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小说，曾是一代文学青年的枕边书。即便他本人鲜少露面，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茉莉花开》一直被奉为经典之作，不少80后和90后从此对中国女性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苏童的文字阴森瑰丽，充满扭曲的美感，每次看都像在见证南方最善变的天气，潮湿又躁动的情愫不断蔓延，顷刻间乌云密布，但很快又恢复宁静。在浅阅读流行的当下，回溯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往事和文学变迁还有意义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萧奉，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和苏童见面的时候，东澳岛碰巧在经历一场盛夏的暴雨。他选择在悬崖边的一个凉亭坐下，一边抽烟，一边欣赏电闪雷鸣的大海。

海浪翻滚着拍打岩石，凉丝丝的雨水不断飘进凉亭。苏童很喜欢这个原生态的小岛，码头后面的村子住着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的原住民。

东澳岛一角。（图片来源：《我在岛屿读书2》）

如果不是这次节目邀约，苏童会一直维持在与世隔绝的状态里。近十年来，苏童一直在做一件漫长而煎熬的事——写一部长篇小说。

虽然大半辈子都在笔耕不辍，但写作依然让他感到痛苦。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就像一个工厂，这些年没有推出“新产品”，在路上偶遇打招呼的读者都会心存愧疚。

斑驳的年月爬满了苏童的写作台，倦怠感和拖延症也缠上了他，小说多次“难产”，鸿篇巨制不再是一件易事，但苏童还在努力拨开荆棘。

“写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它是一场自我斗争，是跟小说里的人物作斗争，跟结构作斗争，从来都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苏童说。

苏童在岛屿书屋。（图片来源：《我在岛屿读书2》）

步入花甲之年后，苏童更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可是，他曾经可以写得很快，比如在1987年到1991年短短几年间，苏童就相继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名震一时。

如今30余年过去了，苏童写得越来越慢，也开始对当下文学的形势充满不确定感，不时会思虑一个问题：“100万字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吗？”    

《妻妾成群》中的女性

出生于苏州的苏童，一度因为文风细腻阴鸷被误认为是个“女性作家”。

他擅于描写人们内心“压抑与欲望”的对撞，特别是立于新旧社会“分界点”的女人。在他的小说中，许多女性都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尝试过挣脱既定的命运，但最终都会走向幻灭。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本来是个“受过新时代教育”的读书人，但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嫁到高墙深院，屈身为妾。

一嫁入门就得承受“老祖宗家训”的颂莲。（图片来源：《大红灯笼高高挂》）

《红粉》中的妓女小萼和秋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双双被送去改造，一个逃到了嫖客家寄人篱下，另一个则成为了玻璃瓶厂的女工，但她们最终殊途同归，与同一个男人纠缠不休。

《妇女生活》中的娴、芝、箫三代女子，分别对应了中国的三个时代变迁史，有人沉溺于明星梦，有人只想相夫教子，但当个人被历史裹挟着滚滚向前，悲剧周而复始。

她们分别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但不同的道路本质上只是通往不同的深渊。

章子怡一人分饰三角的电影，原著就是苏童的《妇女生活》。（图片来源：《茉莉花开》）

虽然苏童的小说背景大多置于20世纪前半叶，但近年来一直不乏有新读者，特别是出版逾30年的《妻妾成群》——哪怕一夫多妻制早已消亡，年轻人还是会不断迷上这个故事。

在苏童看来，如果90后和00后还能喜欢这个小说，那他们读的肯定不是夫与妻、妻与妾的那些事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非常封闭集中的空间里，人性会爆发出最真实的一部分，正如苏童在一篇创作自述中，把小说中的四个女人形容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

三太太梅珊和四太太颂莲。（图片来源：《大红灯笼高高挂》）

而读者之所以能一直对颂莲产生共情，不只是因为女大学生嫁入封建家族做四太太，更多是因为从她身上读出了一个真正痛苦的灵魂。    

“三太太梅珊反抗了，所以她是悲剧，但她没什么痛苦了对吧？尤其是随着梅珊最后的投井，生命消失了。但颂莲还在那存活，还要每天看见院子里的那口井。她活着，但是她疯了。”苏童解释道。

“颂莲们”在现代也会一直存活。这种女性在男权社会被迫争斗、最终无声毁灭的故事，无论过去多久，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深切的痛苦和恐惧，正如苏童把颂莲比喻为“一条新上的梁柱，还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

苏童用古老的中国传统素材虚构了一座座华丽又摇摇欲坠的旧宫殿，当女性被围困其中，眼前的命运便如同坚硬冰冷的墙，个人难以跨越，只能迎头撞上。    

颂莲一生都无法离开高墙深院。（图片来源：《大红灯笼高高挂》）

一个编辑的创作往事

和很多作家不同的是，苏童还有一段做编辑的经历。1985年底，他被招纳到《钟山》杂志麾下，成为了该刊最年轻的编辑。

创刊于1978年的《钟山》，是改革开放后创刊最早的几家大型文学刊物之一。那时的苏童还未成名，主要工作就是天南海北地找稿子，寻访优秀的作者。他编过贾平凹、铁凝等“大佬”的作品，也在西安见过蹲在自行车棚里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看到他为了写作“皮肤什么都是黄的，像灯油一样在熬”。

彼时的文学报刊正处于黄金时代，所以编辑的工作与现在也不太一样，每天需要登记投稿作者信息，盯着稿件进入初审、二审、终审流程，给作者手写回信，有时候为了抢到一些名家首发还要和其他杂志社进行抢稿大战。

编辑部内部也常会为了稿件爆发唇枪舌剑，特别是中午吃完饭后，大家就聚在一起谈论文学，为了一个稿子究竟是好的还是中等的、配不配在刊物上发表吵得面红耳赤，有时候甚至会掀桌子和打架。

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苏童觉得编辑的意义是“抹去宝石上的灰尘”，可以看出作者的才华，也可以看出“灰尘在哪”。    

苏童谈当编辑的往事。（图片来源：《我在岛屿读书》）

但在20世纪90年代过后，苏童觉得纯文学刊物有日薄西山之势，不再像80年代那么火爆，《钟山》杂志从80万的印数逐年往下掉，待到他离开的时候，只剩下几万册。

不再做编辑之后，苏童就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终日只埋头写作。特别在《黄雀记》之后，苏童就退隐多年。一直到受邀和余华、程永新等作家参加《我在岛屿读书》才算是重回公众视野。

苏童把这称为自己的“处女秀”，但不如说这是一场和旧日文坛好友的“十日谈”。他们聊阅读，聊写作，会把严肃的话题说得像段子，互相之间很爱插科打诨。

大家回忆起了许多往事，苏童说自己是文坛的“人体搬运工”：有一年到海南岛参加笔会，苏童就背着史铁生进行各种交通工具的转换，从北京的机场转到湛江的轮渡，再到海口；苏童还背过当时身体一塌糊涂的叶兆言，因为他突然间就会脸色煞白，苏童只能背着他往前走。

苏童回忆起背史铁生的往事。（图片来源：《我在岛屿读书》）

这是作家们少有的放下笔、完全钻进大自然的时刻。苏童觉得，如果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岛上写作也不错，因为外界的干扰实在太多了。

不久之后，苏童又将回去继续写他即将耗时10年的小说，主题也依然与处于“分界点”的女性有关，但这次不是以时代来划分，而是以一个地理坐标——池塘。

他写了两个有相同名字的妇女，一个生活在城市，另一个生活在农村，各自的家庭隔着一个池塘遥遥相望。她们的命运截然不同，但两个家庭之间又存在着几十年的纠葛。    

整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种对称的美感。之所以喜欢用这样的结构写作，与苏童本人的成长背景也有关系。

张艺谋也曾把对称的魅力演绎到极致。（图片来源：《大红灯笼高高挂》）

童年的苏童一直住在苏州城北。那是一片密集的工厂区，一出门就能看见遍地的烟囱。“烟囱飘出来的烟都是不一样的，有水泥厂的白烟，碳肥厂的黑烟，还有制药厂的黄烟。所以我是在工厂烟雾下长大的城市孩子。”

但是从家里往外走三四百米，苏童突然就能看见成片的田野。因此，他生活的地方属于城市与乡村接壤的部位，从小的玩伴也一半是城里的孩子，一半是农村的孩子，土地和工业同时滋养了他。

或许，一个作家写到最后，都会回归自己的童年。在垂垂老矣的年纪，苏童像是在小说中重建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以一口池塘为中心，继续写着关于女性的故事。

Q&A

新周刊：《妻妾成群》这个故事当初有蓝本吗？

苏童：谈不上是蓝本，我家也没有一夫多妻的现象，就是小时候在我们街上见过很多别家的“小老婆”。我就蛮好奇的，就在想他们的大老婆去哪了。

那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有过“妻妾成群”生活的男人也才五六十岁而已。他们往往会选择其中一房的女人，远离老家，找一个新的生存地，重新开始一夫一妻的生活。当时苏州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我知道的一户是上海人，最后选择了跟年轻的一房生活，跟其他人都撇清了关系。还有一户是绍兴人，都不是苏州本土的。

新周刊：后来张艺谋把它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你有参与剧本的改编吗？导演对故事最大的改编部分是？    

苏童：完全没有参与改编，也没看剧本，我跟导演的合作基本上都是这样。电影最大的改编是把老爷的角色拿掉了，就是一夫多妻里的“夫”，只剩下一个背影。导演不想让老爷的角色抢了四个女人的戏，所以我在电影里没有看见老爷的正脸，其实那个演员还是张艺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马精武。但在我的小说里，老爷是经常会出现的。

电影中的老爷一直只有背影或远景。（图片来源：《大红灯笼高高挂》）

新周刊：当过编辑的作家，跟其他作家会有什么不同？    

苏童：以前是纸墨时代，当过编辑的人会对卷面特别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当编辑时，我就特别“痛恨”那些只有作者自己认识的字，非要拿来给别人看！我得非常费劲才能辨认你的字，以及小说好不好。    

所以，我后来（投稿）养成了一个习惯，我都是一笔一画地写，每个字都在表达对编辑的尊敬。

新周刊：在你小时候，最早的关于阅读的记忆是什么？    

苏童：我最早的阅读记忆其实是看墙上糊的报纸。我们那个年代很特殊，跟现在的孩子说起来都觉得恍如隔世。那个年代的书是很匮乏的，我所谓的文学梦想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的。

新周刊：在当下的网络时代，很多人的阅读方式变成了流媒体上的“三分钟读一本经典”。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苏童：我觉得比较荒诞。当生活过分提倡“短平快”，很多东西的营养恐怕注定会流失，三分钟连一个骨骼都描述不起来，谈何营养。但阅读得分专业阅读和普通阅读，普通读者如果从事的工作跟文学并无关系，但又对文学有兴趣，那他通过这种快捷的方式知道一点，总比不知道好，所以它的积极意义还是有的。

新周刊：网络的确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很多城市的报刊亭也荒废或消失了。    

苏童：对，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悲伤的事情。特别是到了2010年以后，它们就像一个个蘑菇一样突然萎缩掉了，枯萎了。我记得7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报刊亭在一个城市可能也就一两家，买刊物都要到邮局。我常到苏州人民路最大的邮局去，经常会遇到排长队。大家排队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买一本文学杂志。

新周刊：有没有哪些大部头是你年轻的时候读不下去，现在却很喜欢的？    

苏童：有，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读了好几次，年轻的时候读不下去，没觉得它有什么伟大的地方。还有一个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我当时觉得写得很差哈哈，居然敢认为写得很差！但几十年以后发现，这些小说确实是经典，可见伟大的小说是必有证明的，只不过是我未能领会而已，这跟年龄、领悟力和耐心都有关。

新周刊：很多人都听说过在意大利都灵那个有趣的故事。1998年，你和余华、莫言、王朔受邀去开“我为何写作”学术研讨会，结果余华说是“因为不想做牙医，不想上班”，莫言说是想“买一双皮鞋”，只有你纯洁地写“因为热爱文学所以走向文学道路”。    

苏童：那都是余华在黑我！

新周刊：所以不是真的？那如果现在让你重回现场，重谈你为何写作，你会怎样谈？    

苏童：是真的，但这不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嘛！（笑）如果回到现场，他们这么说，我可能还是选择拒绝说。我那天正好感冒，鼻涕呼啦呼啦的，说话的声音都是不正常的，然后我就借故说我感冒严重，最后就没说。即便没感冒，我也会想别的招的。

新周刊：如果从此跟一群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能接受吗？    

苏童：不行不行，那是要发生杀人事件的！哈哈哈开玩笑，时间待长了肯定是不行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萧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