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生育”新政，不是“倒退回三妻四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播客（ID：thethinkerFM），作者：卓睿、周发发，原文标题：《谢晶 李亚姣｜“非婚生育”漩涡中的女性主义》，头图来自：《使女的故事》

1月末，四川省发布新版《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取消了对于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引发舆论强震。有人揣测，在新生人口数再创新低的大背景下出台此类政策，包含着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之后几周中，尽管官方已作出回应与解释，这条新规在舆论的演绎中仍被不断发酵：从“鼓励生育”到“鼓励非婚生育”，从“承认私生子”到“倒退回三妻四妾”，这场本由四川新政引发的议论，已经演化为一场与具体政策关联不大的婚育观念大辩论。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谢晶老师与东京大学的李亚姣研究员，一同回顾这场大讨论中几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在回应这些观点的担忧之外，我们也讨论了观点背后可能存在的思维定势、育成这类定式的文化语境，及其可能遮盖的政治经济问题。直面家庭内的“无偿劳动”为何是理解性别议题的关键？性别议题与阶级议题是否存在优先级上的冲突？生育的商业化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希望两位嘉宾的观察与思考能为这场“无解”的讨论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本期嘉宾：

谢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李亚姣：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

生育政策与生命政治

周发发：四川省在2023年初推出了新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其中取消了对于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消息一出便引发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如果我们近几年一直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其实会发现近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改革的步伐是非常快的，包括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等。这些关于生育的政策在出台过程中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讨论，但似乎都没有四川省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性管理办法引发的讨论激烈。

2月15日起施行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更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这次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常经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现在很多观点认为，在出生人口再创新低的背景下，推出这样的政策其实包含着非常强烈的为了拉高生育而鼓励非婚形式生育的动机。拉高生育率有可能不是这条具体政策最直接的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十四五”规划对于生育政策的整体要求，其中就包含了“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想先问一问两位老师，国外有没有为了拉高生育率而推出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政策的先例，它实际的政策效果是怎么样的？

谢晶：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人口负增长，所以政策制定者会想至少从政策的角度去拉高生育率。但首先我希望澄清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在“鼓励”非婚生育，或者说婚外生育？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鼓励”非婚生育。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我们国家曾经不仅是“鼓励”，而且是“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后来变成是鼓励二胎、鼓励三胎——这是政策意义上的“鼓励”：它是会给予一定优惠的，比如福利、医疗、养老上的优惠。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只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在领养老金的时候会多出一笔来，因为他们遵守了独生子女政策；还有教育上，比如很多西方国家现在也是人口负增长，它也鼓励生育，如果是多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上面可以有所减免——生得越多，教育上面的减免就越多，这些叫做鼓励。

据我所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鼓励非婚生育。也就是说，当一个未婚妈妈生孩子，会在福利、养老、教育上面得到更多的优惠，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去鼓励非婚生育，而只是说减少不同身份的孕妇受到的不同等待遇。比如，原来一个孕妇拿不出结婚证，那么她就比其他孕妇能够获得更少的医疗上面的福利。这其实是一个趋向于平等的政策，而不是一个鼓励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比如说我比较了解的法国，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远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女性在怀了孕之后，她们受到的待遇，比如说医疗、孩子教育的资源是一样的，不会根据婚姻状况对不同的孕妇区别对待。

至于出于平等原则而出台的这些政策是不是能够拉高生育率，我觉得可以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为什么生育率会这么低？如果说里面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有很多的未婚人士想生但是不能生，那么这个时候在未婚生育上面做文章有可能是有效果的。但是据我观察，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生育率低，并不是这个原因。

周发发：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也听到说出台这样的管理办法只是为了拉平之前的差别化对待，但在当前的舆论中，却被演绎成了“鼓励非婚生育”的说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社会对于非婚生育和非传统形式的生育模式的出现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默认生育模式就是以婚姻为前提的，现行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生育的“强捆绑”是怎么出现、制度化以及文化化的？

谢晶：一夫一妻加上孩子的核心家庭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的产物，在西方基本上成型于工业革命之后，在我们国家则是建国之后随着所有这些法律，尤其是婚姻法的制定而形成的。

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婚姻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种理解方式就是用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所谓的生命政治就是，现代人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可以以政治方式去开发、利用、统治的资源。简单地说，生命政治里面有两极，第一极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个体的身体，第二极就是群体意义上人口的复制、管理等。

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的现代国家模式，它的priority就是对于生产力的复制。因为现代国家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生产力，所以对它来说，一夫一妻制是很有好处的。不仅是广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工业革命之后树立起来的现代家庭的形象，就是男性在外面工作挣钱，他是养家糊口的人（breadwinner），然后有一个家庭主妇（housewife）在家里面提供照料，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来说非常“好用”的婚姻家庭形式。

如果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人对于非婚生育的担心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这种非婚生育或者多元的婚姻形式，对于我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它是不太好用的。

李亚姣：我们最近在读《始于极限》第四章，正好讲的是结婚这个话题。日本的大部分人一谈到结婚，其实主要还是围绕孩子，因为亲密关系当中一旦涉及孩子的话，就会产生一系列有关财产继承、福利等尤其是经济财产方面的关系，所以在围绕结不结婚的关键节点的时候，孩子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但日本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事实婚。日本在很多制度上倾向于效仿美国，所以最近在日本国内关于承不承认同性婚姻这一问题也是展开了全社会的讨论，争议还是非常大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周发发：刚才谢晶老师在讲，一夫一妻这种核心家庭模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有效率的组织模式，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派，包括像李老师比较熟悉的上野千鹤子，她们就会说，要是我们把视角放到再生产领域，就会发现由于女性同时要兼顾再生产和生产，这种平衡是很难维持的。

谢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我所谓的“好用”，就是说这个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很好用，而好用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在资本主义不需要为再生产买单，这是包括上野千鹤子在内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的事情。生、育、对老人小孩的照料、抚养等所有的事情，现在都是无偿化。不需要为再生产买单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面，所有这些活动是不产生利润的，它既然不产生利润，我就不需要付家庭主妇工资。

这一套生产和再生产的性别化分工，它与平等的原则其实是相矛盾的。所以当女性也通过接受公共教育，通过进入公共的经济领域，她现在也想要成为一个生产者的时候，她就不再愿意去从事再生产的活动，她不再愿意去做一个无偿的caregiver。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我们生理结构、性征、生理功能上面的差异，这个社会如果它想要人口不断更新，并且想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劳动力的话，它需要女性去从事生育的活动，至少是生的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这就变成一个无解的问题。甚至它不仅变成一个无解的问题，在这个逻辑之下，大家必然都不愿意再去生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逻辑是把整个的生育都变成投资与回报的过程——当我们把生育变成一个付出劳动与有所收入的过程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亏本的生意，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跳出这样一个权利与义务、生产与消费的逻辑，因为整个逻辑把生育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并且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跟我的学生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观察到现在的女性青年，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知的女学生，她们对于生育的整个representation就是在算计我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我又必须要为它付出什么。

我自己是一个妈妈，我认为生育孩子不能被简化和还原到这个程度。政治经济的话语和契约式的生产与消费话语，都根本没有办法去诉说它里面包含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人之为人来说是非常根本的生存经验。

周发发：我还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在中文的出版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日本社会学家。在全球范围内，为什么日本学界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

李亚姣：1980年初的时候，上野千鹤子去美国留学，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参加了一个杂志的连载，最后把文章集结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其实主要是一个二手文献的简介，是围绕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意大利、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为主的女权经济学家提出的“家务劳动也是劳动”等经济理论的讨论。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所以当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转了好几手，才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讨论概况。当然上野在这个概况之上，加上了她自己对当时讨论的解读，以及她对于资本制与父权制之间关系的认识，她认为两者是独立的。同时我也要补充一下，其实也存在被称为资本父权制“一体论”的讨论。也就是说资本制是如何需要父权制、建立在父权制之上，而父权制又是如何跟资本制形成耦合关系的。

刚才关于一夫一妻异性恋的讨论，如果以性别研究的视角来看，它就叫做“异性恋婚姻的霸权”。在近代，性、恋爱、婚姻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互相缺一不可。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恋爱”这个词语，它也是最早从日文逐渐转换成中文，才在我们的中文当中出现。在我们全球化的当下，异性恋婚姻体现出来的霸权性和无可撼动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明显的。

阶级与性别的交叉问题

周发发：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舆论里，我有点惊讶的是一些男性对这个政策的反应，他们最担心的可能并不是这个政策会让很多女人选择做单身母亲，他们更多担忧的是这个政策可能会承认私生子的存在，担忧女性会更愿意给上层阶级生孩子。这让很多自称是“底层男性”的人，觉得自己变成了政策的受害者。

其实在之前的很多事件中，我们也经常能听到类似的声音，一些人会觉得女性权益倡导者倡导的是中产阶级女性的权益，而这些诉求伤害到了底层男性的利益。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对于经常出现的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结合的讨论，你们的观察和思考是怎么样的？

谢晶：阶级与性别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凡是从事性别研究、想要在这方面去推进行动的人，一定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你们在性别区分上大做文章，但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是阶级区分，而不是性别区分。

舆论的担忧在于如果我们放开非婚生育的话，是不是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