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坎宁安：穿20美元蓝色工装的街拍鼻祖，整个时尚界都为他盛装

上周六，《纽约时报》发布一则讣告，为《纽约时报》工作近40年的街拍摄影师比尔

(Bill Cunningham)去世，享年87岁。此前他因中风住院，而缺席了巴黎男装周。

近几年，街拍在中国也随着街头文化流行起来，在北京三里屯、在上海新天地、在成都春熙路你总能看见摄影师抱着相机，紧盯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随时准备发现目标、搭讪、再按下快门。这被认为是属于年轻人的“玩意儿”。

而被看作是“街拍祖师爷”的比尔·坎宁安自1960年代起便开始这样追逐街头时尚。长达40年的沉淀后，他所拍摄的照片已经成为“纽约市的非官方年鉴”，永远穿着标志性蓝色工装夹克，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挂着一台 35 毫米相机的他本人也被纽约地标建筑保护委员会列为活地标。

这个“活地标”的离开让美国各界人士、媒体无比惋惜，不仅因为他是《纽约时报》最资深的记者之一，更因为他的街拍已经超越了稍纵即逝的时尚风向含义，而成为一种着装方式和城市气质的记录，如《纽约时报》在声明中的形容，他更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

“时尚界的权势人物都欢迎他的陪伴，但他仍是我见过的最友好、最温和、最谦逊的人之一，”《纽约时报》出版人兼董事长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传奇，从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一位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

的确，在时尚界的权势人物眼中，能进入比尔·坎宁安的镜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时尚女魔头”、Vogue女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一句：“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足以看出比尔·坎宁安在时尚圈的地位。

但坎宁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否按下快门并不取决于拍摄对象的知名度，而是服装本身，他说：“我不会注意我拍的人是谁，我只看到服装”、“我寻找的是个性化的着装风格，有时甚至是拿雨伞或外套系紧的方式。”

也是在这样无自觉的情况下，坎宁安在纽约街头拍下了一张意义非凡的照片，照片的主体是曾被誉为“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的影星葛丽泰嘉宝，她身着皮草，优雅时尚。多年以后，当坎宁安回忆起这张照片，他说：“我当时被这件大衣肩部精妙的剪裁震惊了，后来我注意到，街上的人们都在盯着她看，我才意识到她是葛丽泰嘉宝。”

这张无意间拍下的嘉宝照片和坎宁安拍下的肯尼迪家族、西班牙国王等人身着皮草的照片一起，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版面，这是时报第一次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况下刊登名人照片，这种形式开创了所谓“街拍”的先河。

就这样成为“街拍祖师爷”听起来似乎有些巧合的成分，但成为时尚圈的某某于坎宁安而言却是注定。

出生于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坎宁安从来都无法专注于教堂的周日礼拜，他的注意力总是会被女士们所戴的帽子吸引走。

从哈佛大学退学后，坎宁安曾创立帽子品牌William J ，玛丽莲梦露和琼克劳馥特是他店里的常客。不过坎宁安却说：“我对她们不怎么感兴趣，她们不够时髦。”

进入六十年代，女权意识觉醒，女人的着装多元而随性起来，女人们渐渐不再戴帽子。而37岁的坎宁安巧合得拥有了第一部相机，这是一位摄影师朋友送给他的奥林巴斯pen系列胶片相机，由此他成了一位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摄影师。

他用它拍摄了“爱之夏”运动(Summer of Love)，就是这个时期，他意识到，真正的运动在街头。

他开始接受《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和《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的拍摄任务。之后长期给《纽约时报》投稿。

在《纽约时报》，坎宁安拥有自己的板面专栏“On the Street”和“Evening Hours”。“On the Street”通过纽约街拍捕捉时尚风潮； “Evening Hours”则拍摄为纽约文化生活所举行的各种慈善晚宴派对的情形。

比尔·坎宁安镜头下的人们

在40年的时报生涯中，他坚持每周日在“On the Street”奉上最新一周的纽约街头时尚，除了文字加图片的形式，他还用老旧的录音笔录下自己的观察的感受，配以图片制成影片展示，“On the Street”曾多次被选为纽约人最爱的专栏。

拍了半生，坎宁安对于纽约的感情自不必赘言，但他仍有一点不喜欢——“Damn you, New Yorkers, You're all so extravagant and wasteful.”  （去TM纽约人，老是这么铺张浪费。）他曾在拍摄自己的纪录片《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又译《街拍鼻祖》）中这样说道。

他自己的生活的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简朴得过分。他一生拍摄过超过5万个时尚的姑娘，却从未谈过一次恋爱；他没有电脑，不用手机；他标志性的蓝色工装购于巴黎的劳防用品店，价值20美元，本是巴黎街道清洁人员制服；他住在曼哈顿中城卡内基音乐厅楼上间小屋子中，没有电视，没有厨房，没有桌椅，无数的铁皮档案柜包围着一张窄窄的单人床，柜子里装满了他拍摄的照片，蓝色工装挂在柜子的把手上；他每天固定去一个餐厅，因为那里有3美元的三明治和3美元的咖啡……

而有时候，他又挺舍得花钱。他骑着自行车赴时尚晚宴拍摄，拒绝主办方提供的任何宴会食品，甚至连水都不要；去巴黎时装周，他拒绝任何机构的机酒赞助，自掏腰包住郊外的小旅馆，搭地铁去秀场。

他说，钱是最便宜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最贵的东西。他不想被钱束缚住，因为拿了钱，就无法保持中立诚实。

也因此，他对如今的红毯文化嗤之以鼻，认为品牌付费让明星名人出席活动和穿上自家品牌就是慢性自杀。

纽约哪里缺少过传奇，但身处最灯红酒绿的时尚行业，却仍以苦行僧般的方式生活、以新闻理想为追求来工作的比尔·坎宁安仍显得有那么一点特别而值得被记录。

所以总是在拍摄别人的他，也成为别的艺术家眼中理想的拍摄对象。安迪沃霍尔拍摄的比尔·坎宁安还曾在佳士得拍卖，安迪沃霍尔曾说，他很羡慕坎宁安骑着自行车到处优雅拍摄的生活；2011年3月上映的《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导演花了8年时间才说服其配合拍摄。

在这部纪录片接近结尾的地方，坎宁安说：“我只想很坦诚的去做事，但这在纽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纽约保持着一种诚实和坦诚的态度真的挺难的，就像是堂吉诃德对抗风车一样。”

这段话让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但坎宁安却说，他到死都不会看那部纪录片。他已经习惯做一个旁观者。

在写下比尔·坎宁安的这些故事时，我总是会想起《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