老一代的“笨方法”，老一代也在拥抱新技术。

老徐最开始忌惮互联网那套方法论。尽管每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桐乡举行，科技金字塔尖的人就在距离老徐工厂 20 多公里的地方讨论互联网如何颠覆传统、改造世界。他一度觉得互联网打压了实业，因为看了太多网络诈骗新闻，微信上一度什么卡都不敢绑。直到老家的县长来桐乡学习互联网，老徐顿悟要“搞互联网经济”，赶紧叫女儿回家带着工厂转型，就从直播电商开始。

在只有一人的品牌线上，选品、直播都由徐梦悦一个人做。她独自联系生产、搭配样衣、找主播、发货、做客服，连着三四个月，没有一天在凌晨三点前下班。她曾一夜没睡后，回到厂里继续直播 16 个小时。摄像头关闭的那一刻，她双腿发软，直接瘫倒在地。

从花钱的人变成赚钱的人，钱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的意义也变了。在余升那里，原来钱代表享受，现在代表成功路上的进度条。

他的办公桌一脚，摆着一台被烟熏黄的空气净化器，是小米品牌较便宜的一款。他可以一顿用十几元的外卖粥解决，住月租 3000 元的公寓——花过去一晚上的酒店钱。

“如果成功要量化的话，那金钱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余升觉得一起留学的同学，选择加入一家公司，一年挣到四五十万的，都不算成功。“我把工厂从 3000 万做到了 6000 万，翻了一倍，不算更牛吗？”

机会，机会，机会在哪里？

整个 11 月，余升不是在埋头于工厂就是在出差路上。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基础款潮牌，11 月底上线潮牌电商平台。他还孵化了一支短视频团队，笃信“公众号之后，下一个风口绝对是视频号”。在 4600 多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他组了一支小团队，要乘着 TikTok 和一带一路的风做服装直播。

细数业务时，余升手中的烟抽完了，马上，又点了一支。他一天要抽掉两包烟，心情不好时会变成四包。他的办公室总是缭绕着灰雾，散发出一股惹人发晕的尼古丁味。

余升没什么兴趣爱好，一空下来就是不断地见人。他觉得桐乡这块池塘太浅，“这群厂二代，比起我在一线城市里认识的经营格局上差了点儿。”他总是跑去北上广，认识不同的人：时尚快讯公司的老板、某品牌的采购、某个局的领导、挣了不少钱的年轻人……他玩交友APP——不是寻觅约会对象，更喜欢定一些配对条件找到能和他讨论业务的人。

可是，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余升提到自己的朋友，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卖大牌同款一年净利润 6000 万元，另一个拿着家里给的 300 万元去买比特币，一年挣了 1 个多亿，后来拿这笔钱去投电影，几乎尽数亏掉，现在经营着一家马场。

“这让我心里稍微平衡脸一点，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余升说。

2021 年，他在朋友圈写年终感概：经济迷雾对于我来讲是最大的阻碍，我已经看不清明年的方向……30 岁，90 后的黄金年华，碰上经济低潮，特别可惜。

“那些能力还没我们强的，或者没我们努力的人已经功成名就了。”他最窝火的是这个。“现在我感觉使不上劲。”余升点起了这一夜的第四根烟。

他能做的就是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他去看朋友的马场、射击场，也去杭州参加 Web3 大会。当得知舅舅在新能源领域干得不错时，立马打电话问：“我有机会吗？新能源这趟车，我也想上。”

“你干不了，光设计费就五六千万。”舅舅说。

电话挂断，余升感觉自己在一片废墟当中仰望星空，“看起来很多希望，但跟我没有关系。”

连老余也变焦虑了，总是一个月冒一个新主意。8 月，他去看养牛，觉得肉牛市场好做；9 月又看阳光玫瑰，“现在浙江种一个发一个”；10 月的一天，他拎了一袋花生找余升，提议两人养水培花生；到了 11 月，老余累了，累到连工厂都不想再管了。他和余升说了几次：“我就拿 20% 的股份，你每年给我分红，分得了就分，分不了就算了。”

他知道生意难了，但对实业还剩一份信心：“不管怎么样，衣服大家都得穿，客户一波一波地换，但是工厂不会倒。”

余升还没有答应正式接班。在巨大的茫然中，他一年能摇摆好几回。一下觉得：“做服装没有未来，实现不了我的理想”，一下又反思：“我是不是应该再专注一些”。

有一天，一名销售部员工找余升诉苦，一向坚硬的余升给对方说着说着，想起一摊没头绪的事，哭了起来。

“我当时感觉绝望窒息，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的在想公司该往哪个方向走，该怎么做出更大的产值。而我很迷茫，要搁很多身边人都觉得躺平算了。可我还是不想躺平。”他回忆着。他不甘心。

老徐理解不了孩子们的苦恼。“怎么会没有机会呢？”他说，“你们读个书还要花上十几年，看行业怎么能就看几个月，三五年总会有机会的。”

老徐在 2003 年非典、2008 年金融危机时，低价收购设备，扩建工厂。去年，行业内销下行，他收购香港、珠海的两家销售公司，开拓了出口市场。桐乡的大多数纱线厂只开工几个月，今年销量只有去年的一半，老徐的工厂却一年到头都开了足马力。他办公室的那尊方形大鱼缸里，两尾寓意“兴财旺家”的红龙鱼仍在游动，红金色的鳞片在水里闪光。

这名希望“香火延续”的生意人对二代仍有担心：“年轻一代还没有什么大局观，对市场变化无法作出预判。仍需要我们扶上马，送一程。”坐在一旁的徐梦悦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新一年开始，我问余升有什么愿望。他说，希望探索的业务上尽可能运气好一点，能够不亏钱，“小赚就是胜利。”听起来，他的野心似乎放缓了。

不过，很快，他又介绍了自己的新想法——疫情政策调整了，得看看旅游业的新生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ID：postlate），作者：曾诗雅，编辑：姚胤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