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开启了中英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两国都没能找到精通中英双语的翻译人员，以至所有交流必须以拉丁文为中介。结果之一就是，马嘎尔尼准备的礼物清单被翻译得面目全非——最贵重的“天体仪”能观测地球等天体的运行轨迹，在中译本上被写作“大架仔”，并配以拉丁文音译“西音布蜡尼大利翁”。这两个令人一头雾水的名字，显然难以让乾隆提起对西方科学的兴趣。

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末，拉丁语的普及程度远远高于英语，而不同语言间的隔阂，可能极大地影响科学传播的准确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戈尔金所著《科学巴别塔：西方科学语言史》一书，研究的就是拉丁语衰落后，英语如何战胜法语、德语、俄语，以及世界语、伊多语等诸多对手，成为了科学界通行语言。

早期多种科学语言并存

书名中“巴别塔”是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说是人类很久以前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曾想修一座通往天上的巴别塔，上帝为阻止这一计划，就让不同地方的人类从此说不一样的语言，再也没办法相互沟通，齐心协力地去做一件事。那么“科学巴别塔”就可以理解为来自不同国家，操着各式语言的科学家们，为了方便交流，努力寻找共同语言的历程。

科学包罗万象，物理、化学、生物等每一门具体学科在语言方面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一本书不可能把这些全部讲清，戈尔金于是以自己熟悉的化学为线索，向读者讲述“科学巴别塔”的故事。语言隔阂给化学带来的第一大公案，是元素周期律的发明权之争。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论文里的“periodic”（周期的）因被德国《化学杂志》错译为“stufenweise”（阶段性地），使其发现元素周期律的荣誉差点被做了同样研究的德国化学家迈耶夺走。

门捷列夫认为，自己对元素周期律的阐释早已在《俄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发表，德语摘要的翻译错误并不能影响发现权归属。迈耶则主张，俄语不是科学语言，以其写成的作品不算科学文献，因此门捷列夫的论文不能作为他最先发现元素周期律的依据。这场争论虽以迈耶的离世而结束，但也让俄国科学家们意识到，必须改造俄语，使之更适合科学表达。

当时被公认的科学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德语。1880~1910年，三者在科学出版物中各占约30%的比例，戈尔金称它们为“三巨头”。其间随着门捷列夫影响不断扩大，俄国化学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一些西方化学家被迫借助字典去阅读俄语写成的论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主义兴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科学家也坚持用本国语言撰写论文。

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如果很大一部分要被用来学习至少三门语言，那必然会压缩用于科研的时间。法国逻辑学家路易斯·库图拉特精准地道出此中矛盾：“为了了解自己感兴趣的特定的科学工作和研究，所有学者都必须精通多种语言；但是，要成为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他们就必须放弃所有其他的研究，这样一来，他们又会缺乏专业知识。”

为节省时间，创造一种新语言

据统计，全世界共有5600多种语言，其中主要语言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以及汉语等。那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语言，让全世界人共同使用？

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借助亚欧语系，发明了一种辅助语，起名为“世界语”。1904年，世界语界创办《国际科学评论》，向科学领域进军，门捷列夫研究“以太”假说的论文就被翻译为世界语，发表在了这本刊物上。《国际科学评论》得到众多科学家的支持，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亨利·贝克勒尔（法国物理学家）和威廉·拉姆齐（英国化学家）。

世界语努力扩大在科学界影响力的时候，另一种人工语言“伊多语”迅速崛起。伊多语被称为是“净化了的世界语”，其支持者宣称“它比其他语言更有优势，并且它是基于理性的科学原则”“它是唯一一种适合科学使用，并且已经适应了科学术语的语言”。

伊多语的主要支持者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及的库图拉特；二是德国物理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他在19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立刻捐出4万美元（约相当于现在100多万美元）用于伊多语的推广。奥斯特瓦尔德还致力于建立一套伊多语无机化学命名法。

世界语与伊多语正厮杀得难解难分，一场真正的大战爆发了，科学家们从此分属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原定1914年在巴黎举办的第十届世界语年会被取消，第十一届年会在当时的中立国美国召开，影响力大不如前。世界语刊物从100多种，下降到了不足30种。

同样是1914年，库图拉特在一场车祸中身亡，原定9月在卢森堡举办的第一届伊多语大会被推迟。奥斯特瓦尔德则背叛了伊多语，他看到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转而支持一种“基于科学技术原理的简化德语”——“世界德语”。奥斯特瓦尔德相信德语将称霸世界。

多种因素，让英语成为胜利者

历史的发展与奥斯特瓦尔德的期望恰好相反，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中接连战败，德语在科学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不能与英语、法语鼎足而立。与此同时，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英语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科学家们大量发表科学论文，扩大英语影响力。

不过，英语距离不战而胜还有很长一段路。苏联在“冷战”中以俄语对抗英语，他们认为“俄语是伟大的、丰富的、强有力的，它是世界上最先进文化的工具。”1958年，美国期刊《化学文摘》的内容来自50种语言，其中俄语内容占17%，虽然远少于英语的50.5%，但已经超过了德语10%、法语6%的总和。1970年，俄语内容的比重更是达到23%。

英语、俄语成为最重要的科学语言，美苏两大阵营的科学家想要了解对方的科研成果，大致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习对方语言，这个难度不小，耗时耗力；二是使用世界语、伊多语等人工语言，这股潮流当时已过；三是通过翻译，需要翻译的内容太多，成本过高。

苏联与美国在计算机技术的启发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第四条路——发展机器翻译。在投入大笔资金和取得一些成果后，美国人发现机器翻译这条路走不通，“语言不可能被简化为算法规则，因为人类不断引入具有严肃语义、含义的语境”。那么，美国计算机专家、语言专家、翻译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由繁入简，让科学家们自行学习俄语。

在“冷战”结束后，英语才真正走上巅峰。1980~1996年的所有科学出版物中，英语内容从74.6%上升到90.7%，俄语由10.8%下降到2.1%。《科学巴别塔》指出，英语有很多明显缺点，比如“很多词汇涵盖了相似的观念”“语法的不规则性越来越多”；优点是科学词汇丰富，科学英语风格更统一等。当然，其中尤其少不了政治影响，“地缘政治的发展导致美国科学随着美国实力的提升而不断发展，英语的地位也就随之不断上升”。

英语的地位，在未来会改变吗？

在书的最后，戈尔金讨论了英语作为唯一科学语言的地位会不会被取代，汉语在未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这呼应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炫耀英语在当下独一无二的地位，而是让英语使用者反思“非英语母语者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而不断做出的牺牲”。因为在戈尔金看来，“英语崛起最大的动力并非来自英语母语者，而是来自母语不是英语但讲英语的人（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使用这种语言以接触到最广泛的受众”。

计算机和AI技术发展到今天，机器翻译依然不尽如人意，我们要想更好地与世界沟通，尤其从事科学研究，依然不得不从攀爬“科学巴别塔”开始。好在我们如今不必再学德语、法语、俄语，只学一门英语就够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