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头》：预先判断美国次贷危机并做空最后收获巨额财富的数枚天才的故事

迈克尔•刘易斯走过的职业道路是我的梦想。从普林斯顿艺术史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到纽约工作，很快被华尔街的浮华所迷醉，想尽办法希望进入投资银行业，未遂。无奈下他只能先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硕士。在一次女王母亲主持的招待会上，他“碰巧”坐在两位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董事总经理的夫人旁边。和电视剧里的狗血情节一样，他籍此如愿进入了所罗门兄弟，成为了一名债券销售员。 

 

到此为止他都只是华尔街庞大嗜血机器上毫不重要的一根小小抽血管。两年后，这位骨子里带着艺术者的清高和幻想的“正义青年”辞职，将他在所罗门兄弟的经历付诸文字，是为投行入门经典《LIAR'S POKER》，说谎者的扑克牌。此后Lewis先生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立传者之一。以一根笔丰衣足食，通透若明地冷冷批判墙街各种怪现象，这种凌波微步似的潇洒真令我羡慕。 

 

他的最新作品《THE BIG SHORT》站在次贷危机的背面讲故事。他说，次贷市场的荒谬繁荣并非毫无崩溃的前兆，只是绝大多数参与者在加入狂欢后就开始骗天骗地骗自己，拒绝常识和理性，在音乐未停时，多抢一分也是赚。但也还是有一小群人在很早时就意识到这个巨大泡沫的危险性。他们从05年开始就持续做空，做空，做空。到08年底，他们终于成功，成为极少数的、伟大的、胜利者。 

 

在随波逐流的人性里，这种卓尔不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更需要勇气。所以这些当然不会是普通人类。书中的三位英雄中，Dr. Michael Burry是一位Asperger患者。这种病症简单说来就是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它的患者常常表现为智力天才。Dr. Burry也是如此。他天才到以至于念医学院只是因为他觉得学医很容易，虽然他一点也不想当医生，于是毕业后成为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因为Asperger患者独有的执着、专注和大量时间，他很快发现了次贷危机市场上的巨大泡沫，并开始固执地做空。到08年底，他为他的投资者们成功赚取了高达5倍的收益。 

 

但悲哀的是，虽然Dr. Burry是对的，他一直都非常对，并且因此为他人和自己赚取了巨大财富，却没有人欣赏和感谢他，包括他所服务的投资人们。他唯一的朋友们是三个通过email交流的“笔友”。问题出在他不善于与人交流，甚至说，他不需要与人交流，他大多数时间在只和自己说话。他一生孤独，非常孤独，也许并不自知，但投资人的冷漠还是刺痛了他。这位“独孤求败”在次贷后已经退出金融市场，计划安静地在美丽田园中度过一生。 

 

另一位是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CDO交易员Greg Lippmann，他是最早将次贷市场危险性在业内进行传播，并劝说他的同行们进行大量做空的人之一。交易员从来是非常神奇的一群人类，拥有某些异乎寻常的见解是他们的职业必需。可惜的是，虽然明星交易员Lippmann凭借做空CDO赚取了大量利润，但他的雇主德意志银行在此次危机中仍因为次贷亏损严重。螳臂挡车，式过微矣。此位仁兄近日刚从DB离职，准备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或许他早就该这么做了。 

 

另一组英雄，Charlie Ledley, Ben Hockett和Jamie Mai的故事则比较具有喜感。这是一则金融业的Google诞生记。三个年轻人在加州伯克利Jamie家的车库里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原始资本11万美元——这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然后他们开始大量研究市场上被高估的股票和衍生品，困难地游说各投资银行卖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做空期权。虽然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搭理他们，因为很多投行既没有他们所要求的产品，也实在不屑于他们微薄的几手交易，以为他们是万圣节来讨糖果的小朋友。但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他们扩大了资本金，买入了更多做空期权。次贷危机爆发后，他们成功地一鸣惊人——各大投行哀求着他们把做空期权卖还回去，以原始价格的十倍甚至百倍。如今，他们的基金规模已达3000万美元，这几个敲着门问"treat or trick"的小鬼俨然已是华尔街需要肃然起敬的名字了。 

 

虽然迈克尔•刘易斯把众矢之的的做空者描绘成了英雄，我却禁不住认同他的逻辑。这些做空者是因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得到奖励的，虽然他们的暴利在其他人都跌入深渊时显得尤为令人不齿，但毕竟，他们是对的。真正应该被拷问的，是那些做出了错误判断却仍然得到奖励的人们，他们为何在明知道次贷债券的最终标的物是高风险贷款、整个证券化创造和交易过程复杂难懂的情况下，仍然会持续买进这些债券？而这些人，大多数在他们的愚蠢行为被发现之前已经赚得体满钵满。风波过后，他们很快会加入新一轮狂欢，在行业生物链的最顶端继续依靠他人财富为自己赚钱，大量的钱，就好像痛苦从未发生过。 

 

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是独特的，每本书的视角当然也是独特的。《TOO BIG TO FAIL》、《ON THE BRINK》和《THE BIG SHOT》是三面不同的哈哈镜，照出了次贷危机不同的影像。全部看完后，我以为，其实没有那么多对与错。每个人都有TA可爱可敬和可怜可恨的一些，每个发生过的事件都有它的合理和缺陷、可预见和未知性。在大多数时候，作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为有60多亿和你同类的生物也希望这个世界以自己希望的方式运转，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是身不由己的。你可以选择的是，每一天面对这个世界的姿态，却永远无法选择，你所处的这世界和它正在经历的时代。 

几乎就在艾斯曼和他的伙伴们坐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台阶上的同一时刻，我坐在东边的一条长椅上，等着我以前的老板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一起去吃午饭，我当时在想，为什么在那些餐馆里，两个彼此没有丝毫好感的男人会肩并肩地坐在一起。

当我出版我那本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行业的书时，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金融危机据说已经接近尾声。我收到了大量对我作品时效性的溢美之词。由于储蓄和贷款行业的崩溃以及恶意并购和杠杆收购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开始让位给一个短暂的反思时期。正当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把《说谎者的扑克牌》当成一本操作指南来读的时候，大多数的电视和电台主持人把我解读为一个揭秘者。（杰拉尔多•瑞弗拉是一个例外。他把我安排在一档节目中，跟一些已经成为瘾君子的童星一起出现，节目的名称是《生活中过早成名的人》。）当时，反华尔街情绪非常高涨，高涨得足以让鲁道夫•朱利安尼以此作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契机，但是结果就像一场闹剧，而不是一场对金融秩序的诚实的检讨。公众对迈克尔•米尔肯，以及紧随其后的所罗门兄弟首席执行官古特弗罗因德的声讨，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处理那些支撑着他们平步青云的令人不安的力量。基于同样的理由，华尔街的交易文化也受到了清洗。华尔街公司不久之后将对亵渎神灵的说法嗤之以鼻，强迫它们的男性员工平等对待女性，并且随意地大批解雇交易员。2008年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比1985年前后的任何华尔街公司都要更接近拥有稳固的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正常公司的标准。

变化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它们将局外人的注意力从真正亵渎神灵的事件上引开：那些在金融风险中交易的群体与更广泛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利益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愈演愈烈。水池的表面上泛起了一些波浪，但是在底下更深的地方，红利池里仍然是波澜不惊。

美国的金融文化如此难以变革，就算在次级抵押贷款灾难之后，强制要求它改变的政治进程如此之慢，原因就在于开创它花了太长的时间，而且它的各种假设已经深深地嵌入社会文化之中。有一条脐带，从发疯的野兽的肚皮上连接到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不只是在2005年发放的贷款，还有1985年就开始孵化的那些思想。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培训班上认识的一位朋友在1986年创造了第一份抵押贷款衍生产品，那一年我们刚离开培训班。（“衍生产品就像枪，”他仍然喜欢说，“问题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担保债务权证由迈克尔•米尔肯于1987年在德崇证券的垃圾债券部门发明。第一份由抵押债券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于2000年由一位交易员在瑞士信贷银行创造出来，这位交易员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开始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贷款部门。他的名字叫安迪•斯通，与他的思想及次贷危机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他是格雷格•李普曼在华尔街的首位老板。

自从我离开华尔街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古特弗罗因德。我曾经在交易大厅里遇到过他几次，当时心里非常忐忑。在我辞职前的几个月，我的老板要求我向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解释一下当时我在与欧洲对冲基金做的衍生品交易中那些似乎有毒的交易，我尽我的能力说明了。他声称自己不够聪明，对我所说的一点都听不明白，而我认为那是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是老板，不屑于这些琐碎细节的方式。没有任何理由要他记住我们的任何一次见面，而且他也的确没记住。当我的书出版，而且对他来说成了一种公共关系方面的麻烦之后，他告诉记者，我们从来都没有碰过面。在这些年间，我零零星星地听到过一些有关他的消息。我知道，在他被迫从所罗门兄弟公司辞职之后，他陷入了困境之中。后来，我听说，在我们共进午餐之前的几年间，他加入了哥伦比亚商学院一个有关华尔街的专门小组。当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劝告学生们去找一些比在华尔街工作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在他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经常会失控，失声痛哭。

当我给他发电子邮件邀请他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礼貌堪称完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切。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他走到餐桌旁，与餐厅老板寒暄，并点好了自己的菜之后。他走错了半步，因此对他的行动更加在意，否则他将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谦恭的表情之下，掩盖着同样的动物性冲动：按它的表现看世界，而不是按它应该的方式看世界。

我们花了大概20分钟，确定我们出现在同一张餐桌旁不会造成地球爆炸。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都认为，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没有能力控制他公司内部出现的疯狂的金融创新。（“我不清楚所有的产品线，他们也不可能清楚。”）我们还同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对他的副手几乎毫无控制，这种情况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对你阿谀奉承，然后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简单。双方都贪婪——投资人的贪婪和银行家的贪婪。”我认为要更为复杂一些。在华尔街，贪婪是应该的——几乎可以算是一种义务。问题出在输送这些贪婪的那些激励机制上。

赌博和投资之间的那条线是人为的，而且非常细。最稳健的投资也有着一定的赌博性质（你在多赚一点的希望中失去所有的金钱），而最胆大妄为的投机也具有明显的投资特点（你或许可以拿回你的本钱，还有利息）。或许“投资”的最好定义是“赔率对你有利的赌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空方就是在以对他们有利的赔率赌博。另一方的人——本质上是整个金融体系——是在以赔率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赌博。从这一点来说，大空头的故事不可能比这更简单了。然而，它的奇怪和复杂之处在于，赌桌两方的重要人物在离场时都拿着大把的钱。史蒂夫•艾斯曼和迈克尔•巴里以及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几个年轻人，都为自己赚了数千万美元。格雷格•李普曼在2007年分到了4 700万美元，尽管有2 400万美元是限制性股票，他只有继续为德意志银行服务几年才能拿到手。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做对了的，他们理应在赌局的胜方。赵文的担保债务权证管理业务破产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也拿着数千万美元——而且还企图新建一家企业，廉价收购那些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而在这些债券上，他亏损了数十亿美元别人的钱。豪伊•许布勒亏损掉的钱是华尔街历史上所有的单个交易员中最多的，然而，他居然可以留下他之前赚来的数千万美元。每个华尔街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在赌局中站错了方向。他们中的所有人，要么是导致一家上市公司破产，要么就是被美国政府从破产中捞了出来，没有一个例外。他们也都非常的富有。

如果他们不需要作出聪明的决策——如果他们作出愚蠢的决策也能很富有，那么人们作出聪明决策的概率会有多大？华尔街的激励机制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仍然全都是错误的。但是我没有与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争论。就像你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会回到9岁时的状态一样，当你与你的前首席执行官相处的时候，你会回到做下属的时候。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仍然是华尔街之王，而我仍然只是一个土包子。他说话时是一种宣布决定的口气，而我是迟疑不决的口吻。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会盯着他的手。他的那双惊人的厚实而且肉感的手。它们不应是一双华尔街银行家的手，而应该是拳击手的手。我向上看。拳手在微笑——尽管它不太像微笑，而更像是一个掌控局面的表情。他说，字斟句酌：“你……的……书。”

我以微笑相迎，尽管那也不太像是微笑。

“你为什么叫我来吃饭？”他问，尽管很友善。他真的很好奇。

你无法对某个人实言相告，你叫他来吃饭，是想让他知道你没有把他看成魔鬼。你也无法告诉他，你叫他来吃饭是因为你认为你可以从他曾经作出的决策中找出造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的蛛丝马迹。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对华尔街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的破坏——而且还让他获得了华尔街之王的称号，当时，在1981年，他将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一个私人合伙企业变成了华尔街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他忽略了所罗门公司的退休合伙人的愤怒。（“他的物质主义令我作呕，”威廉•所罗门告诉我。他是公司创始人之一所罗门的儿子，他在古特弗罗因德发誓永远不会出售公司后扶持他当上了首席执行官。）他在他的华尔街首席执行官同事的千夫所指中竖起了中指。他抓住了机会。他和其他的合伙人快刀斩乱麻，把最终的金融风险从自己身上转移给他们的股东。最终，他们并没有为股东作什么贡献。（当我到它的交易大厅那年，1986年，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每股42美元买的一股所罗门兄弟的股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26股花旗集团的股票，花旗集团的股票在2010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合并后的市值为7.84美元。）但是，对于债券交易员来说，却有着极大的好处。

从那一刻起，华尔街公司成了一个黑箱。那些为风险承担者提供资金的股票持有人并不真正理解风险承担者在做什么，而且，随着风险承担的过程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他们的理解就完全消失殆尽了。最显而易见的是，那些来自进行了复杂压注的聪明人的利润，淹没了所有来自服务客户或者投资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客户都变得无关紧要。（是否应该认为，在债券市场中买方不信任卖方，说明当一个卖家——格雷格•李普曼向他们报价的时候，买方看不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所罗门兄弟进入了全盛时期——伟大的时期！其间，

5名产权交易员——豪伊•许布勒的精神前辈——所创造的利润超过了公司全年的利润。也就是说，公司的1万名左右的员工，作为一个整体，其实都在亏损。

当所罗门兄弟展示来自将一家投资银行转变成上市公司的潜在利润，并用有毒的风险提高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时，华尔街的心理基础转变了，从相信到盲目信任。没有一家由员工自己所有的投资银行会将财务杠杆比率放大到35∶1，或者购买并持有500亿美元的夹层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我还认为，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合伙企业会试图去戏弄评级机构，或者与贷款大鳄同床共枕，它们甚至不可能允许将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出售给客户。短期的预期利润不可能调整远期的预期亏损。

所有的合伙制企业都不会出于这个目的而雇用我或者任何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在进入普林斯顿和离开普林斯顿，与一个承担金融风险的天才之间，他们所需要的能力会有什么的相关性吗？

在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压下了它对赌次级贷款的赌注之后，位于查理•莱德利所关心的名单的顶部位置的，是那些可能在任何时候介入，以防止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破产的势力。这些势力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他们介入进来，是要防止那些通过对次级债借款人盲目大量压注而精心策划，要让自己破产的华尔街大公司破产。

在贝尔斯登破产之后，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大甩卖的价格，以及为贝尔斯登最不稳定的资产提供担保的方式，鼓励J•P•摩根购买。贝尔斯登的债券持有人全额收回了资金，而股票持有人却亏掉了大部分的资金。随后到来的，是政府资助的实体房利美和房地美，二者都很快进行了国有化。管理层被更换，持股人的股份被稀释，而债务原封不动，只是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是雷曼兄弟，它被简单地批准破产——自此之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首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声称，他们允许雷曼兄弟破产，是要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管理无度的华尔街公司并不是全部都能得到政府的担保。但是，随后，当一切失控，而且市场流动性凝固时，人们开始说，让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他们又改变了说辞，声称他们没有获得法律授权去救助雷曼兄弟。美联储给它延期了一笔850亿美元的贷款——后来很快增加到1 800亿美元——以弥补他们压注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这一次，财政部利用贷款中的大部分，转而持有了大部分的股权。华盛顿互惠银行紧随其后，并且被财政部很唐突地抓住，其债权人和持股人全部遭受亏损。然后，美联银行破产，财政部和FDIC鼓励花旗集团买下——又是一个甩卖价，以及对有毒资产提供的担保。

现在在解决金融危机的那帮人，就是没有能够看到危机来临的同样的那帮人：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未来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高盛的首席执行官罗伊德•布莱克芬（Lloyd Blankfein）、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Vicram Pandit），等等。有几个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由于在次级抵押贷款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解雇，但是，绝大多数仍然留任了，而且，变成了重要人物，在紧闭的大门后面操作，试图找出接下来该怎么做。跟他们搅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个政府官员——也是同样的那些本来应该对华尔街公司的所作所为知道得更多的人——重新回到他们当时就应该做的事情上。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们在掌握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真相方面的能力，远逊于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独眼的理财经理。

到2008年9月末，美国的最高金融官员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说服了美国国会，获得了7 000亿美元，用来从银行购买次级抵押资产。从而诞生了TARP，意思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一旦资金到手，保尔森就摒弃了当初所承诺的战略，将数十亿美元给了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高盛以及其他一些非自然选择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如，美国国际集团压注在次级抵押贷款上而欠高盛的130亿美元，完全由美国政府买单：每一美元面值支付100美分。这些荒唐的施舍——加上因此所带来的政府担保的暗示——不仅避免了华尔街公司的破产，而且让它们不用承担它们的次级抵押贷款组合的亏损。尽管如此，就在收到首批25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之后的几个星期，花旗集团又回到财政部坦白——看！——市场还是不相信花旗集团幸存下来了。作为回应，11月24日，财政部又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授予它另外一笔200亿美元，而且为3 060亿美元的花旗资产提供了担保。除了把钱花光的理由以及优先股的股票以外，财政部没有要求任何的行动，或者管理变革，或者其他任何东西。3 060亿美元的担保——几乎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大约是农业部、教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交通部预算的总和，以一种毫不遮掩的方式送出大礼。财政部从来没有对危机的情况作出解释，只是为应对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下跌”采取了行动。

到此时，很清楚的一点是，7 000亿美元的金额还不足以覆盖华尔街债券交易员在过去几年间所收购的问题资产。这个时候，美联储采取了惊人的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从银行手中购买出问题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到2009年年初，与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有关的风险和亏损，从华尔街公司转移给了美国的纳税人。亨利•保尔森和蒂莫西•盖特纳声称，由雷曼兄弟破产所造成的混乱和恐慌让他们相信，这个体系承受不起另外一次大型金融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冲击。他们进一步声称，尽管离这个事实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获得法律授权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接管巨型的金融企业——换句话说就是将一个破产的银行赶出业务领域。然而，甚至在一年之后，他们也没有为那项权力进行过任何的活动。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他们显然是不会羞于张口要权的。

华尔街在2008年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被重新诠释，不仅是由华尔街的领导人，而且也由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局解释，这次事件被说成是“信心的危机”。一个简单的、老套的金融恐慌，由雷曼兄弟的破产而引发。到2009年8月，高盛总裁盖瑞•柯恩（Gary Cohn）甚至声称，而且是在公开场合声称，高盛从来没有真正需要过政府的帮助，因为高盛一直都很强盛，足以抵御任何暂时的恐慌。但是，老式的金融恐慌和2008年华尔街所发生的问题存在着直接的差异。在老式的恐慌中，感觉会自我实现：某人在拥挤的剧场里大喊“起火了”，观众会在涌向出口的过程中相互踩踏致死。在2008年的华尔街，现实最终淹没了感觉：拥挤的剧场被大火烧塌了，而很多人还坐在凳子上。每一家华尔街上的主要公司，要么破产了，要么与破产制度纠缠不休。问题不在于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问题在于雷曼兄弟为什么曾经被允许获得成功。

这个新的王国——给资本家的自由的钱，给所有人的自由市场——加上或多或少对金融史的重写，使各色人等都卷入了争论之中，但是，在争论的热情方面，没有人可以与史蒂夫•艾斯曼相提并论。世界上最有势力而且薪水最高的金融家颜面扫地，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丢掉自己的工作。然而，同样是这些金融家，正在利用政府来中饱私囊。“我能够理解，为什么高盛想要参与有关华尔街怎么办的对话，”他说，“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听他们胡说八道。”从艾斯曼的观点看，美国政府不愿意让银行破产，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对一种深层次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的姑息。问题不在于银行对美国经济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言之凿凿地认为，问题在于那些庞然大物，未知金额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曾经在它们之间买卖。“市场上对风险没有限制，”他说，“一家资本金市值10亿美元的银行可能会拥有价值1万亿美元价值的未到期信贷违约掉期产品。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比如说花旗集团的破产从经济上看是可以承受的。它会引发花旗集团股票持有人、债券持有人和员工的损失——但是所涉及的金额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花旗集团的破产也会引发大量未知赌注的偿付：由那些出售了针对花旗集团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人向那些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偿付。

这是将华尔街合伙制企业转变成上市公司的另一个后果：把它们变成了投机的目标。这不再是银行与社会和经济相关的问题——通常被说成企业太大，大到无法破产——而是在它身上压注豪赌的数量。

在某些问题上，我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询问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有关他的最大也最致命的行动的问题：梳理那些从山顶崩落下来的石块，把华尔街的合伙制企业转变成上市公司的决定，看起来很像从山顶上被踢下来的第一块石头。“是的，”他说，“他们——华尔街其他公司的领导人——都说公开上市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诱惑抬头，他们所有人都对它低头了。” 不过，他还是同意我的说法：将合伙制转变成公司制的主要后果，是将金融风险转嫁给了股票持有人。“当事情出错了，那是他们的问题。”他说——而且，显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当华尔街投资银行搞得过于糟糕，它的风险成了美国政府的问题。“自由放任，一直到你陷得足够深为止。”他说，淡淡地一笑。他已经离开了这场游戏。现在这是其他人的错误了。

当我潦草地记下他说的话时，他好奇地看着我。“这是要干什么？”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认为或许值得重新回访我在《说谎者的扑克牌》里所描绘的世界，尽管它正在垂死挣扎。或许会出到第20版。

“那真令人恶心。”他说。

要他享受成为我的朋友的乐趣是一件难事，而要我不享受这个乐趣则更难：他仍然很强健，而且直爽，就像一名屠夫。他协助打造了一只怪兽，但是他身上还留有很多老华尔街的特点，他们说话的口吻就像：“一个人说的话就是他的保证。”从这点上看，华尔街上的人不会走出他们的公司，并写一本有关他们的书而给他的前老板们带来麻烦。“不，”他说，“我想我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你的书毁了我的事业，但是成就了你。”话音未落，华尔街的前王者抬起了盛着他的开胃菜的盘子，笑眯眯地问道： “你想尝尝魔鬼蛋吗？”

一直到这时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他在吃什么。现在我看到他点了这家店中最好的东西，这个迷人的鲜嫩的泡沫蛋糕。谁会对新的蛋梦寐以求？谁会知道一个简单的鸡蛋会被做得如此复杂，而且如此诱人？我凑过身去，取了一块。不要白不要。它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