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名师”被抢麦：两种时代情绪的必然对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前几日，一份中学生上台“抢夺”高校教授麦克风的视频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

视频中，安徽庐江中学的一名学生因为不满台上教授的“读书是为了钱”“好好读书出国改良血统”等庸俗言论，愤而上台对其进行批判：“他！眼里只有钱！崇洋媚外！努力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台下学生掌声雷动。

事后学校表示这名学生的三观很正，很勇敢，不会对其进行处理。被夺麦的陈宏友教授则说自己“不够了解00后”，正在家中停课反思。

（陈宏友称自己不够了解00后，图源微博）

从网络上现场学生的回忆来看，陈宏友的“杂交论”等表述实在是过于令人匪夷所思，不是一句简单的“不了解年轻人”就能搪塞。但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此次夺麦事件确实是一次不同世代的价值观之间的必然对撞。

（知乎网友回忆陈宏友发言）

其中最激烈的对撞有两处，一处在爱国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之间，另一处则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而这两组叙事又恰好体现在两代人身上，或者说年轻人与中年人身上。

从两代人对于读书意义的不同理解入手，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夺麦少年的热血和陈宏友的市侩，还可以一窥时代情绪的流动嬗变。

“求田问舍”撞上“刘郎才气”

毫无疑问，陈宏友教授的这番公开发言是不合格的。他所提到的“与美国人杂交改善血统”等言论不仅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也不符合他所向往的美国核心价值观。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类功利而市侩的想法在这一代人身上恐怕并不少见。陈宏友称这些话是在讲座开始前为了活跃现场气氛而说的，可见这的确是他在脱离了教学大纲后的真实想法，是部分中年人酒桌之上随处可见的场面话。

（改革开放深圳经典标语）

事实上，在陈宏友们所成长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人们对于个人奋斗的叙事和西方世界是饱含激情与向往的。寒窗十年，一朝金榜题名，大学毕业便成了天之骄子，在走向人生巅峰后将子女都送往美国。这是陈宏友的成功路径，他坚定地相信这条道路，并热切地向青年人兜售。

逆向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在这条路径上形成了完美的逻辑闭环，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退。

王小东提出，逆向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反面，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种族歧视，认为其他种族天生优于自身种族。这在国门初开的80年代是相当常见的一种思潮，但时代的的确确是变了，夺麦事件就是在这种观念碰撞的语境中发生的。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坐在台下听讲座的年轻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呢？

在他们出生时，中国GDP在2007年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仅三年后的2010年，中国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在他们成长并接受教育的时代，经济奇迹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城市家庭发现他们仅仅依靠房产增值就挣取了几十倍于年工资的收入，无数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并决定再也不回去。

（2009年百度知道提问）

那是一个进取的年代，虽然经济发展仍然是高积累的模式且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平衡，但增长红利普惠地提高了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困扰中国人的匮乏感几近消失了。

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下，逆向民族主义被爱国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所取代、功利主义转向理想主义是并不让人感到费解的。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早已融入这个人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

（茨威格在萨尔茨堡车站）

在教科书里，他们学到了最纯粹的爱国主义与理想主义；在生活里，他们所感受到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昂扬向上而非伤感沉郁的。

正是因为有了教材中要求背诵的“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一代年轻人才能在面对陈宏友们的规训时，有勇气夺下话筒，并向旧的时代发出剑的宣告。

（求田问舍与刘郎才气的典故）

当陈宏友们仍旧在用上一代的叙事教育他们并不了解的年轻人时，有学生会冲上台喊出“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也就可以理解了。

陈宏友们的功利主义叙事

尽管时代环境造就了这一代青年人，但在今天能听到“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这样的声音还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不是因为陈宏友教授的发言过于离谱，上台同学的这番表现恐怕很难收获全场掌声。

关于读书的意义，我们更常听到的表述是“读书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个人奋斗的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倒了集体、民族和国家的叙事。

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在励志演讲中所提出的“白菜土猪论”虽然未见得格调有多高，但在背后支撑这种论断的是中国社会的长期基本共识。

寒窗苦读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最有力途径，无数来自农村的学子经由高考完成了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为城市二三产业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

在读书求学这件事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在过去这场充满忍耐与苦难的民族行军中，工具性和价值性孰重孰轻的问题，置身其中的人们却往往没有时间和余地去思考。

时代赋予了每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些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的思想，往往有它的必然性。

就像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对于“节约”有着超乎寻常的偏执，哪怕节约的代价是花掉更多的钱他们也在所不惜。

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匮乏是无处不在的。即使现在物质条件极大富裕了，他们仍旧会保留着年轻时所养成的习惯，子女的苦心劝告在这种长达几十年的生活惯性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小红书热门话题“父母的冰箱”）

而陈宏友们对于功利主义的追捧和对宏大叙事的厌弃也是相似的道理。

他们大多在童年时期就经历过社会思潮的大断裂，对于一段极端的历史时期有过切身或是极其接近的体会。这种体会所带来的就是对于宏大叙事的麻木与无感，或许当陈宏友听到上台同学喊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后，错愕的感觉会瞬间化为一阵恐惧。

任何世代的群体情绪都是时代的创伤应激障碍，宏大叙事的口号并不在陈宏友的生活经验里。在他“不够了解”的00后群体中，对于宏大叙事的麻木和恐惧已经被持续而可预期的进步所驱散。

（时代标语）

喊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固然是时代的进步，宏大叙事的回潮，但我们仍旧需要思考，这样的转变到底是出于哪一种原因？

在为时代风气的改善叫好后，这个疑问仍惴惴地挂在我心头：功利主义土壤的消失，到底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改善使人变得高尚，还是因为读书的收益没有过去大了？

（《中国教育报》2023年02月20日第3版）

这是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问题，但在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再是天之骄子的年代，“穷人改命”叙事虽然庸俗，但终归还是要更可爱一些。

读书是目的而非手段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双重思想”（Doublethink），相比于这本小说贡献的其他时髦概念，双重思想显得平淡了一点。双重思想是指一个人能自洽地同时拥有两种相矛盾的思想，并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合适的思想。

陈宏友没能够贯彻好这一概念，在不合时宜的场合说了相当不合时宜的话。随后上台抢麦的这位同学做的要更好，虽然他的表达是口号式的，但在当下的情境里是合适的。

人总是需要活在双重思想里才能扮演好自己在社会里的角色，以至于这种思维运作常常让人感到疲惫。

在读书这件事上，人们习惯于将许多无关的叙事与它捆绑在一起。陈宏友告诉同学们读书是为了做官发财，是为了提升伴侣质量，后面上台的同学更是将读书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

这两种思想在特定的情境下都具有合理性，但它们都对读书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其实，无论是一个庸俗的精致利己的世界，还是一个虚构的宏大的世界，都只会让人感到倦怠。

读书若是单纯出于功利的目的，当我们发现即使大学毕业了也找不到好工作、生活品质远远不如“小镇贵妇”时，优绩主义的陷阱会让我们堕入深深的迷茫中。读书若是单纯出于某种宏大的愿景，所遭遇的迷惘亦不会少。

我们读书，不一定是为了求田问舍，更不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以帝王家”。不愿做许汜，但又当不了刘备，当那些各式各样的幻梦一个接一个破碎后，唯一能充盈我们人生的只有读书的直接产品：知识、经验与阅历。

（电影《华氏451》）

我们应当承认，大部分人在奋力备战高考或是考研时，心里所想的不过只是尽自己所能保住一份普通人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无涉任何宏大叙事的，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纯做题也很难帮助一个人实现上文所述的任何一种宏大叙事。

梁文道说，读书读到最后是让我们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能被一两种叙事所概括的，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的人生当做目的而非手段时，才能与内心的“双重思想”达成和解。

（人生是目的而非手段，《四重奏》）

庐江中学的此次夺麦事件，展现的是中国代际之间价值观的激烈碰撞，时代的氛围与情绪影响了人们，人们也用行动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品格。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功成名就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不意味着读书的结束。

因为读书不应当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这句话永远不会出现在百日誓师大会的发言稿上，但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都能用得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