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3），作者：杨晓倩，编辑：苑苏文，题图来源：《东京狂想曲》

经济衰退发生后，日本的自杀率开始上升。能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自我了断，是许多生计无望者的梦，其中，也有人约在一起自戕。

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干预自杀，各个国家和社会已努力了几十年，但收效并不明显。

绝望无业者‍‍

大树遮蔽天空，茂盛的林木令人辨不清前路。火山熔岩的磁场，令指南针在此地也迷失了方向。这里是日本富士山脚下有名的青木原树海。

标牌竖在森林入口处，上面写着：生命是父母赐予的宝贵礼物；再静静想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不要独自苦恼，先聊一聊吧。这些话的下方，列着当地警察署和自杀防治联络会的电话号码。

青木原树海是日本有名的“自杀森林”，每年都有人远道而来，在这里结束生命。为了及时挽救自杀者，当地政府在入口处装了监控，警方也会不时巡逻，如果穿着西装、神情仓惶的人独自出没在这附近，就会遭到警察的暂时扣留。

1998年底，警方对青木原森林做年度清扫，发现了73具尸体。这个数字在一年前是55具。一年增长18人不是偶然，这一年日本自杀死亡的人数达到3.2万，平均每天有90人自杀，比前一年自杀率增加34.7%，是日本警方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高峰。

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开始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中小企业减产、裁员或是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到了1998年，日本完全失业率达4%以上，倒闭企业超过2万家。进入新世纪后，情况也没有好转，2002年年度失业率为5.4%，达到了1953年以来的最高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对日本经济的又一次打击。

从1998年开始，日本自杀死亡人数持续十几年突破3万人，直到2012年，经济回温，自杀预防措施逐渐起效，才降到3万人以下。

日本曾被誉为“终身雇佣国”，长期的经济停滞，终身雇佣制度难以为继。企业为了谋求生存和利润空间，薪酬由传统的随资历增长变为依赖绩效评估，全职岗位被削减，临时岗位增加，就业进入冰河时期。

即使到了2022年，日本仍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兼职人员，全部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日本杂志《文艺春秋》指出，“日本没有未来”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浪潮下，41岁的梅下孝之（Takayuki Umeshita）失去了焊工的工作，之后他在东京一家网吧住了很久。日本的网吧是便捷的收容所，里面配有淋浴设备和冲泡拉面的热水。梅下孝之将仅有的几件行李装在蓝色的袋子里，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可能要他的工作。

与梅下类似，大量求职者涌入日本各地网吧，许多人是失业的前合同工。那时的地铁仍旧人满为患，大批人按时出门，假装上班，隐瞒失业的耻辱。

东京天普大学教授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在2008年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失业的巨大人群背后，是更多的贫困工人，以及更多担心自己可能失去工作的人，这是自杀人数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日本地方卫生部门的吉冈京子（Kyoko Yoshioka）分析，几乎三分之一的自杀可归因于经济困难，自杀者肩负着失业或破产引发的羞耻。

日本文化中，通过全职工作为社会做贡献，是个体身份的重要部分。“我的生存意志消失了，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2009年，中年男子太郎在被一家钢铁制造公司解雇后，买了一张前往青木原森林的单程票。他对CNN的记者说，自己失去了稳定生活的基础，“需要钱才能生存”。幸运的是，濒死之际，一位游客发现了他并报警求救。

尝试自杀后的一年里，太郎居住在政府的游民收容中心。时不时地，他还会有自杀的想法，“但此刻活着的意志比自杀的意志要强”。

在日本福井县北部，有一个名叫东寻坊的悬崖，陡峭的石柱高出日本海25米。夜晚海浪拍打石块的声音响亮又幽怨，退休警察茂幸雄（Yukio Shige）常在这里巡逻。每当他怀疑有人要自杀，就上前攀谈，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

截至2008年，茂幸雄拯救了约150名企图自杀的人，其中男性多于女性，自杀的原因也通常和工作有关，甚至会有成年男性在他面前放声大哭。

欧洲也曾因经济危机造成自杀率攀升。《柳叶刀》刊登的研究指出，欧债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自杀潮”，2007到2009年间，希腊男性的自杀率提高了24%，爱尔兰提高了16%，意大利提高了52%。

自杀者以中年人居多。爱尔兰全国自杀研究基金会调查发现，本国自杀者大多数是平均年龄36岁的男性，近四成无业，32%是建筑业的水管工、电工或水泥匠。许多人生前都面临过失业等财务困境，或是家庭关系破裂。

在韩国，2011年时政府宣称每天有超过40人自杀，大约每四十分钟就有人自杀，这个数字是20年前的五倍。汉江，这条见证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河流，成了热门的自杀场所，选择在横跨汉江的麻浦大桥上自杀的人尤其多，它甚至被称为“自杀大桥”。

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也曾经历一次规模空前的下岗潮，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据统计，仅在1997年，全国下岗人数便有343万。当时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生活难以为继，有些下岗工人也选择自杀。

贫富差距拉大，即使努力也无力改变命运，更会让人丧失生的信心。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2007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感觉“生活艰难”的家庭比例连续6年上升，达到了57.2%。另一调查显示，21世纪的前10年，日本总劳动力4500多万人中，年薪400万日圆以上的中产人数下降了400多万，低薪群体的人数增加了400多万，2000万日圆以上的巨富人数却增加了2.2万人。

从好大学输送到终生工作的传送带几近断裂，年轻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许多只能终生从事兼职，这也会助长年轻人自杀的情绪。1998年，日本20多岁男性的自杀人数增加了约40%。运营自杀预防热线超过20年的西原由纪子（Yukiko Nishihara）评价当时的状况：“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绝望，即使你从最好的大学毕业，你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年轻人选择退出社会，日本“蛰居族”的数量和平均年龄逐渐上升。厚生劳动省将“蛰居族”定义为拒绝离开家、在家中与社会隔离超过6个月的人。

2017年，日裔美国作家罗兰·凯尔茨（Roland Kelts）参加了东京一个社会孤立的支持小组，结识了“蛰居族”广岛先生（Hiroshi S.）。广岛四十来岁，大约20年前就已经退出了日本的就业市场，全职在家当儿子，靠年迈的父母养活。他曾因购买流行文化产品背上了信用卡债务，为此试图自杀。

广岛告诉凯尔茨“日本正在发生变化”，他这一代人的机会和希望正在不断减少。交流的全程，他都没有直视凯尔茨的眼睛。

“蛰居族”对融入社会抱有深刻的恐惧。脱离社会时间越长，挫败感越强，离开家也变成愈加可怕的事。即使在家里，他们也很少与家人沟通，连家人的眼光也要回避。辍学的秀人（Hide）为了不在家中遇到父母，白天睡觉，晚上就坐着看整晚的电视。

根据2010年日本公布的政府数据，“蛰居族”有70万，平均年龄31岁。除了日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和法国也发现了这种现象。日本的自杀和蛰居问题，正逐渐发展为全球问题。

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蹲族”概念，或许与“蛰居族”类似。疫情初期，经济受到影响，一些年轻人失业，选择在家“躺平”。随着今年年初疫情放开，有些人慢慢“起身”，回到就业大潮中。

过去十年，日本自杀率稳步下降，2020年却又再次回升。有研究推断，这可能与新冠的流行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有关。

最后的解决方案‍

日本人用最坚固的唇舌阻拦求助的话语，他们崇尚拘谨自制，很少表达愤怒或沮丧，求助也被认为是可耻的，心理咨询因此不受欢迎。当绝望痛苦的情绪在黑匣子中发酵、膨胀，人就会被压得难以起身。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心理健康问题是自杀的高危因素。自杀死亡的人中，存在精神问题的人总共占70%，40%是抑郁症。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医生童永胜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根据国外研究，1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最终会自杀死亡，30％～50％的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未遂行为。

东京天普大学的心理学家西田渡（Wataru Nishida）指出，孤立是抑郁症和自杀的首要前兆。

日本媒体报道过一位71岁老人自杀的故事。他们挖掘老人的生活，发现了明显的“边缘”特征：独自居住，没有工作，每天都回收废品赚取生活开支。老人的邻居们曾听到过他家窗户玻璃碎裂的声音——忘记带钥匙，老人被锁在了破旧的公寓外，只能砸开窗户进入室内。邻居很少见到他，却经常能听到电视播放的声音。

但在许多日本人眼里，自杀不被认为是罪过，反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封建时代的武士和近代军人的剖腹自杀，被看作是对失败的负责，是一种谢罪。

有研究认为，社会自杀率低时，自杀需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但当经济恶化，自杀解决问题成为一种被默许的社会氛围，自杀的压力就会大大降低，自杀率也随之上升。

中国社会也潜藏着类似的心理。一些传统观念将自杀视为勇敢的反抗，自杀者是不屈服的刚烈之士。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曾调查了204个自杀个案，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场的文化解读》一书中，他从家庭政治的维度探讨自杀的动机，认为农村家庭中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是在反抗委屈，争取更多的尊重和正义，是一个人“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

日本救助热线的肯·约瑟夫（Ken Joseph）2015年时告诉BBC的记者，日本的保险制度在自杀浪潮中推波助澜，保险公司在支付自杀费用方面非常宽松。有些老年人难以继续承受压力时，就会认为“能做的最有爱的事情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养活家人”。

对自杀者故事的讲述，可能会刺激同样处境的人，从而出现模仿自杀的现象，这在年轻人群体中尤其明显。

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古尔德（Madelyn Gould）研究发现，年轻人模仿自杀的发生率比其他年龄层要高四倍。当一个脆弱的青少年认同自杀者时，他可能会觉得：“好吧，也许这是我的一条出路，我正在经历同样的痛苦和问题。”‍

媒体报道成为了重要的参照。古尔德发现，对自杀事件的报道越耸人听闻，细节越多，越有可能刺激自杀事件的发生。“第一个自杀的人，成为了后来者的榜样。”

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被认为是意大利、莱比锡和哥本哈根等地模仿自杀事件的元凶，曾被欧洲多地封禁。1974年，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将青少年模仿自杀的现象命名为“维特效应”。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玛丽莲·梦露，她的自杀占据了当时许多媒体的报道版面，当月自杀人数增加了12%。

“生”的孤立无援，使得有些人在“死”上寻求认同与归属。日本的精神科医生高桥义智（Yoshitomo Takahashi）分析，许多人之所以从其他地区来到青木原树海自杀，就是因为他们想“与他人共享同一个地方，属于同一个群体”。

在互联网的一些角落，也有虚拟的青木原树海，汇聚有自杀想法的人。

“如果我加入这个网站，就不必自己经历这一切了。就像红绿灯过马路时一样，和别人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害怕。”2004年，当时34岁的直木橘（Naoki Tachiwana）对BBC的记者说。

直木先生是银行员工，因为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停工了六个月。偶然间，他访问了一个与自杀相关的网站，留言板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我有药丸和木炭——正在寻找可以一起死去的人”，以及“我23岁了，想要死去。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记者安德鲁·哈丁（Andrew Harding）称这样的网站和聊天室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病态坦率的地下世界”。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聚集，互相交流并计划他们的死亡。日本求助热线的西原由纪子（Yukiko Nishihara）认为，这些互联网团体就像邪教一样，当人们感到孤独，有自杀的倾向却又害怕死亡时，这些网站里不人道的元素就会变成一种怂恿。

直木差点就和网站上另一个人相约自杀，但对方在最后一刻退出了。又有一个晚上，他和一位真的下定了决心的女士聊了整夜，对方让他同她一起自杀。这次是他选择了退出，“是我临阵退缩了，我告诉她，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么突然地死去”。

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互联网既可以预防青少年自杀，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自杀的推手。它既能通向支持网络，又可能给青少年提供自杀的指导方法，成为将不健康行为正常化的回声室。

早在2001年，韩国就有因网络指引而自杀的相关报道。两名青少年在查阅过自杀网站后自杀了，当时警方向法新社透露，至少已有六人的死亡与此类网站直接相关。

为了降低自杀率，2012年，韩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官方团队。其成员由不同人群组成，既有学生、家庭主妇，也有心理健康专家。他们每日监控博客和社交媒体网站上，任何帮助或鼓励他人自杀计划的信息。

面对自杀人数的不断增多，首尔市政府发言人表示，自杀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所有人都必须参与解决的社会问题。

扣响扳机之前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如何有意义且负责任地报道自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研究指出，比起耸人听闻的死亡细节和吸睛的死法描述，媒体报道中扭转“污名化”的刻板印象、鼓励公众寻求帮助，以及提供救助热线等，明显更为重要。

现实中的干预渠道也尤为重要。在首尔的主要桥梁上，都有与紧急求助热线相连的电话，24小时都有人在线接听。在汉江的桥上，如果有人长时间站在栏杆旁不动，投江感应监控紧急解救系统就会自动发送信号。救援队会在三分钟之内赶到现场。

有一支救援队专门负责监控着汉江上的两座主要大桥，一天平均会被呼叫三次。郑玉浩（Jeong Ok Hur）是救援队的成员，他在2018年初接受BBC视频采访时说，最近因年轻人试图自杀而起的呼叫更多了。而在2017年，汉江救援队被呼叫了约1500次，救了649个人。

首尔紧急服务呼叫中心的接线员曾指出，尽管热线电话确实可以干预并帮助阻止自杀，但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韩国政府2012年开始严格管控高毒性农药的生产和销售，喝农药自杀的人数由此降低了三分之二。后来韩国又试图通过禁止生产速燃煤，解决利用速燃煤自杀的问题，但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生搬硬套的举措没法解决复杂的生命问题。自杀的预防，需要更系统、更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就已意识到，自杀不是个人问题。1997年，政府就公布了《自杀对策大纲》，后续推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心理健康对策、多重债务对策以及自杀者家属支援等。

2000年，日本厚生省开展“21世纪国民健康运动”，提出在之后的十年内要将自杀人数降至2.2万人以下。专门预防自杀的机构也在次年拨款组建。2005年，预防自杀的经费从首次拨款时的3.5亿日元涨到了约7.8亿日元。

2006年，日本首个《自杀对策基本法》通过，强调自杀对策必须由国家、自治体、医疗机构、企事业、学校、民间团体等相关机构相互合作进行实施，要求“举国应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

日本地铁站台装上了“自杀镜”。卧轨自杀的人在自杀前，能够透过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脸，这也许能唤起他们对生的渴望。保险公司取消了对自杀的赔偿。日本警方加大力度去取缔各种与自杀有关的不良网站，网络供应商也被要求屏蔽自杀方式等具体信息。

日本民间早已开始努力。1971年时，东京就开设了生命热线。到1977年，日本生命热线联盟成立。2009年时已有50个中心，电话24小时在线。除生命热线外，微笑运动、心的关怀等民间组织都在为自杀者提供援助。秋田大学更是在2008年开设了日本首个自杀预防学专业。

东京市民月野浩二（Koji Tsukino）年轻时曾多次尝试自杀，后来他组织过一场网络直播。在歌舞伎町区的一家地下酒吧，他让一些曾试图自杀的人站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月野浩二认为，公开讲述是阻止自杀的好方式，能让听众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生的希望也被韩国视为挽救自杀者的关键。两个身着西装的男子坐在大桥栏杆前的长椅上，右边的人佝偻着背，左边的人右手搭在他肩上，左手捏着他的脸。这是麻浦大桥瞭望台上竖立着的一座铜像，为了鼓励自杀者重新开始，左侧男子的背上刻着：“朋友，再考虑一次吧”。

“我做得到，因为我还活着。”铜像身后的栏杆上，有人写上了这句话。也许是看见铜像改变了主意的人留下的。

童永胜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杀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应简单归因于一两个的具体诱发事件。人们往往在自杀前遭遇打击，这被称作“扳机事件”，这是踏向自杀的最后一步。

扣响扳机之前，许多人还是会想要求助。2002年，童永胜所在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开通了全国首条24小时运转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由专业人员为求助者提供咨询帮助，有时还会与公安联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和他的团队发现，相约自杀虽未形成主流，但相较以往确实出现了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相约自杀案件的增多，也推动了干预行动的进步。

接受媒体采访时，朱廷劭介绍，2016年他们就已经能通过模型识别单条微博，判断此人是否有自杀意愿，准确率能达到85%。模型识别出来后，他们会进行人工确认，再给锁定的目标发私信，最多发5次，一旦收到回复，会由持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志愿者进行专业干预。但单个团队的精力有限，辐射面也受限。

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表达，也是自杀者的求救信号。干预得及时，能阻止许多人踏出最后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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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s on the Rise as Japan's Economy Falters，Spiegel，2009;

黃勢璋.自杀的经济分析[D].国立政治大学.2012;

韩“自杀大桥”为挽救自杀者生命立希望铜像， 中国新闻网， 2013;

麻浦大桥有部24小时“SOS电话”， 环球时报， 2022;

青少年自杀悲剧何以一再重演？，中国新闻周刊，2021;

为何相约自杀的年轻人变多了？，三联生活周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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