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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BBC纪录片《绿色家园》中,呈现过人与植物互相依附的智慧:在印度梅加拉亚邦的悬崖峭壁下方,卡西族人会利用柔韧的印度榕树根系,在湍流上“种”桥。
他们把榕树种在河边,然后通过竹筒牵引着柔韧的根系向河对岸伸展。那些快速生长的根系聚合到一起,在分享营养和资源的同时,形成一股比单独根系更加坚韧的天然支撑。
一座充满生命力的桥就这样筑成了。
在互联网的黄金年代,这样的“桥”曾以大厂校友会、离职社群等“前员工联盟”的形式存在、生长,成为同袍情谊、创业梦想、价值交换的一个通道。阿里系的“前橙会”、腾讯系的“南极圈”、百度系的“百老汇”一度成为投资人疯狂追捧的“概念股”。
不过相比拥有长久生命力、有“不死树”之称的榕树,大厂离职群的这座“桥”并不稳固。高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如同一股湍流,一切组织和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跟随大势起伏。
一、“大家都在谢幕”
“我们现在还活着,只不过活得比较艰难。”南极圈创始人潘国华坦诚得出人意料。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承认失败或分享正在经历的某种不如意。但他似乎并不介意这些。
作为腾讯离职员工的自发组织,南极圈平台上聚集了1万多名“老鹅”。
找到老潘,最初是想从大厂与离职员工关系的角度,看组织对人的定义在不同大厂、不同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反差。在企业文化领域,这是我好奇的命题之一。
LinkedI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曾在《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一书中说过:一个员工只有感受到他和所在的组织存在着社会交换的时候,他才会强化跟这个组织的纽带关系。
离职社群应该算得上纽带之一。早年互联网公司都有规模浩大的离职群、校友会,且在江湖上各成一派;但移动互联网催生的新巨头如美团、字节、滴滴、拼多多,都还没有孵化出与其声量相匹配的前员工组织。
即便体量最大的字节——员工数早已超过10万、HR团队是业内知名的招聘机器,离职员工之间仍只是松散的关联,找不到所谓的组织。美团前员工倒是在2019年创立了“三块钱”,但外部存在感不强。
至于拼多多,在一个强调本分、盛行花名、员工入职约等于“社交失联”的高压企业文化之下,校友会、离职群这种组织是否存在,外界不得而知。
不过深入了解后,我发现,在这种关系连接中,时机似乎比企业文化更关键。
比如字节和滴滴都有意效仿BAT,孵化类似的离职员工社群。2022年字节高管还专门与老潘交流前员工社群的运作事宜,滴滴前两年也拉着老潘开过两次电话会议。但后来似乎也没了动静。
字节前中层王笑记得,到2022年底他离职时,都没有听说类似离职社群的存在。他只在原团队拉的小群里,与前同事们保持互动,这种联系更多只是基于对小团队工作氛围的一种认同和怀念。
对于上述两家公司来说,彼时都有比关照前员工更为紧迫的待办事项。滴滴在监管整改中等待上架,字节还在电商、本地生活、全球化多条战线打仗。
即便是风光一时的BAT离职社群,现在也沉入一个平淡期,没了前几年的活跃。最直观的证据是校友会、社群公号更新频次的变化:
阿里集团官方背景的“阿里校友会”,把对“102班同学们”(离职员工代称)的想念停留在了2020年11月26日。最后那篇题为《102班的同学们,我们想你了!》的文章,阅读超过2.1万;同样官方背景的“腾讯校友会”,停更在2021年11月17日,最后一条内容是关于23周年司庆文化衫的预售。
民间性质的阿里“前橙会”,停更在2022年1月17日;“百老汇”最新一篇更新是在2022年10月25日,距今也有半年时间。“南极圈”虽然还在保持更新,但部分内容已经转向行业动态观察。
看得出,无论官方还是员工间的自发组织,对大厂离职员工群体的照拂都在减退。越来越少的内容分享只是一个缩影。
“我们的时代几乎都过去了,大家都在谢幕。”潘国华自嘲现在是躺平模式。
旁人听起来多少会有点感伤和无措。在大厂离职社群最热闹的那几年,南极圈、百老汇、前橙会是VC合伙人眼中的“寻宝地图”,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待挖金矿;这些社群自身也在通过各种形式,为前同事提供帮扶和链接,像前橙会做了私董会,南极圈则通过商业化运营模式,做了类似美国YC模式的孵化器,并在高峰时期投出六七十家公司。
但最近,老潘的主要精力变成帮一些相对资深的前员工推荐工作机会。
对他而言,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消解情绪、更新认知。
无论组织者再怎么不甘心,大厂离职社群的盛衰,终归只是时代的一个注脚。
二、前员工们撑起BAT最早的“互联互通”
2015年1月13日,北京辽宁大厦见证了BAT三家少有的一次“互联互通”。
前橙会组织者寿远、百老汇创办人陈枫、南极圈创办人潘国华以及百度元老王啸、原腾讯SVP吴宵光等四五百人聚到一起,探讨BAT前员工拓宽资源及渠道合作的可能性。
当时三家走出的离职员工,保守估计超过10万。对于这些前大厂人的去向,互联网圈曾有一个调侃:百度出术士,输出CTO比较多;腾讯出谋士,擅长做产品;而阿里出战士,长于打仗斗狠。如果三大门派联合,或许能碰撞出更亮的火光。
有参会者回忆,作为三家大厂的前员工“代表”,陈枫、寿远、潘国华等人还在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大家口中的“枫姐”陈枫,为每家都准备了一份纸面凭证——一个“红本本”。
多年后,许多细节被时间风化成齑粉,“结盟”行动似乎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但那个红本本,潘国华保存至今。
其实相比豪情壮志的商业“结盟”,大厂离职员工群成立之初的目标更为淳朴——为聊天叙旧找个线上场所。
陈枫2010年创立百老汇的初衷,只是“闲得没事”,想见见老朋友,但大家总约不到一起,干脆就拉一个聚会群。前橙会的出现是为了大家离开阿里后,彼此还能联系上,“最好能常常碰个面儿”。南极圈的前身叫“永远一家人”,不难看出也是一个情感驱动型社群。
“只有在公司度过的时光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大家才愿意离开后继续联系。”在前腾讯员工、OKAY智慧教育创始人刘希军眼中,离职群是有共同价值观的一群人聚集、寻求彼此认同的场地。
放到更宏大的背景下,大厂离职群的主力大多以公司创业期的老员工为主,因为在BAT成长为巨型互联网企业之前,企业价值观的纯度、对创新的宽容度都是更高的。
南极圈早年还有个“特权”,当时QQ主管给前同事们搞了个特批——总群入群人数无上限。后来赶上QQ统一修改产品规则,“特权”这才名存实亡。
三家之中,百老汇侧重技术产品的交流和培训,始终坚持公益和独立属性,拒绝商业投资;前橙会和南极圈则在2014年前后被推到创业浪潮之巅。
风口其实始于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勃发,至2015年举国“双创”达到巅峰。
那段时间也是BAT的黄金时代。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上万名员工一夜成为千万富翁;2016年9月5日,腾讯首次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当一个时代性的机会出现,仿佛一个结界被打开,会有更多的冒险家、梦想家密集涌现出来。新的财富流动就这样出现了。
BAT的前员工们首当其冲。一次前橙会的聚会上,一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说,从阿里系出来的创业者,公司估值要比其他人多20%以上。亦有阿里高管回忆,他的一个下属,写了一份PPT就拿到了融资。
正是在这个时期, 杭州西溪路的福云咖啡、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成为阿里系创业者、腾讯系创业者的著名据点。大厂离职社群也成了汇聚资源的线上平台。
“腾讯是一个‘封闭’的互联网公司。创业者对生态外的世界不熟悉,我是一个节点,帮他们对接人。”曾有一名前同事的创业项目急缺流量,老潘牵线给乐信创始人肖文杰——另一名前腾讯人。肖文杰很痛快地答应帮忙。这个同事的产品顺利进入到分期乐的平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流量;当然乐信也不亏,相当于多了一个产品服务。
创业潮来临时,社群人气一天比一天火。如果老潘某天不看微信,群内未读的聊天记录几乎拉不完。根本看不过来。
当时甚至出现一个奇葩景象:一些人会出于各种商业诉求,冒充前腾讯员工入群。后来南极圈不得不增加入群审核——持腾讯校友会补开的电子版离职证明,才能加入社群。此后冒充人数断崖式下跌。
狂热的气氛仍在四处传导。百老汇的2015年会上,组织者通知了16个创投机构,结果现场去了30多家。投资人路演现场变得像集市卖东西一般,热闹、随意而混乱。
南极圈也做过开放式路演。2014年南极圈获得1200万元投资, 其中腾讯集团出资900万元、国金跟投300万元,做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老潘记得,2014年至2015年,创业项目质量很高,参加路演的双方级别也都很高:基本一方是创始人,另一方是红杉、经纬、真格、源码等明星投资机构的合伙人。
大概从2016年开始,一些路演项目就没那么靠谱了。与此同时,创业者本人不再直接出面,投资机构代表也从合伙人级别降到投资经理,还是刚入行、资历很浅的那种。
“(路演)这个事情开始泛滥了。”老潘觉得不太靠谱,取消了路演项目,改做“投资大咖面对面”,每场邀请一个投资机构合伙人,与五六个项目合伙人深入面谈。
当然作为“前员工联盟”,离职群里从不缺乏情分的流转。某年,一名跳槽到阿里的腾讯前员工,在东南亚遭遇车祸,医疗费用上百万元。闻讯后,在腾讯、阿里两家公司都启动救助流程的同时,前腾讯人、阿里人也都开始了自发援助。在南极圈公号发布这个消息后,一堆人用微信、支付宝接力捐款,此时没人关注公司竞争及产品区隔,最终各方渠道合力筹集了200多万元救助款。
曾有人创业失败了,公司十几号人,没有找到下家。消息发到社群,很快有人伸手援助,把十几名员工全都接了下来。某个网红性质的创业项目没钱了,火烧眉毛,群友接力众筹,愣是把自己帮成了股东。类似的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大厂离职群。
还有人遇到父母生病,或者老家拆迁家人被打得不平之事,在群里寥寥数语,前同事们或慷慨解囊,或通过传播渠道发声,支持维权。
离职群始于公司和工作的连接,但社群的性质又放大了“人”的社会属性,有了江湖的味道。
而连接中产生的价值感,曾经是老潘这些社群发起人的骄傲。
三、大佬的预警
2018年前后,最前瞻的一批互联网人看到,造富的时代快结束了。
这一年,大气候、微观生态都在剧烈震荡:中美贸易摩擦、资本寒冬、互联网巨轮纷纷掉头转向产业互联网……一种让人不安的不确定性若有若无地扩散。
“南极圈”2019年会上,曾李青到场演讲,他从一个另类视角为老同事们作出预警:前几年经济火热的时候,总有中介打电话问他卖不卖别墅。但今年,他连一个这样的电话都没有接到过。
他语气凝重:目前融资环境很差,想要打工的同学,如果能回头,就赶紧回头。已经在创业的,那就要赶快用掉50%的时间去融钱,这个时候忌破釜沉舟式创业,比如卖房筹钱,都是不理性的。
反映到离职社群里,创业的人明显变少了。这种情况在随后两三年有增无减——监管政策及疫情冲击之下,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变成了降本增效。
对于个体而言,从主动离职创业的激情澎湃,到只想保住体面的大厂工牌,前后也就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标尺,同样也丈量着大厂离职群从紧密相连的“桥”缩回到平淡周期的长短。
对于全情投入的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残酷。风口之上的时候,大厂离职群作为一个资源链接平台,似乎有无尽的机会实现商业化。
除了传统的YC式孵化器、FA、猎头业务,多家社群还都做过私董会、游学、企业家俱乐部一类的商业探索,甚至连社群公众号都具备了变现能力,比如粉丝超10万的南极圈公号,曾经接到过富途、分期乐以及一些证券公司的合作投放。
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商业探索大多算不上成功。“从社群切入是一条不归路”,潘国华最终痛苦地发现,这种商业模式难以成立,因为社群的属性决定了群内信息的透明化,越往后面,社群组织者的链接价值越小。其次,熟人生意不是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付费一方是陌生人的生意才能长久。
大厂社群们陆续回调到公益价值的轨道上。但这些社群对于当下年轻的大厂搬砖人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吗?
答案恐怕不一定了。
四、去中心化的新“联盟”
如今的阿里已经拥有22万员工,腾讯有10万+,百度也有4万+,公司对人的关照、人与人的联系本就不太可能像互联网创业期那么细腻、紧密。
从南极圈的人自称“老鹅”,从新离职的阿里P8对前橙会仅停留在听闻层面来看,隔阂正在发酵。
刘希军记得,2004年前后,一二十号人挤在北京建威大厦一间还没有客厅大的办公室,电脑太多、大厦经常断电,满屋子人停下来聊天,无所顾忌,也没有太多层级概念。
第一代互联网从业者人少、流动也少,彼此共事的时间也更长。这种亲近性和信任感也成为大厂离职社群的粘合剂。
但对于窝在1.4m*0.8m的工位里、自嘲大厂螺丝钉的新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这种松弛更像奢侈品。
当前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平稳期,大厂的末尾淘汰制使得人心惶惶,晋升空间也变得狭小。人的内卷、企业的外卷,正在重塑职场。
“前几年行业狂飙突进,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晋升上去了,但那时是有很多场景来锻炼能力,现在行业稳定了以后,分工越来越细,但你真有那么多产品可以来证明你的能力吗?”一名在阿里工作四年的前员工如此反问。
某短视频平台的员工告诉我们,他曾经有个同事因为内容审阅速度太快,被路过的另一同事举报作弊而遭审查 。
一位字节前员工在“微头条”工作时得知,一名数据处理的人员因为对质检的检验结果有异议,多次争执后便在办公室殴打了质检人员,因为质检部门的评判结果有可能让相关数据处理人员直接被优化掉。
前述字节前中层则吐槽,伴随公司这两年的疯狂招人,企业文化被稀释,一些阿里、百度前员工进入字节后,卷起了PPT汇报文化和地盘意识。
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实际行动,也在加深员工只是格子间“工蚁”的认知,比如只想以金钱换时间。一到35岁,昔日的人力资源便成了HR眼中的“熵增”。
很难想象,突然被裁员或者带着怨怼离开公司的前员工,还愿意与前司保持友好联系。
还有一个新的情况。这两年大厂彼此业务竞争更为激烈,互相进入对方领域“搞事情”的情况越来越多。作为外卷的一个衍生品,大厂对员工“竞业协议”的限制范围不停扩大、条件越来越苛刻、甚至写进了校招生统一劳动合同。
有大厂前员工称,前司HR为追踪离职员工是否入职了竞业协议范围的企业,会发“钓鱼”快递直接到现任企业前台。一旦前员工本人签收,紧随而来的便是起诉书。
前员工跟前司的关系愈发微妙,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依托熟人关系在小圈子范围内抱团,而不是前司的大联盟。
比如在一个氛围还不错的小团队,成员会互相扶携。一个人有了更好的去处,可能会为其他成员铺路,直接带人履新。深入地聊天互动、对共同过往经历的怀念、信息链接也只会发生在一个个类似的离职小群里。
上述阿里前员工的第一次转岗就是为了追随一个小组长,那位颇具领导力的小组长后来跳槽去了字节,也带走了几个人,组建新的团队。
这或许是新的“联盟”的开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