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其中，到唐万新，到任正非：同根不同路

牟其中、唐万新、任正非这三个在不同阶段占据中国财经新闻头版的男人，有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从重庆走出来的。

牟其中1941年生于重庆万州（原四川万县），家里开了一个小有规模的中药店；唐万新，1964年生于重庆万州小公务员家庭，10岁随支边父母迁到新疆；任正非，1944年生于贵州镇宁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963－1967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三人同时在重庆的时间段是1964-1967。唐万新是小辈，刚出生，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牟其中高考落榜，在玻璃厂做锅炉工，但胸怀大志，博览群书，喜演讲，爱辩论，慢慢在当地工人群体中小有名气；任正非，黔南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的长子，19岁那年，沿着川黔线，第一次走出大山，到重庆上大学。

牟其中占领中国财经新闻封面的时期大致是1990-1995，唐万新的时期大致是1999-2004，任正非2000年代初在圈内地位就已经很高，但因为他出奇的低调，关注者寥寥。成为家户喻晓的“网红”是2014年左右华为手机在大众消费市场崛起之后的事。大致算起来，90年代、00年代、10年代，中国财经界的最红的偶像人物，都与长江边上这个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城市相关。

三代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方式深深地打上了他们各自时代的烙印。如果说，牟其中以“政治家”／“玩政治的”的手段做企业，唐万新是以“金融家”／“玩钱的”的手段做企业，任正非才算是回到了企业家的本分，以做企业的手段做企业，最后修成正果，成就了华为公司在世界电信业的霸主地位。

牟其中的三重悲剧

牟其中在九十年代的影响力没有亲历过的人难于想象。这个身高1.82的重庆男子，相貌堂堂，目光炯炯，思如泉涌，口若悬河。他梳了一个很标准的“主席头”，走到任何地方，都双手撑腰，做指点江山状，一边用轻工产品换苏联的飞机，一边买美国公司的卫星发射；一边要把满洲里开发成为北方的香港，一边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进来，改造大西北的环境。直到1996年被边控，然后被控信用证诈骗，被判无期徒刑。

牟其中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当年的《南德视界》小报几乎是企业界争相传读的前沿出版物。很多说法都非常超前，甚至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流行的“互联网思维”的祖师爷，如“99度加1度”理论（“已经烧到99度的水，再加一把柴，水就开了”：对应各种模式创新理论）、“平稳分蘖”理论（员工“创立新的项目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赠给其主要成员”，对应所谓裂变式创业）、“智慧文明时代”理论（“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十分可笑了，工业文明的一套在西方也落后了，在中国更行不通，我们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对应所谓互联网文明）等等。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上不了大学，自学马列，1974年因万言书《中国向何处去》、1983年因“投机倒把”入狱，两次都因为中央领导的批示而出狱，出狱后申请了号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牌照，这些经历塑造了牟其中的典型的“泛政治性人格”。所以，他才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做企业当作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上演了一个时代错置（市场经济时代而不是政治挂帅时代）、职业错置（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份错置（草根企业家而不是赵家人）的三重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但更是他个人的悲剧。

唐万新的江湖救赎

如果说牟其中以泛政治人格为出发点，以一种政治情结、革命情结、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情结做企业，唐氏兄弟至少是回到了在商言商的本分。可惜他们从贩卖法人股起家，从股票、投资、金融出发去做企业，同样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经常说，在股票上、投资上、金融上挣到了钱的人，让他们回头去做企业，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的。原因很简单，做实业辛苦，在中国做实业，尤其辛苦。奶牛尝到了鲜血的滋味，它就不再愿意吃草了。都吸上高纯度海洛因了，大麻还能有什么吸引力？

德隆把“老三股”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炒到近百元的天价，炒股炒成股东，被迫长期持有，只好将计就计，反过身来打产业整合的主意。这种产业整合，纯粹从产业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讲，确实是成立的。中国各行个业一般都有小散乱的问题，通过购并等资本手段，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然后再利用规模效应、市场体量、品牌效应来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学理上确实是能走通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做这个事、以什么为出发点来做这个事、以什么态度来做这个事。

该行业内的领先公司，通过一段时间的有机成长，积累了足够的行业诀窍和人才队伍之后，在注意时机、节奏、火候的前提下，有可能走通这条路；投资公司，尤其是像德隆这种短融长投的投资公司，没有积累，没有敬畏，没有耐心，能走通这条路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很多观察者佩服德隆的产业眼光，为德隆最后的失败感到遗憾，认为他们主要是政府关系没有做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皮相之论。

重庆是一个交通和贸易中心，川东、湘西、鄂西、陕南、贵州等地的各种物产和各色人等在这里交汇，造就了重庆的著名码头文化、袍哥文化、江湖文化，一方面喜冒险、重义气、有担当，另一方面，只讲你我，不讲是非，不怎么把法律红线当回事。新疆自古是边地，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带来的五湖四海文化，更是放大了唐氏兄弟的这种江湖文化特征。

所以，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唐万新四兄弟之外，德隆还凝聚了一大批业内的杰出人士，以自然人之间的人格信任为基础，编织了一张外人基本无法看清的金融网络（公司法人之间表面上没有关系，只有自然人之间有关系）。德隆首创的这种“返祖式”的金融网络，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很多“隐形大佬”的标准打法，一方面神神鬼鬼，鬼鬼祟祟，一方面又摆出一副故作高深，故做高明状，真不知道是幸耶不幸。

与牟其中案发后被边控、被拘留不同，唐万新是主动从国外回来伏罪，“不愧是个带头大哥”，还是得为他的担当点个赞。有关部门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把牟其中、唐万新这两个万县人都关在离他们家乡不远的武汉，而且是关在同一个洪山监狱。网传好事者把唐万新介绍给牟其中时，牟其中鼻孔里“哼”一声，大概是瞧不起的意思。除了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3岁，我其实想不出什么牟其中能够“哼”的理由。唐万新虽然眼大肚小，技不如人，最后功亏一篑，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六〇后，至少从始至终是一个专业的金融玩家，而牟其中的各种角色错乱，懂他的人知道是悲剧，大多数人，恐怕更多是当闹剧看吧。

任正非的苦难风流

一些朋友可能会看不懂，我为什么要把任正非与牟其中、唐万新并列，除了他们有重庆这个交集外，还有什么内在的逻辑？中国人自古以成败论英雄，好像进了监狱，就败了，就不是英雄，甚至反过来，成了人渣了。以这种态度去看牟其中，去看唐万新，应该来讲，是不太公平的。我经常讲，企业家像钻石，是在非常特殊的地理和地质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一种物质。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最宝贵的资源。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早年经历，逐渐把牟其中引上了一条角色错乱的不归路，但应该不影响我们对他的企业家精神的肯定和学习。罐头换飞机的案例，也确实代表那个年代商业运作的最高水平。

另外一方面，不难发现，作为同一代人同一地区人，任正非气质上甚至外表上都有非常像牟其中的地方。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们早年经历也不无共同之处，最大的不同点是，与牟其中1959年高考落榜不同，任正非1963年幸运地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居然没有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顺利地参了军（加入基建工程兵部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1977年任正非因为成功研制“空气压力天平”，作为先进典型参加了基建工程兵北京工作大会，被《文汇报》报道，被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接见。然后是1978参加全国科学大学。1982年，“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38岁的任正非入党并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看任正非的《我的父亲与母亲》，同样洋溢着那个年代的人的浓郁的意识形态氛围，也不乏底层人在奋斗过程当中的不平、郁闷与愤慨。但与牟其中放纵这些情绪，任由这些情绪（包括报复的快感）操控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同，任正非以一种理工男的平和与坚韧，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抓住所有能抓住的机会，获得了体制对自己的认可，满足了那一代人内心深处泛政治人格的需求，或者说，与这种泛政治人格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是任正非在1987年在深圳创立华为之后，顺利转变成为一个在完全在商言商、在企言企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前提条件。

所以，才有了近三十年来，心不旁骛，一心一意磨豆腐的任正非。政治，不感兴趣；金融，不感兴趣；作秀，不感兴趣！三十年磨一剑，一路高歌凯进，直到称雄电信世界，前不久更是吹响了2020年收入15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伊拉克的GDP）的号角。一时间，任正非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华为成为几乎所有管理课堂的最佳案例，坂田基地每天前来参观学习的企业家代表团车水马龙。甚至连任正非自己都打破了自己几十年不见媒体、不接受采访的禁忌，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并接受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专访侃侃而谈，可见他内心深处，有多自信，有多放松。是名士，自风流，也算是“何妨一狂再少年”吧。

不管华为未来发生什么，任正非用做企业的方式所实现的人生价值，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泛政治时代的人的梦想。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已然是“素王”：匹夫一介，却通过在自己的领域的贡献，达到与帝王不相伯仲的程度，这是中国文化所能作出的对一个人的成就的最高评价。任正非说华为的成功，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也许真不是客套话，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只有靠做官才能真正出人头地，我们这一代才终于走出那个时代，这确实是星移斗转、改天换地的大变化。

好企业是一棵树

三个企业家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企业必须像树一样，从下往上生长。首先是扎根；树根扎稳了，再长树干；然后是枝与叶；最后才是花与果。企业必须守住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根本（树根），然后是打造干部团队（树干），培养组织能力（枝叶），最后才有源源不断的业绩和成果（花与果）。因此，所有从上往下打的路数，基本都是歧途。

从政治和政府开始，从上往下打（牟其中的典型打法），最后往往是浪费民脂民膏的形象工程，或者充斥权钱交易的腐败工程，大多数情况下，既是形象工程，又是腐败工程。这些道理，貌似是个中国人都懂，所以，地方上才有010的电话轻易不要接的说法；所以，北京才有这么多的价高质次的消费、娱乐场所；所以，除了IT 圈的几家，北京好公司那么少。

从金融和投资开始，从上往下打（唐万新的典型打法），往往是里子屎、外面光的题材工程。这些题材工程的根本目的是圈钱，结果不是散户遭殃，被人当韭菜割，就是 LP（投资基金的出资人）遭殃，被一个又一个2VC（面向风险投资基金）的商业模式所忽悠。一个事实上以圈钱作为主业的公司，期待他们以客户为中心，发展组织能力，打造核心团队，简直是赶老母猪上树。这两年，最让人纳闷的事的是，创业俨然成为一个与管理学无关的新行业，不需要管理，不需要学习管理，不需要提高管理水平。老母猪真得会上树？天上真的会掉馅饼？人真得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从营销和媒体开始，从上往下打（无数互联网大神的典型打法），往往是有一说十、有十说百的吹牛工程。一部分人营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客户，把事先吹出去的牛做实了，另一部分人营销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得新的投资：还是圈钱。讲真，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客户的服务的公司，反思、总结、提高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些自吹自擂的事情呢。任正非二十多年只见客户，不见媒体，背后有个性的原因，但也有逻辑的必然。

成败得失任人说

我曾引用茅海建的说法，论述四川、西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位置。政治界、文化界、娱乐界不说，光是企业界的亮点就层出不穷。除了本文所涉及的重庆出来的几位豪杰，还有第一代首富刘永好，最后一代首富王健林，还有白手起家的中国女首富吴亚军，还有“服务好到只差上厕所给你扶jj”的海底捞，还有74岁再创业的烟草大王褚时健……一段时间内，我在课堂上讲的中国企业的案例，基本都跟他们相关！

文化嬗变的大道理先不说，四川人、西南人确实有一种特别接地气、特别脚踏实地的底层人气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接地气，加上不服输、不服气的牛脾气、倔脾气：“格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 ，再加上江湖文化中的重信用守承诺的成分，成功企业家的性格配方中最难得的几种的优秀元素基本都配齐了。不搞“地理决定论”，这些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解释了他们在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吧。

自古四川就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仔细研究这些西南企业家的故事，学习他们的务实、坚韧和仗义，品味他们在攻心和审势（武侯寺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方面的成败得失，见贤思齐，闻过则喜，也算是我们每个认真做企业的人的本分吧。大家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