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疾控局长上任，后疫情时代将面对什么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大健康 （ID：CaijingHealth），作者：辛颖、凌馨、周云琨，编辑：王小，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原文标题：《多位省级疾控局长走马上任，“一把手”们将面对什么难题》

一张新的疾控网终于开始在各地铺展开来。

全国31个省级疾控局赶在2023年5月底前已陆续挂牌。《财经∙大健康》根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7位省级疾控局局长走马上任，且履历中都有过在卫生系统的从业经历。

在新冠疫情中承担重任的疾控系统，在过去三年经历了给政策、给钱、给编制的全面扶持。

这些局长们履新后，要应对的是在政府机构改革、精兵简政、财政吃紧的当下如何保持继续发展，实现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

“当疫情来时，我们增加投入、扩大队伍；当疫情变缓时，思考需要谨慎些。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竞争逐步调整，让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分析，疾控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要投入多少钱的问题，是要放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去规划。

“一把手”来了

《财经∙大健康》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已经公布的17位省级疾控局局长中，此前任职主要分为两类，最多的是由卫健委官员担任，有13人，其中10人原系省卫健委副主任；3人是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干部调任，并进入省卫健委党组，兼任副主任。

只有一位是从其他系统调任而来。贵州疾控局局长田艳此前为铜仁市委常委、万山区委书记，不过，其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针灸系针灸专业，早期在医院工作，后任铜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领导。

主管业务的“一把手”，是否具备专业经验在新冠病毒来袭之初就引发关注。

“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曾说。

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285个地级市卫健委领导班子，有学术专业背景的人只是少数。在“一把手”领导中，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数为48人，占比36.09%，具体到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狭义”医学专业，仅有10人，占比7.52%。

不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曾对《财经∙大健康》表示，负责人有医学背景当然好，但不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前瞻性和领导能力，有前瞻性就会做好预案、建设机制，有领导能力就能协调、引导应急，依据是专家提供的建议。

同样，在上述报告的模型定量分析结果也显示，地市级卫健委领导是否是“内行”，对疫情防控的影响不大。

在各地卫健委领导班子中，903人有卫健部门工作经历（不包括计划生育委员会），占比70.27%。其中“一把手”有过卫健部门工作经历的占比70.50%。

上述报告分析，卫健委领导的专业背景同疫情防控绩效的关系不明显，这可能说明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值得关注。比如，其他领导干部的作用可能更强，这包括市领导（特别是分管副市长）、疾控中心主任，以及省级卫健委主任。

除了都有卫生工作履历，新上任的17省疾控局局长，都是同时参照国家疾控局架构，兼任省卫健委副主任和疾控局局长。

省级层面疾控机构改革将参照中央模式，组建省级疾控局；市县级层面，由同级卫健部门内设疾控局（参照相应职能），重新组建市、县级疾控中心。上下级疾控局和疾控中心为业务领导关系。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此前透露，今年是疾控体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年。要把省一级和市县一级疾控体系的机构改革做到位。

最快的扩编机会结束了

过去三年，疾控机构得到了快速扩编的机会。

此前，疾控机构编制数量不足一直备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2021年指出，中国疾控机构人员编制数应按各省每万常住人口1.75的比例核定。实际上，目前比例为每万人口1.35。

即便在医疗卫生资源丰富的北京，2020年每万名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只有1.65。不过在迅速扩编后，到2022年10月，疾控人员配比已超过1.75，此前预计到2025年才能完成目标。

在扩编方面，江苏省的重点放在了两端：一端的代表是高级岗位，截至2022年8月，省疾控中心编制增至695名，其中高级岗位比例保持45%。

另一端是县级疾控中心，江苏省95家县级疾控中心编制增加3679名，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在编人员增加1914人，主要为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江苏某县级疾控中心在过去两年，快速扩编100多人，即便如此在新冠疫情高峰期也人人忙的焦头烂额。

新冠疫情期间，疾控系统不仅有日常工作，还需承担新冠疫苗配送、指导、协调反应，还要安排体力强的人去各地点做消杀等。

那时，需要人最多的就是流调工作。流调主要是沟通，需要的技术含量相对低，但工作量特别大。“只能从各科室抽调，整体有五六十人，由科长来做流调组组长。很累，没有作息时间，凌晨一两点都在开会，一旦发现阳性24小时要把所有密接上报。”前述江苏某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回忆，有一个阳性病例发现后，为了排查密接，五天之内一共睡了12个小时。

新冠三年，让全民意识到防控传染病的重要性，也看到了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除了扩编，各地也考虑到提升薪资。

比如，江苏省在2021年12月印发《关于深化我省公共卫生机构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包括疾控机构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适当提高绩效工资总量调控线水平，原则上可按照当地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基准线水平的100%—135%掌握。

该文件特别提及，充分考虑疾控机构等公共卫生机构人员职业特点，按照当地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基准线水平的10%—15%增核绩效工资总量。

此外，对承担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按照单位基准线5%—15%增核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

一番提升下来，江苏省疾控中心和苏南大部分地区的绩效工资水平，均远高于其他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江苏省卫健委介绍，2021年，省疾控中心绩效工资已达基准线水平的187%。在此基础上，还根据省委、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按照单位基准线10%增核了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对其承担的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单位基准线5%增核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根据其完成有关科研任务情况，按照单位基准线15%增核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

福建省在2019年6月就启动省疾控中心改革，一年后省疾控中心职工人均薪酬水平约提高14.4%。

2023年初，上海宝山疾控党总支书记严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最近三年来，区疾控人均绩效工资达到20万元甚至更高水平，而新进人员税前起薪可达17万到18万元/年；同时，区里还有专项人才补贴，根据职称不同，贴补2600元、3000元、4000元等。

“虽然整体收入提升不算多，但是这几年扩招之后人员流失变少了，比新冠疫情前的情况要好。”上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财经·大健康》分析。

是扩，还是缩

如此好的势头，要延续下去“一把手”的压力其实更大。

近年来，各级财政都过上“紧日子”，各部门努力开源节流。2023年伊始，多地开始清理事业单位编外人员，也不乏与节省财政资金有关。

如何承担快速扩编后的疾控队伍也尤为重要。

一位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疾控人员介绍，虽然有部分工资待遇标准是上调了，但到2023年，各种收入算下来，其实整体收入较上年有所减少。因此他们更注重“氛围”留人，比如2022年新招进来的年轻人，整个单位明确师徒结对，给个人最大的发展帮助。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疾控领导人，日子可能会更难。一位疾控系统人士介绍，2022年就有北部的基层疾控部门人员待遇下降。对于完全依靠财政拨款的一类公益事业单位，疾控待遇与地方财政情况息息相关。

2023年3月，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一场发布会上谈到，政府要压减开支，腾出更多财政资源，支持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从严从紧编制预算”。各地政府都尽力缩减开支，对增员也更加谨慎。

尽管因新冠疫情带来了扩编，但已经有疾控系统内部人士开始担忧，扩出来的编制，在精兵简政的大趋势下，未必能被足额使用，甚至缩编。

上述经济发达地区疾控人员介绍，由于基层疾控机构编制方案尚未下发，虽然仍有空编，还有几人到年龄退休，但招新人的申请，目前暂未被当地编办批准。

国家疾控局主任沈洪兵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疾控待遇”写道：推进疾控机构体制机制创新，在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策的同时，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符合疾控机构特点的运行新机制。

新冠疫情之后，增收不易，面对经费瓶颈，地方疾控中心重新探索“收费”模式。福建三明、山东等地出台规定，允许疾控中心开展横向合作或委托性技术服务，提供核酸检测服务便是其中之一。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梁晓峰对这些探索给予了肯定，他在2021年表示，允许疾控中心获得有偿服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各疾控中心一定要明确自身公益性的定位，避免过于依赖对外收费服务，应该让对外服务的盈利作为机构收入的补充。

到了2023年，各地疾控探索的范围更广。2月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出面向个人、家庭、团体的不同服务，包括人体骨密度检测、家庭除害消毒、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建设服务等。

5月，天津疾控中心也面向社会提供收费服务，如结核病控制中心面向社会提供各种检测样本的生化（肝肾功能、血糖等）、血尿便常规、电化学发光（感染指标等）、免疫及肿瘤标记物化验检查。

还有帮助评估养老院等老年人群的跌倒风险，提出改善建议；对养老院、社区公共服务场所的适老性环境进行评估和改善指导等。

“收费服务的扩增，也反映了疾控人员的队伍太庞大了，财政很难支撑得起。”姜庆五分析，收费服务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有些特殊服务可以由医疗机构提供的，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不应该带有收费服务的特征，保持社会平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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