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白左”的奋斗

1925年，华纳兄弟的创始人哈利·华纳遇到别人向他推销有声电影技术，他脱口而出，“谁会想听演员说话呢？”

对啊，演员竟然可以说话，这不是一件正常人可以理解的事情。在好莱坞最初的岁月里，为了便于电影公司控制片酬和合同，演员甚至连名字都不允许在银幕上出现。

20年代初的洛杉矶，重视家风的清教徒会在门前挂上一块牌子，“此房屋不出租给演员和狗”。

这和远在中国的梨园行竟然惊人一致，作为下九流的戏子，就是成了汪洋汪海、金山银山的角儿了，也不能登大雅之堂，仅以艺名示人。

所以本周当梅丽尔·斯特里普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刷爆了太平洋两岸的互联网时，有很多人感动了。同时也有人在 Twitter 上和微博上用中英双语娴熟地表达：

“川普，你应该开一场文艺工作座谈会了”。

真是世界是平的，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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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尔在演讲里举了至少七个人的名字和出身，证明好莱坞是由一群从别处来的异乡人组成的。

这让我想起1972年，奥斯卡历史上最长的起立敬礼。当时，卓别林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场的好莱坞明星们为这个异乡人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

这个曾向好莱坞宣战，在电影里不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最终被美国驱逐出境的英国人，没有像梅姨那样侃侃而谈，只是眼含热泪，许久才讲出一句感谢。

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卓别林被认为是同情共产分子的左派，他不仅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还和很多共产党员，比如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留下过笑容满面的合影。

面对这样一个有十二分里通外国嫌疑的演员，美国人愤怒地喊着：“决不允许赚美国的钱还支持共产主义，要这样伤害美国，你就滚出美国！”

卓别林只能无奈地自陈：“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我只是想拍电影而已。”

嗯，这剧我好像最近看过。

二战前后，许多欧洲艺术家来到了美国，其中包括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他们推动了好莱坞左翼电影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好莱坞电影的表现形式。

欧洲知识分子支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三个字是不加引号的骂人话。所以1947年到1955年间，当美苏争霸，意识形态斗争的阴云飘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院麦卡锡推动成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开始对好莱坞的左翼份子进行大规模的询问和清洗。

“你现在或者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吗”，成为了美国电影史上最“寒冷”的问话之一。

有十位演员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为名拒绝回答，然后被判藐视国会，入狱一年，史称“好莱坞十君子”。

时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里根则没有履行保护演员的职责，而是支持设立黑名单清洗同行，甚至他本人成为了一名告密者。十几年后，他连任两届美国总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再看梅丽尔的演讲，当时台下有约四分之一的人正襟危坐没有鼓掌，下一个里根可能就出现在这些人里。

在政治正确的反对者看来，梅丽尔这么做并无政治风险，不但不需要勇气，而且肯定会满场喝彩，毕竟政治正确在美国就是赶时髦。她是在美国啊，一个反对总统并不需要付出真实代价的地方，这就是“圣母心爆表，只会慷他人之慨的白左”。

普通人高估了好莱坞明星在公众场合言论的自由度了，即使是在美国，资本、利益、政治风险，都与演员有所牵连，况且大选已定，即使梅丽尔曾经坚定地和希拉里站在一起，她也没必要此刻站出来冒这个风险公然杠上总统。

在视里根为榜样的川普时代，好莱坞只要像华尔街和硅谷在最近两个月相继服软，愿意表忠心的那四分之一就有一万种办法让梅丽尔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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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好莱坞，“白左”们支持的政治正确跟言论自由占主流，也造就了一大批关注公共事务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导演跟编剧。

但是曾几何时，好莱坞在公众心里不过就是性和毒品的代名词，大众反感私德不高的明星们，把他们跟色情挂钩，不停挖他们的隐私八卦，明星根本不可能以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出现。

世间事大抵如此。

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发展史上，包括在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电影明星的社会地位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嬗变。

第一个阶段是被侮辱和被损害，人们在欣赏他们精彩演技和出位表演的同时，将他们视为是走投无路的社会盲流和道德有污点的人。

第二个阶段是被窥视，电影明星受到追捧的同时变得毫无隐私和自由，私生活被拿在放大镜下检视。

第三个阶段是被强加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道德标准，动辄口诛笔伐，喊打喊杀。

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要死人的。

这串长长的死亡名单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阮玲玉和玛丽莲·梦露，还有不那么知名的阿巴尔克案，29年代好莱坞的喜剧之王因为和女模过量饮酒导致女模死亡，虽然在法庭上被判无罪，但是他的妻子却遭私刑处置，被枪杀于法庭外的神圣石阶上。

社会的压力也导致好莱坞大亨非常方便控制这些演员，他们想捧红谁就捧红谁，想逼谁就范就逼谁就范。和今天的“潜规则”一样，“红沙发”是好莱坞信息量最大的词汇。

划时代的影片《公民凯恩》就影射了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包养玛丽恩·戴维斯并长期钦定后者为米高梅影业头牌女星的故事。剧中的悬念“Rosebud”（玫瑰花蕾）是赫斯特对情妇私处的爱称。因此《公民凯恩》上映之后被赫斯特发动全国一半的报纸抵制并销毁了部分电影拷贝。

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女星琼·克劳馥，传说中从片场打杂的小伙子一路睡到电影公司高管，不亚于今天“霉霉”泰勒·斯威夫特换男友的效率。

1960年代，还是小鲜肉的斯皮尔伯格和风韵犹存的琼·克劳馥在片场有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斯皮尔伯格刚起身，后者的死对头贝蒂·戴维斯劈头盖脸就问，“你是不是已经跟她睡过了”。

斯皮尔伯格赶上好时候了，如今好莱坞实行的编剧中心制或者导演中心制司空见惯。但是回到1930年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在八大电影公司的垄断之下，这里实行的是监制人中心制。

由投资方直接任命的监制人常驻片场，导演不过是工资稍微高一点的雇员。动作片、歌舞片、都市爱情片、喜剧片，每一种都有固定的套路和拍摄方法。

电影公司如此蛮横专断的原因并非是老板病态的控制欲，而是美国电影曾经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海斯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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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九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共处一室，观看了意大利共产党员罗西里尼执导的影片《奇迹》。四十四年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幕才有了一次对照，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因为一位长者的推荐一起看了《泰坦尼克号》。

《奇迹》是一部很反动的电影，讲的是一位村妇误以为强奸自己的强盗是上帝，自己就成了圣母，于是她遭到了村民的公开奚落和嘲讽。这一情节对圣经有着极强的影射，所以被纽约州行政委员会裁定为 “渎神”（sacrilegious）禁止上映。

而在电影诞生初期的美国，电影也被认为是一个娱乐产业，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各州有权禁映电影，反电影势力猖獗，一些宗教份子希望官方出台审查条款，引导那些缺乏辨识能力的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电影。

好在自美国电影诞生之日起，片商们就一直把政府的介入视为好莱坞的末日。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官方审查给电影业带来的灾难，好莱坞选择出台有依据的自我审查。这个依据叫《海斯法典》，之后一直维持着好莱坞自我审查体系的运转。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影片，电影公司要求自己投拍的电影严格遵循审查标准，避免巨额投资打了水漂。所以极大压缩了导演和编剧的创作自由。

《奇迹》不过是每年被剪掉的数千个镜头和被禁止的数十部影片之一。

但是历史进程下往往有个人的奋斗，《奇迹》的美国代理人约瑟夫·斯泰因为了挽回巨大的损失，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终，九人在观看影片后判决纽约州的禁令违宪，而且在法庭意见中推翻了1915年的结论，明确主张电影享有媒体一样的言论自由。

这简直是电影界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从此除了淫秽色情信息，好莱坞不必要接受任何影片的事前审查，只需要遵循严格的分级制度。宪法层面的保护让好莱坞先后拨开麦卡锡主义和越战的阴云，来到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唐僧西天取经见了如来还有一难，白左们的奋斗并没有到此为止。好莱坞的脉搏和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一致的，克服电影工业中的白人至上主义要到90年代才告一段落。在此之前，由白人扮演的“种族歧视样板戏”傅满洲，一直是美籍华人心中的一片阴影。

这种政治正确一旦形成就开始发挥威力，在世纪之交，为3K党洗地的经典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被好几个“20世纪最伟大电影”榜单除名。同时从1988年以来，好莱坞的工会们数次发挥作用，让全行业停摆，同资方讨价还价争取应得的报酬。

只是这一代中国观众可能观察好莱坞的时间太短，也许只有2013年好莱坞编剧工会的罢工，可能还停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所以如今微博上川粉们不停叫嚣着白左幼稚、圣母、公主病，这并不稀奇，他们认为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是什么天降伟人或者是德州红脖子大发慈悲白给的，因此廉价而伪善。

但是实际上这些成果，梅丽尔在演讲中所极力维护的价值观，是一百多年以来，好莱坞的演员、编剧、导演，一边做着资本家的高级雇员，一边做着“民主灯塔”守法公民，不停讨价还价，寻求表达，在利益与艺术、政治与公义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

每一次妥协都是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斗争的结果，有人因此身败名裂，有人因此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这就是白左的奋斗史，Freedom is not Free，因此没有人应该为自己享受了更多的自由而受到谴责。

而那些尚未获得这种自由的，看这一部白左的奋斗史，读到会心处不能拍案而起就算了，居然还以“圣母心爆表”对别人施以大声嘲笑，浑然不知自己还困在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