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崔斯也，题图来源：《我，到点下班》

什么样的工作称得上一份“好工作”，或许是最令当代年轻人困惑的难题之一。

择业固然是一道个人选择题，它和每个人的能力、兴趣点挂钩，却也和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当职业倦怠成为当代一种普遍情绪，我们还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好工作”吗？

什么是好工作？——一个当代难题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采访过不同类型的工作者，他们的个体选择，也是当下各种时代价值的缩影。

高校应届生的毕业季是充满焦虑的。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曾经就业市场上“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的说法正在远去，投出上百份简历，offer却寥寥无几的人不在少数。

很多本科生选择继续升学，但竞争同样是巨大的。一位2022届毕业生在采访时提到，自己宿舍的六个人，每个人都在考研。“不要靠近考研，会变得不幸。”她如此说。那一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457万人。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上涨到了474万人，达到历史报考人数最高峰。

这是一个诸多考试都在越发“高考化”的时代。“上岸”成为近年来人们口中的热门话题。“考试大国”的名号似乎被坐实了，包括考研、考公、事业编、教师编等在内的考试选拔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不仅仅是应届毕业生，工作几年后又脱产备考的人也越来越多。

体制内的工作，成为人们眼中的“好工作”之一，原因往往是“稳定”“相对公平”“工作时间固定”等。一位在35岁选择考公的二胎妈妈说，自己辞职在家育儿几年后，几乎找不到其他工作，考公成为唯一的“公平渠道”；也有年轻人似乎看透了工作的本质，一位连续考公多年的90后说，自己选择体制最主要的原因是能有固定的“工作外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另一边，互联网大厂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好工作”。它虽然和“卷”挂钩，却带来可观的收入、体面的职位，同时带有一些精英主义色彩。进入互联网大厂成为名校青年的热门选择，而因为学历等原因无法进入大厂的年轻人，也心甘情愿去做大厂的“外包”岗位。

仅以白领类工作来看，以上两种“好工作”似乎是当代两种风格的代表：进体制“躺一下”或者去大企业“卷一卷”。而无论“躺”还是“卷”，主流选择往往意味着一种经济理性，人们“趋之若鹜”的好工作必然是经过计算和衡量的。它们要么收入可观，要么稳定长久。

然而一个越发凸显的问题是，正在从事着这些主流“好工作”的人们，陷入了另一种焦虑之中。

2020年，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提到，互联网仍是最大的人才流入行业，但在工作幸福感方面，互联网人的幸福度却是垫底的。影响他们工作幸福感的因素包括过多的工作加班、组织设计变化、年龄焦虑等。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业倦怠报告》显示，只有12%的群体能从上班中获得快乐，职场倦怠指数为68.4。

倦怠感一方面来自过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一种“荒芜感”，人们逐渐发觉，大部分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带来的往往是无限的重复劳动、冗余的办事流程、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种“不在流水线，却仍是一颗螺丝钉”的感受，以至于带来更加严重的意义感丧失。

如此一来，这些所谓的好工作似乎也要打上一个引号。在一个各方价值不断争夺“正当性”的时代，一个既能满足生存所需，同时带来精神满足的“好工作”，或许正在成为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愿景。

狗屁工作

或许我们可以从“工作的正当性”说起，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西方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始终被一种“工作伦理”所控制着，即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而到今天，工作伦理也在发生改变。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出现让工作和消费的循环形成一种永动。在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的过程中，仅仅“拥有一份工作”似乎是不够的。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人拥有工作即是正义。但在消费社会之中，一个有工作但消费能力不够的人，会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成为社会秩序之外的人。

另一方面，人们对好工作的追求也来源于一种过分的“自我驱动”。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功绩社会”之中。对于身处都市的年轻人来说，我们的劳动从传统印象中的“被剥削”转化成一种“自我剥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了一种肯定性的暴力，我们前所未有地强调自我实现，因此反而让自由本身成为被榨取的对象。“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供人剥削，内心却幻想着正在自我实现。使生产效率达到最大化的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这是新自由主义最为奸险的基本逻辑。”

而“工作正当性”的背面，是个体意义感的巨大缺失。社会化分工越细致，人们的螺丝钉感就越强烈。如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表达的，中世纪的手工匠可以在打造一把椅子时获得足够的快乐，而忙碌的现代人，做着被无限细分、看不见具体意义的劳动，难以看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工作本身成为一个目的，人们感到越来越迷茫。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称之为“现代工作的悖论”：“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又憎恨自己的工作。”

2013年，格雷伯在一篇杂志撰稿中提出了“狗屁工作”的说法，指的是功能上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格雷伯大胆地提出，世界上40%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它们往往是白领工作，且大量出现在服务业和信息业，其核心是虚伪和无目标感。

我们或许无法草率地将某些工作完全贴上“狗屁工作”的标签，但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很多本具备价值和意义的工作的确逐渐变得“狗屁化”，如高校工作者们花费在填写各种行政文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医生和护士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被材料和会议占据。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能够增大社会的整体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情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当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人们会自然地纷纷投入到分配性努力之中。如今我们所追求的“好工作”，很大程度上也陷入了分配性努力的困局之中。

逃离工位，意味着自由吗？

逃离工位或许是个办法，却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很多年轻人也在做出不同的尝试，试图打破僵局。一些白领工作者尝试做“轻体力活”，用更具体可见的劳动缓解意义危机；一部分人发展副业，试图在工作之外用爱好赚钱；也有人不再盲目追求稳定，成为数字游民，探索现代工作的新可能。

但这些类型的工作依然不是完美的，“脱下孔乙己长衫”的年轻人在摆摊时获得短暂的宁静，却无法得到让自己满意的薪酬和医疗、养老保险。一位从营销公司离职，短暂从事实体店服装导购的年轻人说，体力劳动并不能解决自己的“精神内耗”。

依托于互联网内容生产的灵活就业者们也并不轻松。今年3月，B站流传出“UP主停更潮”的说法。“靠脸吃饭的徐大王”“我是怪异君”“LKs”等一众百万粉UP主相继宣布停更，原因和内容生产带来的收入不足有关。

灵活用工平台产品层出不穷，但现实情况是，自由职业仍然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平台接单的模式曾经是一部分程序员、文案创作者、营销人员的灵活就业方式，而如今Upwork等自由职业平台的用户日趋饱和，一些类型的工作者甚至无法注册。今年3月，美团的“春风送岗”行动开放了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但50万个岗位很快就被填满了。

而彻底逃离当代生活可能代价巨大，也几乎不可能。2022年，我采访过一位从北京某知名4A广告公司离职、出家去四川道观的35岁女生，在山上度过远离都市纷扰的4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北京——她还有房贷、家里的宠物、男朋友和想要去看的艺术展。

“狗屁工作”遍地开花，但“好工作”是个终极难题。

或许我们可以从拓宽对工作的理解开始。《期待与忐忑：职场人的心声——2022全球职场调研中国内地报告》显示，人们在选择工作时除薪资回报外，工作成就感、是否有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学者项飙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好的工作或许可以这样界定：首先，它是一个让你不怕重复做的工作，因为你能感受到兴趣和意义感；其次，它是合作性的工作，比如艺术家，人们往往觉得艺术家的工作是非常个体化的、创造性的工作，其实艺术家的工作从来都具有合作性；最后，它是对别人有用的工作，因为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是“工具”，人们在社会上是需要互相依存的。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不仅仅用工作的维度来定义自己。

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提到，实际上，历史上的大部分人往往不会将个人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人们的墓碑前不会刻着“蒸汽管装修工”“执行总裁”“办事员”“护林员”。墓碑上会刻下的是人们生前曾经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这些都是与强烈的情感承诺相关的，也是与生命本身相关的。在死后，人们在这个世间曾经的存在，都被浓缩在曾付出和收获的爱之中。

但与此相反的是，在生前，人们相遇时并不会问对方关于爱和承诺的问题，而是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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