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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phaGo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关于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讨论空前热烈。一个令人们普遍感到焦虑的议题是，机器会让多少人失去自己的工作？

但是，事情或许还没有糟糕到那个程度。迄今为止在关于“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讨论中，还有许多关键的因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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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就是：这到底值不值得。

人类社会不会仅仅因为一项技术存在就去应用它。一项技术能否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取决于这项技术能否节约或者替代社会中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从而考虑充分利用那些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

所以，尽管大型机械化生产长期被视作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却始终没能在人口密集的亚洲推广成功。在这些地区，人们需要的是节约土地而非人力，因此催生了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那样能够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创新生物技术。

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美国的Amazon试着用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时，在中国却出现了“闪送”、“UU跑腿”这样的平台，以期更充分地调用零散、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去应对同样的物流需求。

至少在目前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的科技资源，相对于人类的劳动力总量来说，还是相对更加稀缺的资源。古力曾爆料称，AlphaGo每和李世石对弈一局，所消耗的机器运行成本达到了3000美元。而在此期间，比她稍逊一筹的人类对手可能只消耗了一碗石锅拌饭。

也许对于AlphaGo来说，能击败人类最有智慧的头脑，多么昂贵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也别忘了AlphaGO为AlphaBet节约了多少公关费用）。但是要用同样昂贵的成本代替掉格子间里的实习生，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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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劳工运动领袖沃尔特·鲁瑟来到克利夫兰，参观福特公司的一座工厂。一位经理骄傲地向鲁瑟展示了福特公司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他对鲁瑟说：“你打算怎么向这些机器征收工会费呢？”

鲁瑟的回应是：“你又打算怎么让它们卖汽车呢？”

这个故事中包含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人类没有了收入，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卖给谁呢？

比尔·盖茨在前段时间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即对机器人征税。用征收上来的“机器人税”来补助失业人口，或者对其进行培训，让他们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即便无视那些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批评，“机器人税”的主意听起来也非常怪异，并且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种甚至更加大胆的提议是，由国家无条件向全体公民定期发放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2016年在瑞士，就曾为一项UBI提案发起过全民投票，这项提案认为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工作机会会持续减少，因此要求为全体瑞士公民，无论其工作与否，每个月发放2600法郎（约1.8万人民币）的收入。

这项提案没能通过决议，78%的选民最终投了反对票。很多人担心这项提案会导致不愿意工作的人数增加，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看来，在短期内，人类社会还无法对人因AI而失业的补偿性方案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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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一意孤行地推动机器化，则可能会激起人类劳动者的集体抗争行动。

劳动者对替代性的机器技术的反抗历史悠久，最有标志性的反抗活动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自动织布机可以由廉价的普通劳工操作，这导致了许多传统手工艺者的失业。在英国，一些失业的织布工联合起来，以捣毁机器、工厂的极端形式进行抗争，其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卢德王”的追随者，因此这场运动也被历史学家称作“卢德运动”。

2013年，当台湾“高速公路局”计划在年底用ETC自动收费系统，全面取代台湾地区近1000名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工作时，就激发了收费员群体的抗议。其过程中，竹田收费站一位40岁的员工在自己的车中烧炭自杀。这位收费员极端的抗争方式就像是现代版本的“卢德运动”。

区别在于，200多年前英国的“卢德王”追随者们摧毁的是用以取代纺织工人的自动化机器。200年后的“现代卢德主义者”却选择在机器面前毁灭自己。

受其影响，一些台湾人在网络上发起“拒办ETC收费卡”的倡议，希望借此行动延缓高速公路收费自动化的进程。

集体抗争，一定会极大提升社会以机器代替人工的经济成本，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社会、政治成本。对于社会治理者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须被考虑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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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卢德主义者”们的名声不佳，她们长期被舆论塑造为一群无法适应社会进步的极端守旧者。这背后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舆论总是被掌握在脑力工作者、白领、知识阶层手中。

200多年前，当自动织布机把掌握了高超技巧的手工艺者们转换为流水线旁的蓝领工人时，知识分子并没有给奈德·卢德们多少关注和同情。

结果，他们突然间发现，新时代的“奈德·卢德”就是他们自己。

当Facebook开始减少News Feed产品中人工编辑的使用，而更多地使用机器进行新闻筛选和推荐时，曾经激起了新闻界的很大反弹。这样的情景同样也正在中国发生，前不久，“搜狐撤除内容部，不再设人工编辑”的传闻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舆论风暴。

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机器推荐”资讯客户端的高速崛起，本来已经让许多媒体人倍感威胁。现在，当门户也开始转向“智能分发”的潮流时，一场知识分子式的卢德运动——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舆论的批判——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这场“机器能否代替编辑”的讨论中，新闻工作者们当然有许多足够响亮和正确的观点，但从根本上说，这种争论还是包含着人类劳动者对自身地位的焦虑。

2016年，美国信息科技和创新协会（ITIF）把年度“卢德奖”授予了马斯克、比尔·盖茨和霍金，因为他们都曾经公开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忧虑。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与以往不同，未来的卢德主义者可能既包括这些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也包括那些能够左右社会主流舆论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卢德主义者们的主张可能在舆论上获得过去没有过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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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替代，或许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是可行的。

但在当下，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观念上都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高颜值新媒体专家，刘晨；请关注他的公众号、知乎和这个专栏“字典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