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评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

《纽约客》的作者安迪·波罗维茨报道说，贝索斯自称购买《华盛顿邮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只是浏览他们的网站，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并没想买任何东西，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我根本不读这份报纸。”直到他隔天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上出现了2.5亿美元的巨额账单，贝索斯才意识到这笔钱被支付给《华盛顿邮报》了，“这是一桩完全的疯狂之举”。从那时起到现在贝索斯一直试图和《华盛顿邮报》的客服电话沟通，想要取消这笔错误的交易，但是那边的客服人员推来推去，“我不断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进入我的购物车的，但是他们看来不想让我退货。”

波罗维茨是个幽默作家，这篇报道当然只是他的调侃之作。然而2.5亿美元收购一家年亏损5000万美元的美国地方性报纸（没错，《华盛顿邮报》甚至都不是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当然更构不成全球性报纸），贝索斯的最终开价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有些发疯。大家也在猜测将来他会不会后悔，要求退货。收购宣布的当天晚上，Twitter上充满了有关贝索斯的新冒险的俏皮话，大都集中在《华盛顿邮报》会不会耗尽他的盈利耐心上。

的确，现在的报业太需要耐心了。《华盛顿邮报》的明星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说，在某种意义上，贝索斯的收购或许是该报最后的生存机会。因为贝索斯不仅擅长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金钱和耐心。这个要造万年钟的硅谷中年男人以秉持长期战略著称，而这恰恰是作为上市公司一部分、要向华尔街定期发放财报的《华盛顿邮报》无法坚守的。

2.5亿美元的价格，让人不禁想起两年半以前，美国在线以3.15亿美元收购号称“互联网第一大报”的《赫芬顿邮报》的情景。在目前报业一片哀鸿的形势下，这个价格或许是一家顶尖的传统媒体所能获取的最大溢价。看看最近两年的其他交易就知道了：《波士顿环球报》刚刚被《纽约时报》以7000万美元出售给当地一家橄榄球队的老板，这个价格只是20年前《纽约时报》购买价的很小一部分；曾经是《华盛顿邮报》子刊的《新闻周刊》更惨，2010年被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愿意承担5000万美元债务的音响业富豪西德尼·哈曼。对哈曼来说，这与其是一笔商业交易，不如说是一次慈善行为。

哈曼和另外一位媒体大亨巴里·迪勒定把《新闻周刊》和后者创办的每日野兽新闻网站合并，当时打的是交叉销售广告的如意算盘。2011年4月，哈曼去世，其家族决定停止投资，把合并的媒体完全甩给了迪勒的IAC公司。虽然名编蒂娜·布朗被迪勒挖来做新闻周刊/每日野兽公司的主编，依靠大胆的编辑为日趋衰败的《新闻周刊》赢得了不少眼球，然而却也不足以弥补每年4000万美元的印刷和发行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人员、场地和其他花费。

终于，在2012年10月18日，蒂娜·布朗同CEO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纸质杂志持续出版80年后，《新闻周刊》将转向全数字方式。12月31日是纸版的最后一期。在一封题为《<新闻周刊>翻过了这一页》的致读者的信中，两人写道：“根据判断，我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以全数字的方式有效地到达我们的读者。就在两年前还不是这样。”新的产品叫做Newsweek Global，它将“被付费订阅所支持，可以通过网上和平板电子阅读器获取，其中一些精选内容会出现在每日野兽网站上”。

2012年的圣诞节，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打开报箱，都看到一封灰色的“讣告”：在一张俯拍自空中的黑白照片上，一幢Art Deco风格的摩天大楼，从纽约曼哈顿的街区耸起，宛如一座墓碑。照片中央一行大字标题：#LAST PRINT ISSUE（最后一期印刷版）。这就是美国第二大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印刷版最后一期的封面。那墓碑般的大楼，是2010年和杂志本身一同被收购的前《新闻周刊》大厦。

由此，杂志业多年偶像之一的《新闻周刊》，已经变得不可以被称作杂志了。到2012年年底，它已转变成为一家网站，一个移动应用，一家会议公司，但却不再是印在纸上的一个图文集合。塞迪称，走向数字化最终“解放”了杂志，它原有的品牌被印刷版的“形式”和“经济学”所束缚了。这恰恰道出了印刷媒体今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报纸和杂志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

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14%，纸张16%，印刷20%，发行9%，广告开销14%，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27%。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报纸步入黄昏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由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NPR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甚至极而言之：30岁以下的人不读报，即使他们的年龄增长，也不会读。

另外，报纸的商业模式日暮途穷。平面广告不断下滑，虽说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口，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这正是格雷厄姆家族忍痛割弃他们已拥有四代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他们面对报业转型的惊涛骇浪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转型要求的不仅仅是止跌补损、保持盈利，还需要投资未来。对未来的投资也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报纸的社会意义问题。所以《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唐·格雷厄姆坦率承认，即使不出售，这份报纸也能生存一阵子，但是“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80%。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刚刚去世的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

怀旧者大量存在。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的消息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也没人清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有哪些报纸和杂志会存在。当然这也不只是报纸和杂志的故事，在网上到处流传的视频显然也已经极大影响了电视台，不过那是一个需要另外讲述的故事。

《卫报》已经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digital first）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卫报》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开放”新闻（“open” journalism）。《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32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我特别关注弗里曼的这个说法：报业是偶然开始的。我们如此习惯于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世界，以至于将其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李·汉弗莱通过对信件、日记和其他前数字时代的表达手段的研究发现，如果放眼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单向的、广播式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标准现象，相反，人际的、多方向的沟通才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一样。媒体从来就是个人化的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时，我们其实是在重返过去。

汤姆·斯丹达奇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联性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体的运作方式，那时，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在他看来，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一个“插入语”。今天，在我们重返媒体未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利用媒体系统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小规模生态圈的特性而发展自身的新实体，比如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新媒体《赫芬顿邮报》，又如很多人寄望能华丽转身的《纽约时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于硅谷新贵贝索斯究竟会把《华盛顿邮报》带向何方充满期待。因为只有创新的新实体，而不是旧媒体，才能决定新闻的未来，尽管新闻纸（newspaper）可能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在一种非常真切的语境下，新闻人的确既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卫报》的弗里曼的这样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纽约的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在评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时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很多人会欣喜若狂，因为贝索斯懂得如何卖东西。毫无疑问，他当然知道怎样打造付费墙。可我不认为那是他的关键价值。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关系。作为新闻业者，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一种叫做内容的大众化商品的生产者，而开始认识到，我们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