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落叶张 书评人

英国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国度。她曾号称日不落帝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她是近代的世界霸主，是人类进入新时代的引路人。 

 

但我们今天谈到英国，往往将她作为一个落寞的帝国，作为美利坚的附庸。但是，英国的民族语言——英语，现在仍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蕴涵于她民族气质之内的“英国风度”，让人钦佩敬重，也让人神往不已；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观念——分权、全民选举、法治、行政从属立法、政府对选民负责等政治原则，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效率化等政治要求，以及政党制、内阁制、文官制、地方自治等法律制度，均起源于英国。 在英伦三岛，诞生了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英国在为近代世界所做出的贡献，足以使得世人景仰。 

 

 

谈到英国文化模式，首先必须谈到她的政治。因为近代政治上的领先是近代英国全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主要原因。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平稳地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基本都会通过武装暴动和武装革命去打破国家机器，然后建立起一个新的符合各边利益的国度。而英国则不然，处于国家制度根本转折点的“光荣革命”，只是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 

 

在《英国文化模式》这本书中，追溯了英国的历史，试图去理清英国政治的渊源和脉络，去寻找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的历史必然性。作者从英国历史进程，英国自由的传统以及君主立宪制的形成三个方面出发对英国政治模式进行了阐释和总结，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 

 

1.从历史进程上来讲，英国没有经历过罗马共和制，自行发展的部落酋长制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后打断，形成部落军事民主制（亚瑟王的故事即在这个时期）。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建立了封建制度。但在建立封建制度之后，王权和领主权都非常明确。比如国王仅仅负责分封土地，收取封建义务，维持宗主权，军事领袖等等。国王的权威来自于血统和武力两个因素，就其根本而言，血统用于掩盖武力。 

 

2.英国有着自由的传统。相比于德意志王权的由强至弱（导致松散地分裂），法兰西的由弱至强（导致强大的集权），英国至始至终王权和诸侯的权力处于相对平衡。国王越权，则会导致联合反抗，领主越权，则会被国王号召讨伐。贵族与国王长期的斗争，产生了限制王权的思想，最终亦相互认可的约定确立。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明确“抵抗暴君的权利”，被誉为英国宪政之基础）、随后的《牛津条例》《威斯敏特条例》（明确“公众选举的权利”）、14世纪的《约克法令》（开始“国王在议会”的政体制度）等等； 

 

3. 当个人野心（都铎王朝）加民族利益（海外贸易），才顺利形成了一个专制主义的英国。但专制主义的都铎王朝其实已经是君主立宪制的前奏。长期以来领主与国王间对于限制王权的斗争已经开始向下级蔓延（议会斗争），加上政治思想家的铺垫，面对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之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顺利地借助历史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根本的改革。 

 

4.体现出的特点，第一是平稳，各个时期的变动，都是平稳地衔接。第二，在冲突中融合，保守与进步尽管有冲突，但两种潮流最终都选择了两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方案。第三，是对抗传统的方式，往往是对旧传统进行新时代的解读，赋予它新的意义。 

 

作者的意图很明显，是去寻找一种必然性。因为具有必然性的东西，才会具有普遍意义，英国政治的经验，才能被普遍地运用。但我不得不说，作者对于这种必然性的寻找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在很多地方，我认为需要补充一些甚至带有偶然性原因的因素，才能使得整个推论成为理所当然。 

 

 

固守传统，换言之即是对于历史的崇拜。作为对比，不妨从熟知的中国历史入手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与此时英国境况最为相近的就是西周分封制普遍建立之后，或者一直到春秋时代的前期。中国的分封制最终的结果是战国七雄、周室灭亡、始皇统一。而英国则形成了王权与领主权力长时间的相对平衡。 

 

不妨对比当时中国与当时英国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在于生产力。黄河流域温和的气候，适合耕作的土壤以及充沛的水源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化。第二，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支撑起了发达的精神文化。相比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英国古代生产力相对低下，没有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远离欧洲大陆使得英国人极少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其上古历史主要是军事部落间的掠夺战争。诺曼征服也并没有带来多少足够先进的文化。古代英国生产力低下，又缺乏外来文化，导致精神文化发展程度相对低下，可能只有少数贵族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我们知道，西欧古代的教育是以学习宗教知识和掌握拉丁文作为目标，所以这种文化素养并不值得高估。第三点，相对于后世中国总是提祖宗之法，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却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场面：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孔子站出来主张“名不正，言不顺”，却周游列国毫无所获，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恪守传统，所以“传统”这个词，绝不是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东西。而英国却形成了恪守传统的民族性格。 

 

可以说第三点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的结果。生产力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发展，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早熟。当英国迷茫于“王的权力来自于何方，王应该向谁负责，如何进行权力的更替”这些基本的问题时，中国在商代已经形成君命神授的观念，在周代确立嫡长制和昭穆制（《商文明》这本书提出商代也有类似于昭穆制的乙丁继承制），到东周时期，各种学派从各种角度出发的各种学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命题，这些都是古代英国所望尘莫及的。 

 

当一个民族缺乏思考的能力，缺乏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时，遵循古制往往成为最佳选择。就如信仰宗教的人们，在无法解释现实时，都会将其归为主的惩罚，主的恩赐或是命运的安排。而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一种遵循古制的状态，这对其民族精神肯定会有重要的影响。民众很容易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所以，我认为，长时间的处于混沌、野蛮和落后，尤其是缺乏先进文化，这是英国保守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起源并不高贵的性格，却让英国后世受益无穷。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作者已经提出了英国政治嬗变的最主要方法就在于对传统进行符合时代的新阐释。 

 

自然语言有它的无法克服的缺陷，比如词语多义，比如词义随着时代在变化，比如日常语言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它的语境，甚至包括语言体系的缺陷和自相矛盾。《自由大宪章》中明确了领主有着“抵抗暴君”的权利，后来直接被解释为全民的权利，被解释为全民拥有自由、拥有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利。《牛津条例》和《威斯敏特条例》所规定的选举权最终也被扩大为全体公民的权利。 

 

更奇特的例子是英国议会的产生本来是作为国王征税的便利条件，但加上《自由大宪章》中“抵抗暴君的权利”之后，议会最终变成了抵抗国王的前哨。英国的议会利用对历史的新阐释，其权力越来越大，从征税到形成“国王在议会”的混合君主制政体，再到凭“限制王权”的要求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标志，到作为近代代议制的实践，最后到达高于君主的地位。 

 

《权利法案》也是一个例子。因为它并没有规定主权属于国王或是议会，只是重申14世纪《约克法令》所规定的“国王在议会”原则。可就是重申中权力重心的那一点点偏转，使得多数人组成的议会战胜了“孤家寡人”，最终英国国王成为了虚设的元首。《权利法案》也并不是结束，工业革命让无数无权阶级上升，让无数贵族没落，议会从它最初所代表的贵族寡头制开始向真正的全民民主制度转变。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根据时代对传统赋予新的意义。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因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分封制所带来的后果，要么是国王成为失败者，成为一个分裂割据的乱世，要么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日本的战国时代，德意志长期的分裂，中国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 

 

固然有着部落时期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影响。抛开这种遥远的影响来说，这种平衡根源于其初始，也与其过程有关，分以下几点概述。 

 

第一，我认为与英国的地理状况有关。英国的气候、地形相对单一，在诺曼征服后分封列国时，非常容易分配出实力相对平衡的国家。国土面积狭小，加上分封数量众多，也导致了各国实力的相对弱小。 

 

第二，英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以及其落后的思想观念，也导致了一种“小国寡民”的普遍心态。同时，落后的生产力也不足以支撑过多的掠夺战争或是其他名义的征伐。 

 

就地理因素和生产力因素对政治的影响这点深入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在世界古代史上，能够长时间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只有华夏文明和印加文明。而这两个文明所诞生的土壤，偏偏又是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极易形成割据势力。这里极易形成一个悖论，适于割据的土壤产生了中央集权，而相对单一的环境却保证了相对均势。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平衡被打破之后，往往会在这两个极端摇摆。但是我试图给予一个较为明晰的答案。 

 

割据地形的确容易产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一体化，但在单一的环境中，如果生产力包括交通手段的落后，也同样会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一体化。在这里起决定因素只能是生产力和基于生产力的精神文化。军事掠夺有部分源自于自身资源的不足，但更多的源自于对自身资源的不满足和过度需求（土地、黄金、人口、控制权等），但军事掠夺又必须依赖于自身的现有资源。所以，英国生产力落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 

 

第三，东周王权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产生在于国王军事权力的没落和诸侯实力的强大，王权的没落在于国王所拥有的土地和军队远远不如诸侯，只是拥有形式上的宗主权，很容易产生僭越。而英国的国王其本身也是一个领主，而且不像周王只拥有二百里王畿之地，英国国王本身会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号召力。 

 

第四，分封的层次上，英国形成了君主-领主-贵族的权力体系，但贵族又直接向君主负责，打破了上下的权力控制，既有层次又相对平行。这一方面利于削弱领主权力，另一方面又不与抗争王权相抵触。 

 

第五，英国固守传统的性格。诺曼征服是一个力量构成复杂的军事联盟，其征服前的结盟与征服后的分享成果都以约定为基础。这种对权力的约定，对英吉利民族来说，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作为一时抗争结果的约定，比如《自由大宪章》，往往又会成为长久的约束力。 

 

第六，就这些约定来说。约定本身强调了一个前提就是国王是领主权力的来源与保障。所以，当有领主觊觎国王的位置，那么必然有其他领主为担心自己的权力被损害而保护赐予自己权力的君主。另一方面，当国王僭越权力范围的时候，领主又会担心国王无视约定之后，自己是不是会受到同样的待遇，于是也会联合起来反对。 

 

第七，长时间的文化和物质落后，英国也没有出现一个有足够实力的野心家。在中国，几千年来，有着“士”这个阶层。这个世界的你争我夺，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拥有知识的聪明人挑起的。 

 

第八，权力中心的吸引力问题。在中国做皇帝实在是太有诱惑力。山明水秀，幅员辽阔，而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万万子民，文武百官，而君要臣死臣却要谢主隆恩。锦衣玉食，后宫佳丽三千，肆意掠夺，却无任何约束。所以中国人总是揭竿而起，总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有着昔为臣下今为天子的故事。如果一个古代英国人想要得到这样的待遇，有几个困难：这个国家没有这样的物力，这个人没有这样的才能，这个人无法打破英国人为数众多的传统和束缚而重新建立全新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意识，这个人根本想象不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皇帝。 

 

 

这些原因之中，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并不同意历史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因为这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全然相反的，不能用它们的协调去解释经验研究的失败：事实上并没有找到“必然”，而不是因为“偶然”是在“必然”之中。 

 

对于英国政治模式的演变，我认为有非常多的地方需要总结和学习。当我们在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相信彻底的革命才能让社会进步时（甚至曾经让它等同于武装斗争），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冲突固然是进步的动力，但是融合才可以让国家稳定。流血冲突能带来进步，稳定融合的过程中就不能带来进步？ 

 

用中国儒家传统的观点来说明，天下的大义在于王道的推行，而什么是王道，绝不是任由人民为了彼此的差异和仇恨去流血去冲突，因为用霸道所建立的和平终究不会是长久的盛世（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又比如英国的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军事力量说到底是一种强制，又如何能根本解决矛盾？），而贵在一个“和”字，贵在一句：“天下大同”！ 

 

但是，中国亦书写了世界封建时代最辉煌的一页。英国的历史固然有着她独特的一面，有着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她终究来自于一种复杂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等等等等，适合我们国家历史政治传统的，才是值得吸收的，否则全盘照搬，即使康有为和梁启超亦能托古改制，也只会带来戊戌变法一样的失败。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这本书中，关于英国近代经济这一部分的有个大标题为“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可见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上去研究，而不在于去物质层面。 

 

从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既不缺乏知识，又不缺乏发展潜力，而是受到了社会的压制；生产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和知识得以运用；即社会的潜在结构是鼓励发展生产（生产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还是一个社会的本质必须维持现状（因为变革会打破平衡）？ 

 

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们国家），这个观点很容易说明。正是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使得我们有了对现代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的追求，而我们固有的传统经济结构因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改变。 

 

作者鲜明地指出，最初的工业国家的动力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来自于人的贪欲。但是贪欲本身可以转化为无耻的掠夺和抢劫，而非工业化现代化所真正需求的“企业家”精神。所以只有当人合理的谋利动机转化为合理的社会行动，才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动力。而“合理谋利”正是英国所拥有的“工业民族精神”。其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英国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其城市拥有特权，其贵族的土地没有免税权，亦形成了独有的社会结构（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和工资劳动者）。中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都需要用劳动来获得财产。甚至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由于没有免税的权力，也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第二点主要是思想领域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清教中的虔信教义。虔信教义认为劳动是“本分”，而劳动所获得的财富是恩赐，挥霍是浪费，并且反对不义之财。这种教义促进了劳动“良知”的形成。另一方面来自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努力。霍布斯、洛克、大卫休谟、达德利诺思、亚当斯密都肯定了个人财产的权利。 

 

尤其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认为不同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自爱与同情是相互关照的，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另一个人完全对立，由此产生的行为也必然会包含他人的利益。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吃上饭，并不是因为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她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根据这样的观点，他所得出来的结论便是：人为谋求私利而发展生产、提高效率，最终使得文明和社会进步。 

 

“自有资本主义”是教科书上对英国这个时期理论的概括。我认为“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能更好的来匹配这个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工业民族的精神，使得英国工业革命拥有了必须的社会动力，带来了英国的成功。 

 

但是，不加限制的追求私利，并不能带来想象中的社会幸福最大化，而是带了财富分配不均。财富不均也唤起了英国人对平等的呼唤。此时英国出现了“财产共有，人人平等”“土地公有，回到前工业时代”、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等各种解决财富不均问题的理论，也出现了诸如掘地运动、宪章运动、合作社会主义运动等等现实运动。 

 

最终英国根据这些理论，通过各种法令，比如伊丽莎白的《济贫法》、之后的《斯品汉姆兰法》、乔治预算案等等，建立了普遍的福利制度。对于英国福利制度的建立，作者除了总结各种理论之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是一个简单的公式：福利国家的实质=香肠+面包。第二，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经济秩序的变化只会给少数人带来好处，任何形式的动荡，也都会损害有产者的既得利益。 

 

对于经济这部分，我认为有几个地方值得思考。 

 

第一，什么是社会的先进阶级。我们在课本上可以读到工人阶级是这个世界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我认为马克思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不能教条式地去理解。我认为什么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关键在于这个阶级能对整个社会的福祉做出怎样的贡献。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正是那些现代企业家使得整个国家富裕，无疑是当时社会中对社会总幸福贡献最大的阶级。然而之后，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创新，促使这个国家建立起普遍的福利制度，并且使用过度集中的财富去实现一个国家的相对公平，那么这个时候的工人阶级就是最先进的阶级。以此显见，防止国家分裂的中央统治阶级，领导人民反抗的贵族地主阶级，同样都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现今阶级。 

 

第二，现代精神的形成。现代精神是相对于后现代精神而言，在英国近代现代化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瞥见现代精神的成长。首先是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强调自有财产受保护和“合理谋利”的精神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受伦理学家所批判的一个现象在于，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做法，竟然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证明，尤其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在最初由于财富的积累受到了轻视，而今天我们应去正视它所带来的恶果。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主义使得人出现了二元化：我们往往认为自己与周围的人或事只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联系，我们否定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构成的联系，与周围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远离”。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个人主义导致了我们对“进步”的盲目相信。我们从心底里就认为整个人类的明天只会越来越好。所以，在我们反封建，反传统，对未来科技，对人类的明天盲目地相信。但实际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我们必须关心过去，关心未来。还有一个恐怖的结果在于个人主义导致整个人类的自信和高傲，对自然抱着漠然和敌对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不得不忍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的威胁（尤其是核武器）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现代化的结果。 

 

其次是现代精神表现为信仰破灭，社会城市化、经济工业化，人类劳动的分工化职业化和机械化。信仰破灭和物质精神生活的丰富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时代。整个社会在集中化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整个社会已经碎片化了。对于如何处理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指引，我们不再有一个确定的道德或是伦理标准来指导。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接受了“偶然性”（自己的），接受了“模糊性（也是自己的）。个人主义与碎片化的结合，我们常常会觉得孤独，觉得无所适从。 

 

英国的现代化，是这些现代精神，现代概念的起源。现代思想家都在使用所谓“后现代”的思维去解决这些现代问题。这也是值得去探究的事情，这里就不多写了。 

 

 

这部分主要是对英国文化的讲解。作者首先讨论了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分别介绍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发展历程，从而再次重申了英国冲突与融合的发展道路：相互制约的历史传统在冲突中融合并在融合中超越传统，从而完成变革。 

 

然后又阐释了英国理性思想的孕育。理性之所以成为英国民族的灵魂，有着中世纪虔诚和善恶观的影响，更重要的在于近代启蒙思想家和近代科学家的努力，比如洛克、休谟、斯宾塞、柏特兰罗素，牛顿。哈维、培根、波义尔等人。 

 

最后，作者从英国贵族社会与贵族精神的形成，向上流社会看齐的风尚以及绅士风度三个方面诠释了“英国风度”的造就。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几点。 

 

关于贵族社会与贵族精神，第一，英国的贵族等级具有垂直流动的可能性，但又有很强的等级观念。所以对贵族式自由的向往很容易转化为经济上政治上的努力，我想这也是这个民族积极向上的原因之一。第二，贵族精神所包含的内容：骑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崇拜情人），有强烈的自立精神和欲望，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关心政治），对知识和文化的推崇，以及保守、怀疑创新和固步自封。第三，英国贵族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贵族教育的结果包括让贵族子弟拥有了相似的人生态度和目标，加强了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贵族阶层对统治的垄断。 

 

关于向上流社会看齐的风尚，第一，贵族教育很注重高雅（比如希腊文、拉丁文是必修课），同样也注重培养学生正直、勇敢的性格，注重贵族精神的延续。第二，民间有着藏书的传统，一方面是提高知识水平，更重要是下层人民向上层阶级价值观念的主动学习。 

 

绅士风度的内容包括：讲究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言行处事能抑制感情色彩，有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勇于维护个人和国家荣誉（“约翰牛”精神）。但绅士风度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比如对工业经济态度冷漠，教育上忽视技术和工业，工业家对绅士风度的追求往往腐蚀了进取心。 

 

 

作者最后对当代英国的危机与展望进行了分析。主要危机在于殖民地丧失，绅士风度的消极影响（进取心），工会力量过于强大，福利病以及教育经费逆差过大。甚至有着“英国病”这种专用名词来形容经济的走走停停。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一个语重心长的结束语：驾驭自己的成绩而不被成绩所征服。 

 

在我看来，资源和土地固然重要，但在当今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英国殖民地的丧失不应该成为经济问题的原因。绅士风度作为英国的民族精神，也逐渐与世界大多数的民族精神一样，渐渐同化于世界通行的价值标准。工会力量过于强大的确是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我认为是不是应该再次用法律重申工会与雇主平等的地位，或者说，放宽国外劳工，会不会也是对本国劳动力的一个刺激。西欧北欧普遍出现的福利病，我认为依然可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来解决。在寻求国家财政进步空间的同时，也应该对福利制度做出一些改变，既包括防止纵容不劳而食，也要适当减轻国家负担。教育经费问题近年来英国通过放宽对国外大学生的招生来弥补本国教育经费。我认为这并不是长远的办法，教育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单凭本国学生，而不依靠外来力量，无益于保持英国作为科研大国的地位。昂贵的学费以及日益衰落的名声，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绝不是个好消息。 

整理/楚恻 豆瓣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