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特朗普现象的偶然与必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PP-REVIEW），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彦杰，虎嗅获授权发表。本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版权所有，请勿使用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知识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大家纷纷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直以来的民调和政治分析都显示希拉里领先优势明显，最后却是特朗普上台？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毫无经验、口无遮拦、说话不着边际且经营记录可疑的脱口秀式商人坐上了总统宝座？

其实原因很简单。美国社会基本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某种剧烈的政治变化成为必然。特朗普本人成为美国总统是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特朗普式不讲政治正确的局外人成为民望的代表，绝对是历史的必然。特朗普的出现应该跟这十几年来在世界经济和各国政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联系起来看：中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迅速崛起，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多年的欧债危机，欧洲各国右翼胜利，以及最近的英国脱欧公投和土耳其未遂的政变等。

全球化加剧贫富分化

全球化的价格效果使资本通过投资赚得盆满钵满，而大部分劳动者则被迫面临更严酷的竞争、遭受更严酷的剥削、降薪以至于失业。

要理解特朗普的时代，先得追溯历史。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时代可以看作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鼎盛时代。它有两个重大的背景：第一个是二战，第一个是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化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是一个以英帝国为中心的时代。二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一次全球化时代崩溃的产物：作为后进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希望用帝国扩张的方式，摆脱自身经济和社会危机。德日挑起的全面战争又导致了美、苏、英、中四大国进入战争动员状态，从而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了影响深远的国家控制经济的动员体制（虽然苏联体制形成更早一些）。这种动员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化和社会正义运动，这就包括递进的高税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全民福利制度、废除种族歧视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等。

冷战的前半段（1945-1972）可以看成是这种准战争体系及其联盟在全球的对抗。在冷战的后半段（1972-1989）则不同，在这个时期，美国最先在地缘政治层面上，随后在国际金融和国内经济体制方面，展开了影响深远的自由化改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里根体制。

里根体制在经济上广为人知，其基本内容在于废除战后形成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其政治层面的变化也很重要：这就是二战和冷战时代形成的政治传统的“意识形态化“和仪式化，包括民主、社会自由、种族平等、男女平权等等。

里根体制美国使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和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也带来了政治僵硬化及去政治化。随着经济取代了政治，经济式的“管制（governance）”取代了政府（government），政治正确取代了政治论争，以华尔街、跨国公司和军火商代表的旧经济寡头以及后来以互联网、IT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寡头逐步取得了优势，成为美国社会实际的支配者。它们的支配方式不再像十九世纪传统的资本家那样，不是通过操纵选举和直接制定议程，而是通过推动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越过各国政府的约束直接攫取财富。

全球化的价格效果使资本通过投资赚得盆满钵满，而大部分劳动者则被迫面临更严酷的竞争、遭受更严酷的剥削、降薪以至于失业。

全球化在美国则逐渐摧毁了原来主导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使其从90年代初的绝对多数变成现在的一半不到。

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并以一举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跟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美国十九世纪的那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分化，比如它在中美两国都创造出了一个巨富阶级，他们占有私人财富的大半。

除此以外，全球化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人数庞大但只占全国人口一小部分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则逐渐摧毁了原来主导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使其从90年代初的绝对多数变成现在的一半不到。这一过程由来已久，但却被欧美政府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给掩盖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便是布什政府“居者有其屋”式的金融救济——给那些不够资格的中产下层以及贫穷人口提供零首付的政府抵押贷款，然后让银行体系用金融工程的方式去消化风险。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救市和日益繁重的社会开支又进一步导致欧美政府卯吃寅粮，债台高筑。

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媒体和知识界又在做什么呢？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学界是社会的大脑，但无论是心还是脑都没有正常工作。

首先，经济和文化变化导致这两个体系难以吸引到社会优质资源，尤其是第一流的人才。旧媒体面对新媒体已经是力不从心，经济社会地位大不如前，而且受到资本的掣肘，社会批判力量大大衰弱了。这里面还有知识上的困难，资本超越国界，运作复杂，综合科技、金融和法律的复杂性为一体，其运作方式和伦理问题又哪里是一般的媒体可以了解清楚的呢？

现在我们的顶尖社会和人文科学都在干什么呢？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上讲，他们可能远远超过了以前几辈人，但从反思性、现实价值和历史感而言，它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专业从事生产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呢？不得不说，他们的集体表现比媒体还不尽如人意。二十世纪早期的经济危机和全面战争催生了星光闪耀的一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例如凯恩斯、波兰尼、阿伦特、布迪厄、加尔布雷斯、福柯、哈贝马斯、基辛格和亨廷顿等。他们的对自身时代的反思和远见卓识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他们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命运。

现在我们的顶尖社会和人文科学都在干什么呢？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上讲，他们可能远远超过了以前几辈人，但从反思性、现实价值和历史感而言，它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在的很多知识产出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院哲学，它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对鲜活的现实生活仪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间接拱卫全球资本的帝国。“心”和“脑”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以及欧洲的知识困境。

美国梦快死了

让我们回到特朗普。媒体和知识界对他的性格和知识缺陷的指责都很对，然而却缺乏对他的崛起做更深的思考。特朗普其实既代表了美国政治中长期的危机，又证实了美国政治的生命力和自我矫正能力。从反面看，他集中代表了居住在农村和小城市的美国白人中下层对于现状的不满。比起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和机会都大打折扣，不是已经失去中产地位，就是岌岌可危。对于这一代来讲，美国梦其实已经快死了。

即便不出特朗普，他们也一定会投另一个反建制的人选，或者干脆拒绝投票；建制派（包括媒体和学界）越骂的厉害，他们就越坚定。这里面就包括那60%的认为这个国家走在错误道路上的美国人，还有那一半挣扎在中产线上下的美国人。除此之外，特朗普还代表了美国传统政治模式的瓦解，包括共识政治、精英的内部控制、以及传统媒体的核心角色。

可以说，在去政治化的长期趋势和互联网化的联合冲击下，政治变得更具表演性的了。特朗普的奇谈怪论，例如筑墙论和百分之四十五对华关税，甚至包括他的一些侮辱性和威胁性言论，不仅没有瓦解他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政治表演的观赏价值，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当历史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年代，掌控观众情绪的变化的能力要超过理性的说服能力。如果说选举是一种仪式的话，那现在这种仪式的即兴表演的性质增加了，而可控性却降低了。这将是未来欧美政治的长期趋势。

那么政治素人特朗普横空出世对美国国运和世界和平而言真的就是晴天霹雳吗？未必如此。特朗普这样缺少政党、财团和媒体支持的人能当选，及其桑德斯先前在初选中的不俗表现，正好说明美国的民主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一点是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一致承认的。

不论他在位表现如何，他都会促使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反思体制的弊病并更有信心挑战资本的力量。这意味着未来政治的规则的变化，其中包含了政治对经济力量取得更多自主性的可能性。在其他国家和体制下可能是一场血腥的革命，在美国这里还是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部分达到。这是美国制度值得亚洲民主学习和主义的地方。

自70年代末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极化就是美国内外政治的病灶之一。外交和政治战略上追求唯价值理性，在经济政策上工具理性至上，这是晚期冷战时期发展出来的里根体系的致命缺陷。特朗普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演员以及政治素人，在本能上应该能避开这种冷战政治的倾向。如果希拉里当选，以她在国务卿时代对于软实力及价值外交的过度追求，反而更容易促成美俄和中美冷战式对抗。而中美的军事冷战和经贸对抗将是东亚各国的噩梦。

特朗普主张的适度战略收缩，或许会造成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但这只不过是必然的历史趋势提前了。历史上的中国，除了少数例外的时期外，主要是一个重视工具理性的商业帝国，而不是一个唯价值理性的世界帝国。而缺少了美国支持的日本，不可避免得与中国合作共存。因此，特朗普并不会导致亚洲安全局势的恶化，而更可能促进亚洲经济的进一步整合。

＊本文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彦杰，IPP独家稿件。文章刊于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转载请联系公众号：IPP评论（IPP-REVIEW）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