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只想找个有五险一金的双休工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淘漉，编辑：陈默，头图来自：《平凡的荣耀》

每个“网红”城市或许都有两层空间：一层空间在表面，它光鲜亮丽，吸引着蜂拥而至的游客；另一层空间在背后，更加隐秘，只有当地老百姓可见——比如消费高、工资低、工作机会少、生活压力大。

长沙，就是典型。

这个“五一”假期，这种两面性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估计，这座常住人口1042万的城市“五一”期间将迎来共计超过500万游客。在岳麓山、橘子洲头、星城旅游区等热门景点和小吃街，游客熙熙攘攘，政府甚至号召市民争取不出门、少出门、出远门，成就外地游客的诗与远方。

而对于本地打工人而言，在这座网红城市里拥有“劳动者”的尊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长沙，找工作难早就是热门话题。在这个2022年经济增速位居24个GDP万亿城市第一、常住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的城市，拿着3000元月薪的普通白领倍感压力，失业的求职者茫然四顾。城市的繁华，似乎和他们无关。

同样的“神仙工作”标签，在一线城市意味着13薪起步、七险一金和出国旅游等福利，而在长沙，仅仅意味着双休、有五险一金，月薪5000元。有的长沙企业甚至会在招聘网站上用“双休”“五险一金”来描述一个职位，还要加上两个感叹号来着重强调。在小红书上，“长沙找工作”的话题已有1.1亿浏览量；一个长沙白领讲述自己就职困境的帖子下，有649个点赞、229个收藏和327条评论。

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我们和几位长沙白领聊了聊他们的职场故事和求职经历。他们中，有人说，长沙不适合躺平，适合放弃挣扎直接躺尸；有人说，自己遭遇职场PUA，已经出现心理阴影；还有人说，自己已经决定离开。

当然，他们不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全部。与此同时，也一定会有人源源不断地来到长沙。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一、 “月休4天，已经很奢侈了”

李妍，销售，大专

晚上9点，关掉电脑，收拾好东西，李妍走出办公大楼。此时此刻，她的公司仍然灯火通明。长沙不夜城的灯光，点缀着五一商圈的繁华夜景，也为李妍疲惫的脸打上了亮色。

这是李妍在这家白酒公司当销售的第3天。工作早9晚9，一个月休4天，底薪3000元。“长沙没有好工作，月休4天已经很奢侈了。”李妍叹了一口气。对于在长沙找到“正常”工作的难度，27岁的她打了个比喻——“比找对象困难多了。”

这种“非正常”，体现在工作缺乏劳动法规定的保障上：试用期没有五险一金不会让人惊讶——毕竟转正也可以没有。可能是觉得长沙均价1.2万/平米的房价过低，很多公司不给员工上公积金。另外，除了以业绩说话的销售岗，很多岗位的试用期往往长达6个月。

有些公司还会设置试岗期，美其名曰“双向选择”，只有有良心的公司才会在员工入职后补发这段时间的工资。李妍曾经在一家公司干了8天，前5天是免费试岗，最后只拿到了3天工资。

工资之外的福利也很少。过年过节不发任何福利的公司，一抓一大把。李妍说，就自己所见，开年红包“高达”8元的公司，已经是好公司了。这属于额外福利，员工都要表示由衷感谢。

可哪怕是“非正常”的工作，大家也得抢。在小红书上，一个月薪3500元、没有业绩要求，可能有双休的长沙文员职位，可以引来108条留言。在BOSS直聘上，李妍分析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长沙的文员岗位，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竞争。在曾任职的一家公司，人事透露给了她一个残酷的数字：在170个投简历的应聘者中，只约了2个人面试。

李妍觉得，自己困在长沙就业市场的泥沼中。当年在深圳的那个工作，越发成为她心头的“白月光”。

那个工作是财务助理，它也是李妍在大专毕业后去深圳时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工作的月薪是6000元，13薪，周末双休，有五险一金。在节假日，公司会发放员工福利，到了夏天，有高温补贴。此外，公司还会组织员工团建旅游。

然而深圳的房价和物价，对工薪阶层来说太不友好了。李妍的老家在湖南，独自漂在深圳，她也经常感到很孤独。在看到长沙正在建设新一线城市的新闻后，她觉得回家乡发展，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2018年，李妍告别深圳，回到了长沙。

她很快后悔了。尽管媒体不断强调长沙的新一线发展潜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但在这个“网红”城市，她这种没有一技之长的大专生选择少之又少——在长沙，就连一些销售岗，很多公司也要求应聘者要有本科学历。

物业、办公室文员、客服、不要求学历的销售……李妍只能海量投递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岗位。最后应聘上的，都是销售岗。这是一个没有太多发展空间的岗位，但为了养活自己，李妍别无选择。

图：李妍在前往面试途中，受访者供图

在回长沙的4年多里，李妍换了8份工作。

最长的一份工作，她干了一年。辞职原因是销售业绩压力太大——公司对业绩采取阶梯奖励制度，下限设置得很高，销售人员很难拿到太多提成。李妍一度自我怀疑是不是自身能力不足，没想到在她走后，公司所有老同事陆续都走了。

最短的一份工作，李妍只做了5天。这是一份白酒销售的工作，老板在自己也没有考虑清楚获客模式的情况下，新招了整个销售团队，员工每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5张手机卡，然后用这些号码注册微信，自己获取销售资源。用这种方式找客户犹如大海捞针，在销售团队负责人离职后，其他成员也纷纷离职。

有的工作，还需要一人身兼数职，压力巨大。在一家公司，李妍发现，7个人中，有6个总，只有自己是普通员工。但公司要求她有总监的能力——在完成销售工作外，她还要帮忙录视频、剪视频，拿月薪3000元的工资，要干月薪1万元的活。

让李妍最难忍受的，还是职场PUA。但这往往是长沙小公司的标配。在一家保险公司做销售时，李妍的直属领导是一位尖酸刻薄的中年女性。尽管同样身为女性，但后者似乎分外“厌女”。当时春节刚过，李妍做了美甲，领导发现后以美甲影响电脑打字为由，要李妍回家就把指甲剪掉。

在这个领导手下，李妍几乎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每次说到业务，领导的态度都很不耐烦，语速快得根本听不清。李妍只好回头向同事请教。

在工作的第14天，领导告诉李妍，自己会提供渠道和资源。当时李妍还深受感动，认为这个领导没自己想的那么糟。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在面试完新人后，领导直接告诉李妍可以走了——辞退的一个理由，是李妍“不主动要资源”；另一个是李妍不合群，“业绩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团队的融入”。但办公室氛围压抑，每个人都戴着耳机隔绝他人，如何融入？

在天天被PUA的日子里，李妍受到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她觉得自己得了PTSD。一想到这份工作，那个刻薄女领导的脸就浮现在李妍面前，让她产生极度不适。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闪回”，是PTSD的症状之一。

唯一庆幸的是，离开时，她拿到了工作15天的全部工资。

李妍觉得，自己似乎没有更好的出路了。长沙的夜市很火，她想过在长沙的扬帆夜市摆摊。相比出摊的收入，1000元的摊位费倒是不贵，但需要人脉。进厂？2015年暑假，她在广州的一个工厂里打过工，在流水线上，人就像是机器一样机械劳动，还需要两班倒。她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苦。

对李妍来说，从深圳回长沙工作最大的好处，或许就是自己成了家。但哪怕两个人挣钱，生活也不宽裕。每个月租房要用掉1200元，吃饭方面，她和老公要花掉3600元，人均1800元。加上交通费、人情开支等花销，两人一个月的支出在6000元左右。今年以来，长沙路边摊的蛋炒饭已经从7元涨到了9元，20元只能买3个脐橙。现在，李妍已经连衣服、鞋子和包都不怎么买了。

“按照长沙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长沙大部分普通人是没有存款的。买房要么找一个有钱老公，要么靠家里补贴。五一商圈的IFS 、爱马仕、LV，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李妍看来，长沙的消费水平和就业环境是割裂的。

她已经不去考虑工作的意义了——上班，就是为了生存，仅此而已。她只希望能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双休、不打电话、不被PUA的工作。

在这个目标里，她没有提及五险一金。

二、不想参与国企“内斗”，被迫辞职

陈宇，前国企财务，中南大学硕士  

“我是中南大学金融学的硕士，不也混成这样了？”33岁的陈宇苦笑着说。他已经有两个月职场空窗期了。

陈宇曾经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就出去跑车赚钱，回到出租屋后累得只想睡觉。努力拼搏，是因为他想赚到第一桶金，凑够老家长沙买房的首付。对于当时的他而言，梦想就是回到长沙，不再漂泊，过上平淡自由的生活。他对“平淡自由生活”的想象，就是每天清晨坐在落地窗前喝牛奶，看雨中撑伞忙碌的人们带来的那种烟火气。

三年前，他如愿离开深圳，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大型国企。他买了房，攒到的“第一桶金”被用于交首付，此外一个月要还4200元的房贷。这并不轻松——在这家国企，他的工资是一个月6000元。

陈宇很快发现，自己一点不自由，工作更是一点不平淡，勾心斗角非常严重。国企的人际关系之复杂，到了让他无法忍受的地步。

陈宇的直接领导是公司的财务总监，为了能当上公司的副总，直接领导把陈宇当枪使，要他去接近自己的竞争对手，摸清后者的短处，好一举扳倒对方。

正直的陈宇拒绝了。随后，迎接他的，就是领导的一系列孤立和刁难。

刁难的手段层出不穷：领导会把跨部门、跨专业的硬骨头业务交给他，然后斥责他完不成；也会去其他部门造谣，说陈宇好大喜功，没什么本事手又想伸得长；还会指使本部门同事去找总经理，告陈宇的状。墙倒众人推，同事们也踩上一只脚，最后虽然上级部门发现举报没有根据，但陈宇在公司的名声也毁了。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工作环境如此阴险，我宁可在家躺平。”陈宇说。今年春节，一拿到年终奖，他就辞职了。

以陈宇的资历，找工作并不难，但是要找到薪资各方面都匹配的工作就很难。他明显感觉到，今年招聘方更挑剔了，工资也更低了。现在别说6000元月薪的工作，他连5000元月薪的工作都难找。市场上的财务岗工作月薪多在4000~5000元，可能连月供都还不上。

从辞职至今，陈宇投了50多个招聘岗位，面试过十几家公司。这个过程中，无奇不有。

有的招聘方“过于精明”，给一份工资，想招一个身兼出纳员、会计、行政助理三个角色的员工。

有的面试官鸡蛋里挑骨头。一个公司主要经营大型商业综合体，面试官却问陈宇，修订后的《婚姻法》是如何规定离婚后财产分割的。没回答上的他被“以脱离社会”为由pass掉。

还有一些公司没有招聘需求，但为了营造出“公司很有活力”的氛围假装招聘，而且开出的薪酬颇为诱人，所以应聘者如过江之鲫。因为人数太多，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一大群人在面试室外拿号排队，叫一个进去面试一个，就像在医院和银行排队办事一样。“公司用字母来区别职位、性别，A代表管理岗，B代表适合女性的基层岗位，C代表适合男性的基层岗位。我拿到的是C24。”

在陈宇看来，这是一场滑稽的表演。为了这场面试，他花了3小时，包括来回路上的2小时、等待叫号的1小时，以及面试的10分钟。在填完表格、进行完自我介绍后，面试官告诉他，可以走了。   

恶劣的求职环境，浇灭了陈宇积极找工作的热情。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他很开心，不用看领导脸色，不用勾心斗角，不用担心睡过头。每天他都睡到自然醒，“夜夜笙歌，顿顿吃肉”。

只是，现在，陈宇的社保已经断了两个月了。

三、从老家来长沙，说好的清闲工作呢？

莉莉，前文员，211高校毕业

“你这个轻轻松松的工作不做的话，可以介绍给我吗？”在小红书上一个如何取舍长沙工作的帖子中，莉莉以谦卑的口气留言。

留言的这天上午，25岁的她刚提离职。此时距离她离开老家怀化来到长沙，还不到一个月。见缝插针，抓住一切机会留在长沙，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莉莉毕业于一所211师范院校的历史专业，此前在怀化的一所公立中学当老师。学校没有教师宿舍，莉莉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单程通勤一个多小时，在七点前赶到学校，开启一天的工作。她的工作内容繁重且杂乱，除了日常备课、给学生上课之外，还要上公开课、参加教学比赛和教材改革……工作很忙，学校的人际关系也不简单。

小红书上的一个文员招聘帖，吸引了莉莉的注意力。帖子里说，这个工作月薪3000元，包吃住，活儿很轻松。不堪中学工作重负，只想找份清闲工作的莉莉被打动了。她和这家公司联系上之后，对方一拍即合，莉莉立即辞了职，收拾好行李来长沙。

“现在想来，来长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莉莉说。

没想到的是，她被骗了。

她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四周。第一周，她像公司的编外人员，围绕着大家像陀螺一样忙碌，她被要求随叫随到。她安慰自己，和大家熟悉一点可能就好了。

从第二周开始，情况越来越糟。文员岗位职责边界模糊，领导总是布置给她一大堆任务，工作越做越多，无穷无尽，跟清闲隔着十万八千里。此外，领导总是莫名其妙拉着脸，莉莉还得赔笑。在这个时候，她总觉得自己分外卑微。“职场冷暴力”这个词，浮上了她的心头。

“包吃包住都救不了我受的伤。我对工资的要求是3000元够生存就行，但是拿3000元的工资，不能叫我卖命，不能无止境地压榨。”莉莉说。 

委屈到极点的时候，她就用哭泣来发泄。一周之内，她就哭过三次。每次想辞职的时候，她就想一想自己来长沙付出的沉没成本，然后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

但到最后，她实在忍不了了。

得知她准备辞职，公司要求她两天后搬离宿舍。这意味着，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留给莉莉找房子的时间只有两天。

她发现，哪怕豆瓣、闲鱼上的合租房和小单间，房租也要1000元。租房还要押一付一或押一付三，她又没那么多钱。接连的碰壁让莉莉倍感受挫，她只能找了一家一晚150元的经济酒店暂居。

与此同时，她还要找工作，但这个也不顺利。小红书上有进厂打工的人晒自己不错的收入，但莉莉发现，这些帖子可能是钓鱼帖——一些被吸引进厂的人，没几天就被告知没活了，只能离开。莉莉把这些和她一样受骗的人称为“同道中人”。

为了尽快入职，莉莉投了很多文员、教辅托管等不需要太多专业能力的岗位。面试时，她发现招聘信息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对方老说工作很轻松，去了就发现，除了工资低是真的，其他全都是骗人的。招聘信息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做销售。” 她实在不明白，在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工作环境为何如此之差”。

最近，莉莉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路上要花2小时。车行到一半，看着车厢中一张张疲惫的脸，她突然觉得好累。

在那一瞬间，她决定离开长沙。只是之前老家的那个教师岗位，她未必还回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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