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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联网无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想象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于今而言,那时的生活是难以理解的。互联网让信息流通更加顺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进而冲击了阅读、出版和写作者的写作,写作者和读者的互动也产生了奇异的变化。
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过一句名言,至今为人传颂:每个人都能当上十五分钟的名人。今天,这句话变成显著的现实。博客诞生之初,人们热烈期盼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写作者,但Google reader的关闭否定了这个美好愿景。毕竟生产内容依然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即使是写作140字的微博,对许多人而言也非自觉。但这种简短、迅捷的文本流行开来,段子手身体力行地实践安迪•沃霍尔的理论,以抖机灵的方式,消解和消费了新闻,让其迅速成为旧闻。
段子手极大地降低了写作者的门槛,但也未能溶解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抖机灵,但网络时代也在对传统写作者产生积极反馈,可以称之为“段子的逆袭”。
譬如从不上网、坚持用手写作的贾平凹,2002年曾写过一个中篇《猎人》,便是改变自一个著名段子:
猎人上山打猎,遇到一只熊。经过一番搏斗,猎人被熊打败了,但熊并不饥饿,它没有吃掉猎人,而是把他强奸了。猎人很受屈辱,回家勤加练习,过了一段时间重新上山找熊报仇。又一番搏斗后,猎人第二次被打败,熊再一次强奸了猎人。如是者三。猎人第四次找到熊,熊按住他说:你丫到底是来打猎,还是来卖淫的?
回到本书,刘震云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由前面超长的序言和很简短的正文组成。刘震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擅长由小处开始,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接连不断、环环相扣地引出无数啼笑皆非的故事,与最初的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抽丝剥茧,《我不是潘金莲》故事的源头在最后仅仅几千字的正文,这正文由罢官在家、卖连骨熟肉的老史带出;老史的故事,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来源于这个段子:
春运时,北京要买票回乡势必登天。有人着急无奈,灵机一动,在北京火车站掏出纸笔,写上四个大字“我要申冤”。于是,很快被扑到,买上一张卧铺票,两个警察护送,顺利回家。
二
老刘把段子拉长,给主角身份,给他朋友和动机,给主角倾诉的欲望,故事便打着骨头连着筋,接连不断牵连出来。老刘的故事如此,语言亦是如此,质感一致,互成肌理,形成刘震云式繁复文本,打上强烈个人风格的印记。
成名作《一地鸡毛》便可见端倪。故事由“小林家里的豆腐馊了”开始说起,藕断丝连将许多鸡毛蒜皮扯出来,风格初露峥嵘。《手机》、《我叫刘跃进》不断发酵成熟,在集大成之作《一句顶一万句》中登峰造极,茅盾文学奖果断加持,一举奠定了刘的宗师地位。
《我不是潘金莲》延续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文本,堪称姐妹篇,标志性的黑色幽默和荒诞色彩故不可少,却少了些许宏大的野心,相比之下显得单薄了些许。但这个单薄,指得是小说的母题和对人性的挖掘上稍有欠缺,而非指责小说使用或化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段子。
好的小说家,必定是一个高超的段子手。在段子创作没有当今火爆的年代,不少人喜欢从小说中取材,或化而用之,或直接引用,整合成一个段子,娱乐大众。譬如《十日谈》里“把魔鬼装进地狱”里的故事,都不必改装,就是一个好玩的段子。
《金瓶梅》里,风俗景物无数不说,插科打诨数第一的应伯爵,讲了几个荤段子流毒甚广。试举两例:
一个道士,师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门首,徒弟把绦儿松了些,垂下来。师父说:‘你看那样!倒象没屁股的。’徒弟回头答道:‘我没屁股,师父你一日也成不得。’
一个人死了,阎王就拿驴皮披在身上,教他变驴。落后判官查簿籍,还有他十三年阳寿,又放回来了。他老婆看见浑身都变过来了,只有阳物还是驴的,未变过来,那人道:‘我往阴间换去。’他老婆慌了,说道:‘我的哥哥,你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来怎了?等我慢慢儿的挨罢。’
即使冷艳高贵、苦大仇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皱着眉头悲天悯人、忧国忧民之时,讲起段子来也是一把好手。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有一个有名的段子:
从前有个非常非常凶恶的老太婆,她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死了以后魔鬼把她抓去扔进火湖。可是她的守护天使站在天国里心想:我得想出她的一件好事来告诉上帝。天使终于想起来了,便向上帝报告:她曾经从菜园子里拔了一个葱头给了一个女乞丐。上帝对天使说:“你就把这个葱头递进火湖让她抓住。要是你能把她拉出火湖,就让她进天堂;要是葱头断了,她只得留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天使跑到老太婆那儿,把葱头向她递过去,说:“老婆婆,你要抓牢,我来拉你。”天使小心地把她往上拉,差不多已经把她整个身体都拉上来了,不料湖中其他罪人看见她往上拉,便纷纷抓住老太婆,希望和她一起给拉上去。可是老太婆凶恶极了,她开始用脚把他们踹开,一边大叫:“人家是来拉我的,不是拉你们的;葱头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她这话刚一说出口,葱头就断了。老太婆又掉回到湖里去,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燃烧。天使哭了,只得空手离开。
这个段子和陀氏的小说一样,富有宗教情怀和教育意义,虽说谈不上特别好笑,可见拯救世人也不必总是板着脸的。
三
在小说中使用网络段子,到底好不好,许多人持批评态度。看段子是不花钱的,在拿钱买的小说里看到塞了曾经读过的段子,就像在电视上看到邻居,感觉还是不一样。网络上的段子大多没版权,大家用起来无所顾忌,谁都拿起来用。尽管已经有著名段子手提出了版权要求,至少转载时要署名,但不像文章,段子维权委实困难了点。有的人,就点个名吧,周立波,收集了各式网络笑话,打印成册,对着稿子在电视上念,火了,成名了,赚了大钱。算是钻了一个空子。他的主要观众大都不怎么上网,算是打了打网络与生活空间的时间差。像周立波这样子毫无原创,自然是与窃贼无异,人多鄙视。但若是要求写作者全盘原创,未免要求太过。SNS时代,原创固然红火,但过时得也很快,一个新鲜的段子,三天后讲便笑点尽失。
重要的是,同样一个段子,有的人只会当作一个笑话,呵呵后两句,有的人便能敷衍成文,赋予以形体,披上皮肤,吹口气给它灵魂,令之重生。好比同样的食材,三星级大厨做出来的,和街边烧烤摊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会不一样。
江湖传言,《活着》的故事本是在一个饭局上另一个作家公布的构思,被余华拿来用了。有人因此指责余华是偷。但福贵的故事本谈不上有多天方夜谭,每个人讲出来都是不同,处理材料的手腕、结构和文字的驾驭力都不一样,出来的效果大相径庭。《活着》之所以被人记住,不是因为福贵的故事有多里奇,而是余华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让人无法忘怀。
像上面讲的猎人和熊的笑话,听过的人何止千万,但入了贾平凹的耳朵,看出了笑话荒诞不经背后的黑色,给人物一个真实的身份,给故事真实的场景和细节,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读下来不是笑话,更多的是悲悯、讽刺与无可奈何,杂糅了三言二品和契诃夫才能给予的滋味。
回到《我不是潘金莲》,假上访、真买票的段子发生在老史身上,牵出来的是老史、李雪莲的坎坷命运。注意力都集中于制度的荒谬和人物的无可奈何,黑色幽默无以复加。这个段子在整本小说里,天然自在,毫无违和感。进了作家建立的体系中,小说便有了肌理纹路,有体温,有气味,小说家是上帝,构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又岂是小小段子能够表达?
贾平凹和刘震云的新作不约而同关注了上访,与天朝极力维稳的背景相关。所谓维稳,首先有不稳,才需要维护。否则太平盛世,海晏河清,城管都会失业。《带灯》和《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都是女性,身份是对立的。一个是基层的综治办干部,维稳一线主力军;另一个是战斗在上访第一线的老访民,重点维稳对象。两位大师心有灵犀,写作同一个主题,同样的荒诞,一个幽默,一个沉郁,可当作对照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