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手语翻译，帮听障人士“说”出“我无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小迟，制作人：印璇，编辑：也卜，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你肯定不记得小的时候，当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会手舞足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等到学会了语言，掌握了文字之后，你就不再用手说话了。但是，对于今天的讲述者小迟来说，用手说话就是他的日常工作。因为他的职业就是一名手语翻译。

小迟听力正常，聋人称听力正常的人为健听人，或听人。他每天都在帮助聋人朋友们，解决他们在与听人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听人通常因为很少听见聋人说话，就称呼聋人为聋哑人，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叫法。因为聋人的发音器官并没有残疾，而是因为听不到自己和他人的声音，不能模仿和辨别，有声语言的学习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极其困难。

而手语，是聋人沟通的主要语言。

手语翻译是在 2007 年才被劳动保障部认定为第八批新型职业的，但今年 32 岁的小迟，实际上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手语翻译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一、母语手语者

大家好，我是小迟，今年 32 岁，现在在大连，我是一名手语翻译。

我学会的第一种语言是手语，而不是说话。

因为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的父母、伯父伯母、三爷爷都是聋人，都可以算是一个聋人家族了。他们的同学、朋友等等所有的社会关系也大部分都是聋人。他们经常来家里吃饭或者带我出去玩。

到我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一个月待在父母家，另一个月待在我外婆家。我外婆家除了我母亲之外都是听人。所以我相当于是在这样双语的环境中长大的。

从我有印象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的父母和别人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听不见的，需要用手语沟通。

我记得我七八岁那时候，还和他们一起睡。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了，当时灯都是关的，我就听到房间里好像有东西在动，我就很奇怪。我借着月光，看到是我父母两个人在聊天，关着灯聊天。

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已经知道手语是需要光源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仔细地看他俩怎么聊天。我才发现他们通过摸着对方的手，摸着对方的脸，来知道对方在打什么。我觉得那一幕还是很浪漫的。

之所以小迟的父母还会在黑暗中抚摸彼此的脸庞，是因为表情和身体姿态也是手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类似于口语中的语气词和副词。

例如“不知道”这个词，手语的描述是“一个手掌置于前额，然后向另一侧划过，同时需要脸露出疑惑状”，这时候，面部表情非常关键。

而身体姿态，不但可以在描述动作的时候体现动作幅度的大小，而且在用手语讲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在其中区分不同的人物和角色。

小迟小时候就发现，手语包含的夸张动作和表情常常会吸引来众人的目光，但他作为聋人子女，手语是一项他必须掌握的技能。

我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手语翻译了。因为家里开涂料厂的，我爷爷、姑姑、伯父伯母，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在这个厂子里工作。

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订货的电话，如果我爷爷不在，家里其他人是听不到的。他们只能通过看到电话灯亮了，知道是电话来了，如果附近没有员工，他们就只能找我去接电话。

我接了电话会说“你好，这边是建华涂料厂。”对方可能就会说“我需要几桶涂料。”我翻译给我母亲，我母亲就会打手语让我问对方“是要内墙的，还是外墙的?”我再翻译过去，对面可能说“内墙要五桶，外墙要十桶。”这样我再翻译过来……

其实这个过程里，很难翻译的是颜色。包括现在手语里面除了几个基础颜色外，比如赭石这样其他的一些颜色都很难形容。一个涂料厂里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最后我和我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我母亲拿着涂料色卡，让我看着这些颜色，比如当对面说要两桶粉红色的时候，我从纸卡上给我母亲指出来。

二、我的手语学校是驾校

长大之后，小迟日常除了帮助自己的家人，父母的聋人朋友偶尔遇到沟通上的麻烦，也会给他打电话。

小迟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手语翻译对于小迟来说并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小迟 21 岁那年，有一天市聋协发了一个手语翻译的招聘通知，一直在聋协工作的母亲鼓励小迟去试一试。

当时是 2010 年左右，大连要成立一家聋人驾校，但是没有合适的人能去做翻译。虽然我小时候有翻译的经历和手语的环境，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我跟父母交流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家庭式手语。我们创造的家庭手势拿到社会上跟聋人交流的时候，并不通用，所以我当时心里是打鼓的。

但我母亲和我说，聋人驾校对聋人来说是一件大事，这个群体这么多年都没办法像听人一样学车或者通过开车获得工作，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但是没有翻译他们还是学不了。我就决定去试一试，我就去残联报了名，后来正式地转入驾校里面了。

当时它是中国第三家聋人驾校，其它两家都在北京。当时聋人学车的需求很大，所以大量聋人从各地来到大连学车。

刚进驾校的时候，我是很懵的，因为我发现全国各地的手语都有方言，大家一下子都聚在一起，我之前那些和父母交流、和本地聋人交流的经验，根本不够用。

比如说上海手语和北京手语，这两个地方的手语差别特别大。

北京的手语方言喜欢借音，比如我们说“垃圾”这个词。北京手语的打法是先打一个“坏”，再打一个小鸡的“鸡”，这样它其实是借“鸡”这个音。在手语翻译的圈子里，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北京的“鸡”是战斗鸡，因为它的作用太多了，“机遇”、“机会”、“机器”这些词都这么用。

但上海手语更偏于借象。“早晨”这个词，是先摸一下下巴，他们的理解是早晨的时候人会刮胡子，把下巴刮得特别干净。而“下午”这个词，就是在早晨词的基础上在下巴下面有一个动作手势表明长出胡茬来了，借此表示下午的意思。

因为通用手语的缺位，如果想要和各个城市的聋人有效交流，小迟就要迅速学习并掌握不同城市的手语方言。

并且就像小迟在翻译涂料颜色的时候发现的，手语中类似于复杂的颜色、名词这样的词汇，还存在很多空白。

在学车这样特定的使用场景当中，相关的专业词汇也需要通过使用者自创来完成。

当时学车的这套东西，比如 挂挡、踩离合、松离合、转向灯等等这一系列动作，都是没有手语规范的。需要我们自己发明，编出一套自己的用语。

新的聋人来了之后，我们会先把手语动作教给他们。比如我做一个挂挡的动作，再打一个挂挡的手语，这样他们就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当时我就和教练还有前几批聋人，一起把这套流程摸清楚了，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很小的学车环境内的工作手语。

学车过程中教练是不能下车的，他全程都会在副驾驶坐着。这个时候为什么说手语翻译特别辛苦，是因为我们需要站在车外面，站在挡风玻璃的前面，给聋人们指示一个个点位。试想下如果手语翻译在后座坐着的话，聋人们不能一边开车一边把头转过去看翻译对吧。

夏天的时候我就在太阳下边晒着，晒得特别黑，冬天的时候就披着羽绒服一直跟他们在室外练车。那时候基本上每天和聋人们一起吃住，24 小时在一起。驾校只有我一个手语翻译，那些年我服务的聋人差不多千八百个是有的。

当我在驾校干了一两年的时候，市里面一些会议还有一些聋人的大型活动也会邀请我去做翻译。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的手语很牛了，感觉“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有一种年轻人的中二，或者说骄傲。

有一天我回到家，我爸在那吃饭，我就跟我爸说“我现在可牛了，聋人都很认可我，都觉得我手语可好了。”他听到之后就打了一段速度特别快的，特别聋人味儿的那种手语。他打完之后就问我“我刚才是在打什么，你给我翻译一下。”我根本没看懂，当时大脑已经 down 机了，我就没说话，自己回房间去了。

经过这件事，我就收起了我小有成就的这种感觉，开始真真正正地特别努力地去看聋人们的每一个动作。从这时候开始，我的手语开始进入从广度往深度扎的过程了。

在学车之余，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休息的时候，我就会看他们聊天。只要有一个词看不懂，我都会立即打断他们的谈话。比如他们在说一大段话，突然打出一个我不认识的词，我就会立即拽住他的手，问他刚才打的词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行为特别没礼貌，但是聋人们超级喜欢我这种行为的。看完这个词之后我需要把这个词记住，再去验证这个词的通用性，就是找其他聋人故意说这个话题把手语词打出来，看他们还能不能看懂。

就这样我又经历了两三年。当我在驾校干到四五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突然跟我说“你现在的手语真棒。”这五年的经历，换来了我父亲对我的认可。

手语的学习需要极大的耐心。同一个手语打法，小迟不但需要在不同城市的聋人之间验证，就连同一个城市的年轻聋人和中老年聋人之间，也会出现不适用的情况。

因为越早期的手语使用者，手语的打法通常更复杂、更啰嗦。更加概括简练的词汇是随着时间不断被创造继而慢慢流通的。

小迟在驾校的这五年，不但要负责学车时候的辅助讲解，还要帮助聋人们翻译衣食住行上的所有问题以及与校方的沟通。驾校成了小迟的手语学校，天南地北各个年龄段的聋人就是他的老师。

小迟在驾校为聋人学员和教练之间做翻译。图/讲述者提供

三、聋人看得懂的手语

2016 年的时候，大连市举办了一次手语比赛。当时很多聋人来找我说：“小迟，去参加呀。”

其实我当时对我自己手语水平是有认知的，我觉得我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了。但当我去报名的时候，我发现还要分专业组和业余组。

当时一个比赛的负责人就给我打电话劝我：“小迟，你别报专业组了，在专业组里跟你一起竞争的这些人，要么是学校里的老师，要么是残联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很专业的翻译。而你的手语，只是一种草根的手语，你的手语跟人家根本没法比。”我也很纠结，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手语到底是不是属于所谓的专业，但是我就问身边的聋人朋友们，他们异口同声：“必须专业组！”

那天是上午比赛，一共二十个人，我是第十二个上场的。比赛内容包括出一段汉语现场翻译成手语、播放一段手语翻译成汉语这样的双向翻译，还包括自我介绍以及自由发挥表达这几项。

在别的老师在台上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到台下很多聋人是有小动作的，还有的在偷偷打瞌睡，但等我站到台上的时候，我能明显看到聋人们望向我眼睛中的支持和期待。等我做完所有的比赛项目之后，台下掌声雷动，我看到甚至有聋人站起来为我鼓掌。

那场比赛我最后得了 98 分，第二名是 89 分，我获得了第一名。当时比赛请了很多学术界的大咖，包括编写《中国通用手语词典》的顾定倩教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资深的手语翻译前辈。比赛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圈子里的大佬中的大佬——方红校长，他走过来用一种特别兴奋的语气跟我说“小伙子，你就是一块璞玉啊！你要是经过培养，以后你可不得了。”

其实我当时是很懵的，我不认识这些评委老师，我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认可。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对手语最初的印象都来自于一些新闻画面中配有的手语窗口，它们一般很小，在画面的角落里。

新闻小窗口里的手语，就是这次比赛中，其他参赛的学院派老师们打出的手势汉语，也叫做文法手语。

它们只是中文在手上的视觉衍生，通常是把新闻播报的口语，逐字逐词翻译。

但是相关的学者研究中显示，百分之八十的聋人只能看懂新闻手语翻译内容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小迟小的时候，他也曾经陪他的父母围在这个小窗口前，看到他们偶尔会为看懂其中的一两句手语而欢呼。

而当年的这次比赛里，只有获得了第一名的小迟，打出的是符合聋人使用习惯的，聋人看得懂的自然手语。

直到后期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很多年，工作面涉及全国并且接触这些研究者们之后，我才知道，很多年来其实中国手语一直处在一个思维里面——手语应该按照汉语的语序打。

当时很多从业者都认为，只有按照汉语的语序打出来的所谓手势汉语，才是真正的手语。聋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手语反倒不是手语了，他们觉得那只是一种比划。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随着一些国外理论知识的进入，虽然当时我们这些在底层的手语翻译可能接触不到，但是在学术平台和专业领域里，大家的思维已经开始往实用手语，也就是自然手语这方面转换了。

我现在也才三十多岁，但就像当时如果让我现在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可以把手语打得很好，我也会很激动的，因为真的是会感觉到这个圈子后继有人了。这次比赛之后，再有人说我手语很土、或是草根什么的，我就都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

翻译学术会议。图/讲述者提供

四、我不能退出

比赛完之后，我又回到了一个很平淡的生活里。之后的半年里我就感觉虽然我受到了很多的认可，但生活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善。虽然每天都很充实，但是工资并不是很高，扣完保险什么的一个月就剩两千多块钱。所以其实当时转行的欲望还是很强的。但当时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坚定地决定就是不管赚多少钱，不管自己生活条件怎么样，我都要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

当时是辽宁四五十个聋人，自发式地组织了一次旅行，他们凑了钱，雇了一个司机，租了一台旅游大巴车就从辽宁出发了。他们全国各地转了一圈，在经过广西北海市的高速公路上，那台大巴车翻车了。当场就有两个聋人去世了，很多聋人都受伤了。

出事当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现在，马上，收拾好东西来机场……”当时是六点的飞机，我完全没有准备。我爱人都挺懵的，她问我“怎么了？你要去哪啊？”我说“应该是到南方，那边应该是出事了，现在急需手语翻译。”

当时是从广州转机，落在广州之后，广州下大雨，外面电闪雷鸣配上当时这种突发状况，我心里很害怕。到了北海机场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因为广西的手语发展是有些落后的，出了事之后，他们只能做这种最基础的救人和治疗工作，由于语言没法沟通，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从哪来的，除了知道他们应该都是辽宁的，其他具体信息还是模糊的，那时候距离案发都已经差不多一天时间了。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五十多个聋人的个人信息调查清楚。

当时受伤的聋人们被分别安置在三家医院。当我到了那看到聋人们受伤的样子，我之前那种害怕，有点慌的感觉就没有了。一门心思就想把这件工作给做好。

这些聋人有的手断了，只能一只手打手语，有的头部受伤，一只眼睛露在外面。我要配合他的伤势，所以手语还不能打得太快，还要反复跟他确认身份信息。等问出来了之后，我再给他写在本子上。差不多一上午加上下午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所有人的身份信息基本捋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我还看到一件事情。有一个聋人出事之后就立即做了手术，但当我到医院给他们翻译的时候，她儿子提前到了，跟我说“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妈腿里还有十多个玻璃碎渣没有取出来。”我问他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她说“我妈做完手术之后，她喊疼，但她没办法清楚描述自己的状况。”是他儿子到了之后，用手语跟母亲了解了情况重新拍片子才发现腿里边竟然还是这种状况。

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们国家的手语翻译人能更多一点，聋人他们受的苦也会少一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不能退出这个工作，我要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扎到这个行业里，一直做到我生命结束那刻。

在医院待了两三天的时候，一些聋人子女陆陆续续已经赶到了。当时我就观察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大连聋人和一个沈阳聋人之间。大连的聋人她的女儿来了之后，就可以给她提供翻译了，但是沈阳聋人的子女当时还没到，她还是没有翻译可用。

最后我发现他们是这样翻译的，由沈阳聋人先说出她的需求，让大连的聋人看懂，再由大连的聋人转换成大连手语以及他们家的家庭手语，翻译给她的女儿，再由她女儿来翻译给医生、护士或者其他需要翻译的对象。

我看到这一点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想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会手语并且还愿意为聋人做翻译服务的这些聋人子女聚在一起，建一个群，以备这种不时之需或者突发情况。当时很快的时间，全国各地就拉了将近一百多个聋人子女。这个群现在也还在。

五、不“认”罪的人

自那之后，小迟通过一年一年的慢慢积累，服务过的聋人越来越多，他的工作范围也从大连市扩展到全国各地。

小迟希望可以服务到聋人从生到死的各种需要手语翻译的时刻，他现在的工作内容不但包括聋人的婚礼、葬礼、就医、旅行，还包括协助解决 一些聋人父母和听人子女的纠纷等等。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服务场景，就是公安局和法院。

刑事诉讼活动中涉及的聋人必须通过专业的手语翻译人员来沟通表达。

有一个聋人盗窃的案子。当时是公安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聋人现在在看守所里，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翻译服务。”我第二天开着车就去了。

当时公安之所以要请我去，是因为他们说这个聋人就是不认罪，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晰包括视频录像、证物、证人指控，所有的东西都有，但他就是不认罪。想让我去跟这个聋人沟通一下。因为盗窃的案子可能进去也就两三个月就能出来的，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认罪。

到了看守所之后，我看到了这个聋人，他当时整个人状态是很局促的。我用那种很自然的手语跟他打招呼，我打手语说“你好，你是哪里人，我是你的手语翻译，我来为你做手语服务。”当时他一下子就感觉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一下就很兴奋，他打手语跟我说：

“你的手语我能看懂！你能帮我跟警察同志说一下情况么？”

“当然可以啊，我问你这些事都是你做的么？”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没不认啊……”

我就转头跟警察同志说“他说他认罪，他没不认。”警察同志也很懵，他说“明明之前给他换过两个翻译了，他都不认罪。”聋人跟我说“之前公安局请来的翻译，他的手语我根本就看不懂……”这个聋人只念过小学一年级，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

最后很顺利的，他签了字，所有的东西都认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就因为手语沟通的问题，这件事办得这么麻烦。

我自己理解，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语翻译，可以分成三派。第一派就是像我这样的聋人子女，也叫 CODA (Children of Deaf Adults)。第二种是学校里面学的叫科班派或者学院派。第三种就是在社会上因为热爱或是其他原因自学成才的。

像我这种翻译和其他两派翻译的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就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 CODA 从小跟父母交流的时候，更多的是要通过手语向父母要东西。我们打手语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让父母看懂，如果他们看不懂，我们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但是学院派和野生派，他们更多的是从词汇本身或者句子本身入手。

比如“妈妈，我想吃一个苹果”这句话，作为聋人子女，可能不会先打苹果这个词，他更可能的是打甜甜的、脆脆的、大大的、圆圆的等等各种描述性的词去描述他的需求。而平常的一个听人，如果跟聋人接触得少，学再多书本上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太有用的。

疫情期间穿防护服去看守所为聋人做翻译服务。图/讲述者提供

随着接触的案件越来越多，小迟也发现，聋人群体面对的更大困境，其实是信息获取的障碍。

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缺乏，让聋人很容易受骗。

而另一方面，大部分聋人对法律规则的不了解，使得很多案子审到最后都会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聋人子女的身份，让小迟更加能理解聋人们的处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他都要通过阅读心理学的书籍，排解白天工作的时候产生的无力和痛心。

有一个发生在聋人群体内部的诈骗案。行骗的这个人是一个聋人子女，他听力正常，利用自己又会手语又会说话的优势，骗了很多聋人。

而且他行骗的方式特别低级，他印了很多假的房证。他自称认识一个老板，老板的房子急需出手，房子原价是一百多万，在他这二十万就能买到。他不但印了假的房证，他还印了很多假的驾驶证。他去跟聋人说，只要给他三万块，就不用考试不用学车就能拿到驾驶证。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二十多个聋人都上当受骗了。他们对CODA信任度很高，因为觉得他是聋人的孩子，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当时那个案子还牵涉到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知情并且参与其中的，最后也都定罪了。当我为他父母打手语翻译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说“这全部都是我儿子干的，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

当时有一个跟我一块去的实习的小翻译，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他就特别沉重。他跟我说“这父母怎么能这样，怎么把所有的罪都推给儿子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与聋人的接触来判断，他的父母并非一定不爱他的儿子，很可能他们俩的想法就是，儿子是主谋，他让我们这么干的，所以我们做的事并不是犯罪。

就像这样的好多聋人犯罪之后，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了，只会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正常的事，为什么要抓我。

一个聋人，因为沟通的问题，受教育程度受限，最终导致不但听不到声音，连看文字也看不太明白。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会中，别人说话听不到、电视、广播都听不到，就算有字幕也没有用，关键的信息无法进入他们的脑子里。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网上借钱变得特别容易，一刷脸就把钱划走了。就随之出现了一批专门去骗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这些聋人，通过这种贷款的方式把钱转出去。尤其在这两年，我接到的这类案子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要么说手语翻译是什么？是一座桥。如果你把手语翻译给切断了，聋人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这就是一个个孤岛啊。

之前好像有一个记者问过海伦凯勒，他问如果你有下辈子，聋与盲间如果必须选一个，你选哪个？海伦凯勒说“我选择盲，我不选择聋。因为盲，是人与物的隔绝，而聋，是人与人的隔绝。”

六、沉默的孤岛

过去疫情的三年，小迟用一大部分精力经营起自己的媒体号，为聋人们翻译一些重要的新闻和政策。

无论是病毒还是新技术，每每有新事物产生，对于聋人群体来说，都是成倍的潜在危机。他们无法及时获取信息，也无法快速应变。身体上的障碍，在隔绝的系统中，早已经演化为精神上的隔阂。

平常生活中，听人对聋人有什么需求么？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大部分人都更愿意站在一个立场上，就是觉得聋人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从听人身上获取帮助，听这些话听得更多。

平常我们一个听人去找工作，更多地是通过招聘会或者网络。但是我发现，我周围大部分的聋人，他们找工作的方式是熟人介绍——由另外一个聋人作为招工人去招聘这些聋人。这当中会出现很多所谓的黑中介，有一些聋人就在里面钻到了空子。

但很奇怪的一点就又出现了，因为就算是这样，聋人还是愿意相信聋人介绍的这种。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变成，虽然聋人群体都生活在这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但不是地域上的封闭，而是与外部产生的一个沟通上的巨大隔阂。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迟的妻子走进来送了两盘水果。她怕自己的说话声音被录进去，就很自然地跟小迟打了一段手语交流。

我们的制作人突然发现，安静的房间里明明是三个健听人，但这一刻，她成为了“听不见”的那一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小迟，制作人：印璇，编辑：也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