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据国外媒体报道，5月3日，在线调查网站SurveyMonkey.com首席执行官大卫·戈德堡（David Goldberg）突然去世，享年47岁。他的妻子是知名的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谢里尔•桑德伯格曾在其畅销书《向前一步》（Lean in）中常常写到David“他绝对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好搭档——就算他对我看的电视节目偶有偏见。”今天读点带你回顾这位让谢里尔•桑德伯格感到庆幸的最佳人生搭档。

2011年，谢丽尔·桑德伯格成为福布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榜”第5名，2014年，谢丽尔名列同榜第9名，米歇尔·奥巴马是第8名。

然而，虽然排名降低，同2011年相比，谢丽尔·桑德伯格却更具影响力。2013年Facebook上市，使她成为一名硅谷的亿万富翁。她在Ted上的讲演已有近5百万的点击，同年，她还出版了这本《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激励全球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

1.向前一步，勇敢进取

通常女性在总会在无意识中妨碍自己的发展、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甚至很容易就放弃工作、放弃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职场中的态度仍然不够积极、不够进取。

2.平衡工作与生活

伴侣的支持非常重要。那种认为女性只有抛开家庭才能达到事业巅峰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拥有一位相当支持自己事业的人生伴侣。

3. 拥有更加开放的心态

女性应该对事业上的挑战持有更开放的心态。如果一份工作能让她学到新的技能，并且更快乐、更满足，那就意味着她在自我提升中不断发展。

桑德伯格在其《向前一步》一书中，还经常谈到她的丈夫David Goldberg，如何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大小事情上给予她的支持，小的方面如帮她洗衣服，而大的方面如劝说她加盟Facebook，即使当时他的的女儿只有6个月大。在第八章《让你的另一半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中，她详谈了David在她的婚姻生活所给予的支持和理解，并鼓励女性努力让另一半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

让你的另一半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

做母亲对我来说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经历，但分娩过程却不是。9个月的妊娠反应让我对分娩阶段望眼欲穿。不幸的是，我肚子里的儿子倒一点儿都不着急。预产期到了，我的产科医生决定人工催产。我父母和妹妹米歇尔都到了医院，和戴夫一起陪着我。有人说养个孩子得“全家总动员”，而我的情况是，仅仅是要把他生出来就得劳师动众。

分娩过程很漫长，亲友团的兴奋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百无聊赖。我一度希望他们帮我挺过一次次阵痛，但没人注意到我，他们都在房间的另一侧给医生看家庭相册。这件事后来成了家里常提的笑话，它证明要长时间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是很困难的，分娩也不例外。

3个半小时后，我儿子终于出生了，体重约4.3千克。他的头占了体重的一半。我的妹妹是儿科医生，参与过上百次分娩过程。出于好心，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我的分娩是她见过最困难的。当医生宣布我的儿子非常健康时，我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9个月持续不断的妊娠反应也完全消失。最痛苦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病床上起来，刚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地上。原来分娩时太过用力，让我拉伤了肌腱。我拄着拐杖度过了一个星期。无法站立的状况让我在当母亲的头几周里遇到了更多困难，但也带来了事先没想到的好处：大多数时候，照顾宝宝的人是戴夫。孩子一哭，戴夫就得起床把他抱到我身边吃奶、换尿布，然后再哄他睡觉。

通常情况下，妻子是处理各类紧急情况的育儿专家，但我们家却是由戴夫教我怎么给8天大的儿子换尿布。如果戴夫和我能事先想到这一幕，那我们就是天才了。

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准备得再充分些。当我怀孕6个月时，一位博士候选人为撰写一篇关于上班族夫妻的论文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她一开始就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说：“没有啊，我的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呢。”我建议她采访那些生完孩子的人。她却说：“还有几个月你就生了，显然你和你丈夫都已经考虑过孩子在学校里生病了谁去接他之类的问题，还有主要照顾孩子的人是谁，对吧？”

我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电话采访结束时，我一想到我们对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就手足无措、大感恐慌。当晚戴夫刚进门，我就扑过去抓着他说：“天哪！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为人父母了，却从来都没有讨论过如何带孩子！”戴夫看着我，一脸“你疯了吧”的表情。“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生孩子吗？”

当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时，戴夫和我发现，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孩子问题，但都是纸上谈兵。戴夫说得对，我们的确常常讨论如何为人父母；我说得也对，这种讨论太不务实。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甚至连育儿的具体细节都不知道，也完全想象不出接下来要经历怎样一个过程。

我想，当时的我们可能还无法接受生活即将迎来巨大变化的事实。在我怀孕期间，戴夫和我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得说清楚，我“怀上”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一起的）。那一年，戴夫在洛杉矶创立了开启传媒公司（Launch Media），这家公司十几年前被雅虎收购。雅虎总部就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北加州，而戴夫的团队在洛杉矶。

刚开始约会时，我们决定将共同生活的地点定在旧金山湾区，于是戴夫开始了来回往返的生活：周一到周四他在南加州，周末坐飞机到北部和我相聚。甚至在结婚后，我们仍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

儿子出生后，戴夫一周往返的次数增加了。他能这样做实在帮了大忙，但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为了与我和孩子在一起他都累垮了，但他仍不能总陪在我们身边，因此我承担了绝大多数照顾孩子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婚姻也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

之后，我们雇用了一位保姆，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点滴的分享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为人父母仅几个月后，我们就已经掉入了传统的、不平衡的性别角色之中。

我们这种情况并不特殊。在过去30年里，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远大于家庭。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在美国，当丈夫和妻子都有全职工作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所做的家务分别比父亲多出40%和30%。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双薪家庭里只有9%的夫妻表示会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一同承担照看孩子、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量平均是男性的两倍，其中包括在照顾孩子上花费的时间。所以，尽管男性也在慢慢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劳动，但这种变化非常缓慢，远远达不到平等分担的状态（这并不奇怪，同性夫妇在分担家务时要平等很多）。

相关的国家政策更强化了这种性别差异。即使父母都在家里，美国人口统计局也将母亲默认为“指定家长”母亲照顾孩子是“养育”，但如果是父亲照顾孩子，政府则把这视为“育儿安排”。中国的国家政策同样强化了“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看者”的观念。我甚至听到过一些男人说正准备回家“看看孩子”，但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把照顾自己的孩子说成“看看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野外拓展活动中负责团队建设。当填写自己的业余爱好时，团队里有一半的男人把“照看孩子”列进了这一栏。业余爱好？对大多数母亲来说，带孩子可不是爱好，游泳才是。

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夫妇颠覆了这个模式。他们俩都是硅谷的企业家，有全职工作。一年前，斯科特去了东海岸工作。有一天上午，会议刚开始时，他的电话响了。他的团队成员听到他在电话这头说：“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挂了电话后他笑着解释，他的妻子在问孩子的午餐盒里应该放些什么。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斯科特的电话又响了。

同事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斯科特又耐心地重复回答了妻子的同一个问题：“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

斯科特的这个故事听上去既甜蜜又有趣，但如果把里面的性别角色颠倒一下，可就没这么有意思了。对大多数夫妇来说，这就是现实生活。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斯科特和凯蒂也和传统观点相左。这个故事还有尾声。斯科特第三次出差时，凯蒂完全忘记了给孩子做午餐，于是赶紧订了比萨送到学校以作弥补。孩子们兴奋不已，斯科特可没有。现在，每当他要出差时，都会提前把孩子的午餐盒准备好，再给妻子留下详细的指导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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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需要在工作上发愤图强时，男性就需要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看过很多女人由于太有控制欲或过于挑剔，结果无意中打击了男人分担家务的积极性。社会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意思就是：“天哪，你这样做不对，放着我来！”所有涉及孩子的事，父亲都会唯母亲马首是瞻，这就给了母亲极大的权力来鼓励或是阻止父亲的介入。如果她总像个看门人似的，不愿意“放权”，甚至还质疑丈夫的努力，那么他就会越做越少。

每当已婚女人问我怎样和丈夫一起带孩子时，我都会回答：“你就放开手，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只要他亲自动手，怎么换都行。如果没等你吩咐他就去给孩子换尿布，那么就算他把尿布戴在孩子头上你也应该面带微笑。让他自己尝试去做，久而久之他就会了解正确的方法。但如果被迫按照你的方式来，那么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动手。”

如果希望另一半变成真正的人生搭档，首先得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地位平等（也同样有能力）的好伙伴。如果这么说理由还不充分，那就再加上一条研究结果：与在家务上与丈夫共同分担的女性相比，“固守母职”的女性一周会多干5个小时的家务。

女性在给另一半分配或暗示任务时有种常见的心理，这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她总认为自己是在下指令。当然这在理论上是没错，但分担责任应该是双方共同的事，否则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就很容易感觉是在帮对方的忙而不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建议每位女性都让另一半以自己的方式来分担家庭责任，这一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弟弟戴维和弟妹埃米初次为人父母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女儿常常是在我的安抚下才会安静下来。”埃米说，“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戴维很想帮忙但又没法给她喂奶，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有时哄起孩子来笨手笨脚的，旁观这种场面对我来说真是种折磨。但孩子一哭，戴维仍然坚持要自己来应付，我也同意让他去哄，即使时间会长一些。短期内这个过程的确相当辛苦，但当你发现爸爸也能和妈妈一样照顾好孩子时，一切辛苦就都是值得的。”

我深信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人生决定是：她是否愿意拥有一个理解她、关心她的人生伴侣。我所认识的女性领导者中，她们的人生伴侣都倾力支持她们的事业，无一例外。

以前大家都认为，只有未婚女性可以升到最高领导层。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数成功的女性商业领袖都拥有自己的人生伴侣。财富500强企业的28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里，有26位已婚，1位离异，只有1位未婚。她们中很多人都说过，“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比如帮着照顾孩子、处理家庭琐事以及为了我的事业而迁居等，我就不会成功”。

这并不奇怪，配偶的不支持态度会对事业产生负面影响。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背景良好并离开职场的女性中有60%的人认为自己的伴侣是让她们离开职场的关键因素。她们列出的辞职原因包括：配偶很少照顾孩子，很少做家务，以及持有“应该减少在外工作量的是妻子”等这类普遍观念。

也难怪，在一次会议中被问及男性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女性提高领导力时，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回答道：“洗衣服。”类似洗衣服、采购食物、打扫和做饭这些平凡琐事，是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去做的事，而且通常做这些事情的通常都是女人。

我的事业和婚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和戴夫当上父母的第一年就发现，我们在两个城市里寻求平衡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模式，我们得做一些改变。但是，我喜欢谷歌的工作，而戴夫也颇为自己在洛杉矶的团队而骄傲。我们挣扎着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婚姻生活仍称不上幸福。那时候戴夫已经准备离开雅虎，这次他把工作搜索范围限制在旧金山湾区。由于他的专业兴趣和人脉大多在洛杉矶，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牺牲。最后他出任了“调查猴子”（SurveyMonkey）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把公司总部从波特兰搬到了旧金山湾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协调彼此的工作安排。尽管我和戴夫相当幸运地能够负担额外的育儿费用，但在工作时间的长短、料理家事等问题上仍需要做出许多困难而痛苦的决定。我俩每个周末都会坐下来讨论谁每天送孩子去上学，并保证尽可能多地回家吃晚餐。（当天的好事坏事我们都会在晚餐时间里交流分享。

尽管不太好意思，但我还是得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常常第一时间赶回家吃晚餐。）如果谁当天有安排不能按时回家，另一个人就得调整日程先赶回家。周末的时候，我会努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尽管大家也知道，我会偷偷溜到足球场的洗手间里去发邮件）。

和所有的婚姻一样，我和戴夫仍然需要努力经营。为了共同分担生活责任，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无休无止的讨论后，我们在行动安排和责任分担方面成了不错的搭档，大家都会确保完成各自既定的任务。

我们对家务劳动的分工实际上相当传统：戴夫负责处理账单和家庭理财，提供技术支持；我安排孩子们的日常活动，确保冰箱里有食物，并计划他们的生日派对。有时候我对这种劳动分工的传统性感到很烦恼，陷入这样的模式不还是在延续老一套吗？

不过，比起处理保险账单来，我更愿意去策划一个“小探险家朵拉”的主题派对。所幸戴夫和我的感受恰好相反，所以这种分工对我们来说还算有效。要维护这样一种脆弱的平衡，需要不停地沟通，保持坦诚和宽容。我们绝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刻意将家务对半分担，完全的平等是很难定义或维持的，我们允许情况偶尔有所偏向。

在此后几年里，维护这种平衡变得越来越难。孩子小的时候睡得早，因此我也能在晚上有一些工作时间，甚至还能看看戴夫认为很糟糕的电视节目。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许多朋友告诉我，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陪伴。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幸运的是，我有戴夫陪着我一起去应对，他绝对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好搭档——就算他对我看的电视节目偶有偏见。

像戴夫这样的搭档实属罕见。人们通常期望养育孩子的是女人，对男人却没有相同的期望。我的弟弟戴维告诉我，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下午他正在踢球。戴维的反应值得称赞，他没有点头微笑，而是大声说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不管是在球场、职场，还是在家里，我们都应该大声地表达出这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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