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性别暴力律师的思考：为何家暴受害人难以离开？

大家好，我叫李莹，是一名律师，也是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

我从业20年，办理了超过500起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件，包括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为数千名遭受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过法律帮助。

2002年夏天，我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法律服务中心，成为那里的专职成员。因为热爱法律，我放弃了原本的公务员工作，重新回到校园修读法律，在2004年正式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 刚刚成为职业律师的李莹，2004年。

我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家庭暴力案件。一位中年女性被丈夫打断了胳膊，并赶出了家门。她像秋菊一样到处找说法。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手上的绷带已经变了颜色，神情憔悴，但眼神坚定。

最后我帮她打赢了官司。这是我从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开端。通过这个案子，我了解到了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以及女性的困境。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她们提供服务，让她们有能力与不公抗争。

20年里，我经历了很多困难，甚至遇到过生命危险，同时也感受到了柳暗花明的愉悦和胜诉的欢愉。

总体来讲，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现实需求多，专业的服务机构少。家庭暴力的专业性服务机构到现在不足百家，专职从事反家暴服务工作的也就一二十家。

第二，专职公益律师数量极少，目前专职的公益律师不足百人，而且专业能力不足。

此外，性别暴力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了解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性别理念。对性别暴力的受害人来讲，她们的困境不仅仅是经济困难，所以一般的法律援助是没有办法满足其需求的。

正因如此，2015年7月，我发起成立了一家具有法律资质的公益机构。我希望以法律为武器，辅之以综合性的支持，去帮助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

▲ 自2015年成立至今，总共搬过六次家。

我是律师，也是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我得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用更多元化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这也成就了我近20年来非常独特而丰富的妇女权益保护之路。我为我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一、冬梅的五次出逃

机构成立半年后，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我接到了妇联的电话，说有一位女性被丈夫家暴，从家里逃了出来，还带着三岁的孩子；目前已被安置到区妇联救助站的妇女庇护中心，希望我们为她提供法律服务。

这位女性就是冬梅。

▲ 第一次和冬梅见面，中间为冬梅，左一为李莹。

冬梅是80后，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在遇到田强以后，田强如父如兄的照顾让冬梅体会到了久违的安全感。所以当田强跟她说，“不要毕业证了，跟我出来赚钱吧，我给你一个家”，冬梅就毅然放弃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能拿到的毕业证，跟田强来到了北京。

但是田强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让冬梅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只是同居。不久以后，冬梅怀孕了。在冬梅怀孕4个月的时候，田强第一次对冬梅实施家暴；此后再也没有停止过，而且下手越来越重。

在长期遭受家暴之后，冬梅想，结婚会不会让她的境遇变好一些。所以在女儿8岁的时候，她和田强登记结婚了。天真的冬梅没有想到，婚姻并不能给她带来保护。在某些层面上来说，夫妻关系反而会为家庭暴力提供便利。

结婚后，冬梅的境遇并没有改变。田强对她实施的不光有身体暴力，还有精神暴力、性暴力。她先后流产了四次。田强还对她施以人身限制。冬梅作为一名销售代表，需要经常跟客户谈生意。她去见客户之前必须向田强报备，获得他同意后才能出家门。

而且作为家庭的主要创收者，冬梅要把所有银行卡上交给田强。田强每周只给她200块钱，让她安排一家人的生活，而且每一笔花费都要记账。一旦他认为钱花多了，就又是一顿打。

在这样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关系中，冬梅开始合理化田强的暴力行为，并将这一切归因于自己。她甚至觉得，自己挨打是不是因为没能给田强生个儿子，假如生了儿子，这样的暴力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于是在女儿11岁的时候，冬梅生下了儿子。重男轻女的田强确实非常高兴，也对冬梅好了一阵子，但是很快又故态复萌。不仅如此，田强还出轨了。2016年初，冬梅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田强却认为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并因此对冬梅施暴。

这十几年对冬梅人生和尊严的碾压和践踏，让冬梅忍无可忍。就在2016年2月14号，冬梅第五次出逃，找到了源众。

冬梅找到我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诉求：第一是离婚，第二是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尽管冬梅遭受了长达十几年的家庭暴力，但是她从来没有报过警，也没有主动收集过证据。因此她被家暴的证据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了解冬梅的诉求以后，认为首要方案是希望她能和田强协议离婚，但是田强坚决不同意，所以我们只能提起离婚诉讼。

但是提起离婚诉讼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如果是第一次离婚，而且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话，是很少能够直接判离婚的。

只有符合当时的《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就是在有法定的离婚情形的情况下，法院才会直接判离。法定的离婚情形就包括家庭暴力。也就是说，如果法院能够认定田强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就有可能直接判离婚。

因此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将证据收集作为最主要的策略。

在法律上认定家暴需要哪些证据呢？包括报警记录、告诫书，向相关责任部门投诉的证明或者资料，医疗诊断证明、伤情鉴定书、伤情照片，录音录像、聊天记录、邮件等，还包括施暴人的悔过书、保证书，邻居、亲友、子女的证人证言等等。

对受害人来讲，收集这些证据还要符合“三性”的要求，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说这些证据一定是真实的，而且是合法取得的。关联性就是这些证据必须与家庭暴力有关联。

在推动冬梅办理离婚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冬梅申请了北京市的第一例人身安全保护令。

2016年3月1日，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其中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处置机制——

第一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主要是针对不足以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轻微家庭暴力。它既是对施暴人的一种约束，同时也可以作为认定家暴的证据。

第二是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人如果遭受了家庭暴力，或者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性的话，都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保护令主要包括禁止家暴，禁止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近亲属，以及要求被申请人及施暴人搬离住所。

▲ 示例：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左），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右）

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受害人获得人身安全保护的一道防火墙。同时它也会对离婚案件的审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我们在2016年3月1号《反家暴法》实施当天，帮助冬梅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由于这是北京市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官非常地慎重，直到14天后才签发，而且是以“有家暴的现实危险性”作为事由签发的，并没有直接认定田强构成家暴。这也为下一步我们处理冬梅离婚案件增加了一定难度。

很快就到庭审阶段了。果不其然，田强对他的家暴行为全部予以否认，而且对所有的证据都不认可。尽管我们的律师为收集相关证据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从当时法官的态度来看，要认定可以直接判离婚的家庭暴力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离婚，不能协议离婚，只能调解离婚。

在调解的过程当中，田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首先，他要三岁儿子的抚养权；第二，他要绝大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冬梅都答应了。

我当时很着急，我说：“冬梅，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财产和子女抚养上作出妥协。即使第一次不判离，半年后还是可以离婚的。”

但是冬梅跟我说：“李老师，别说半年，我一天都忍不了。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能够离婚。”因为冬梅的妥协和让步，法庭在庭审当天就出具了离婚调解书。

看到冬梅在拿到离婚调解书后的释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很高兴，我们祝福她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反转来得非常快。大概在收到离婚调解书后半个月，冬梅的女儿突然哭着给我的同事打电话，说冬梅回到了田强身边。我听到以后特别着急，非常担心冬梅的人身安全，所以想方设法联系到了冬梅。

我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上了她，是田强接的。在视频里面，我看见冬梅坐在板凳上洗衣服，没有抬头。她跟我说，小儿子生病了，天天哭着喊要妈妈，她不能不管。

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我知道冬梅心意已决。我就跟田强说，希望你珍惜冬梅，如果你再家暴，我们跟你追究到底。田强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而且把我拉黑了。

看到这个情形，我们年轻的同事当时就哭了。在过去的40天里，她陪冬梅出庭，陪冬梅做人流，陪冬梅哭，陪冬梅笑。她跟我说，李老师，我连轴工作了40天，没有想到又回到了原点。

我安慰她说，我们没有回到原点，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冬梅知道她背后有我们，田强也知道冬梅的背后有我们。

在为冬梅的遭遇唏嘘的同时，我们确实要问，为什么家暴受害人难以离开？

首先，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叫受暴妇女综合征。受暴妇女综合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习得性无助。有受暴妇女综合征的受害人会长期处在一种恐惧焦虑的状态，她的内心是瘫痪的，她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离开暴力环境。

此外还有客观的困境，比如文化的约束。家丑不可外扬，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会产生耻感；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因为单亲家庭而受到歧视。这些都让她们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第二是经济困境，很多受暴人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独抚养子女。

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比如公权力介入乏力，社会支持系统不足，让我们的受害人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此外，家暴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存在暴力周期。所谓的暴力周期有两重特点：其一，家庭暴力往往会逐步升级，越来越严重；其二，这种暴力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而是会有三个周期——蜜月期、矛盾聚集期、暴力爆发期。

在蜜月期的时候，施暴人会给受害人买小礼物，会认错，会送花。这会给受害人带来幻想，认为施暴人还是爱自己的，施暴人是可以改的。这种幻想也让她们很难离开暴力环境。

据相关研究显示，受害人平均要有7次的反复，才有可能彻底地摆脱暴力关系。这是多么艰难！

家庭暴力就像黑洞，它吸走了受害人所有的勇气、力量、信心。在我办理的案件当中，最长的是受害人遭受了40年家暴依然没有办法摆脱。

所以我们看到，家庭暴力的本质就是权力控制。施暴人通过暴力让受害人对他臣服，听命于他。家庭暴力往往只始于一次推搡或者一次谩骂；如果第一次我们没有有效地应对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无数次。家庭暴力没有易发人群，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家暴的对象。

为了让家暴受害者摆脱糟糕的暴力关系，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完善。

早在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就出台了我们国家首个反家暴的规范性文件——《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首次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这也是反家暴首次写入法律。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2014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特殊保护。

2015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这是针对家庭暴力刑事犯罪非常完善、细化的规定。2015年，我们的《反家暴法》出台，并于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们国家反家庭暴力法制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在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个规定首先扩大了保护对象，包括前配偶、恋爱关系，都被纳入到了家庭暴力的保护范畴；其次，它降低了保护的门槛，降低了证明标准；第三，它增加了保护的内容，给受害人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

二、海花以暴制暴杀夫案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发生在冬梅的故事之前，我是希望大家在对家庭暴力有所了解、心理上有所准备的时候再来听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以暴制暴杀夫的故事，是一个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妇女用铁棍和菜刀杀死丈夫的故事。

这位妇女就是海花，我是海花的辩护律师。2014年底，海花的弟弟找到我，说他姐姐杀了姐夫，希望我能够帮助海花。当时海花的案子已经到了法院，很快就要开庭。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到海花所在的城市，走访了海花的兄弟、亲友、同事和领导。他们帮助我还原了海花的人生历程和受暴过程。

海花出生在西南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她很早就辍学了，15岁到沿海的城市打工，17岁认识了丈夫沙宝，18岁与沙宝同居并且怀了孕。

在怀孕只有两个月的时候，她就遭受了沙宝的家庭暴力，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家暴。沙宝有酗酒和赌博的恶习，酒喝醉了，赌博输了，都会对海花实施家暴。

最严重的一次，沙宝拿着刀追杀海花，海花情急之下跳到他们家乡湖边的芦苇荡里面，躲了一个晚上。更让我震惊和难过的是，在海花遭受暴力的整个过程当中，她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屏蔽的。

她的父亲母亲会跟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都是这么忍过来的。”她的哥哥跟她说：“你还是要好好跟你的丈夫过日子。”

当时海花和丈夫住在集体宿舍。同事经常听到海花被家暴时发出的惨叫声，但他们只是认为她打扰了他们休息。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家暴，也没有人想到要报警。

她的领导跟我说，之前同事跟他抱怨说海花的惨叫影响休息，第二天海花鼻青脸肿地来上班，他只是问了海花要不要休息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报警，或者给她提供相关的支持。他现在非常后悔。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我知道自己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见海花。在看守所，我跟海花会见了近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海花多次提及沙宝的赌博、酗酒恶习，也多次提及他的出轨行为。让我很不解的是，海花并没有提及她多年遭受家暴的经历。

我问她说，沙宝对你又打又骂，你是怎么想的？海花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就是家暴，也不知道应该要报警。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海花的这个回答让我非常震惊。

我回到北京以后，翻阅了很多心理学文献，也请教了相关的专家。我了解到，这是海花启动自我防御机制的体现——当一个人的创伤严重到不得不自动屏蔽这些创伤的时候，并不是她真的忘了这个创伤，而是这个创伤太重，重到她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她是选择性遗忘。

而且很多的时候，对受害人来讲，这种选择性的遗忘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更加心疼海花，觉得一定要全力帮助她。

海花将丈夫杀死，这无疑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但是我们国家《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故意杀人罪有两档量刑：第一档属于情节较轻，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第二档是情节较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当然希望海花属于第一档。可当时海花先是用铁棍敲击沙宝的头，之后用菜刀将他的颈动脉割断。海花用两种凶器杀夫，我们该如何说服法院认定她是情节较轻，这是最大的困难。

况且这个案件并没有正当防卫的情节，因为当天晚上沙宝并没有对海花实施家庭暴力。

我和我的搭档李桂梅律师精心设置了我们的辩护思路。我们用尽所有办法，希望可以减轻海花的量刑情节。

影响量刑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的情节有：沙宝存在家暴行为，属于严重过错方；海花有自首行为；受害人的家属，也就是沙宝的父母谅解了海花；海花有4个未成年子女和双方的老人要抚养；海花的悔罪认罪态度很好。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诉讼策略都用完以后，我依然觉得说服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转机突然来了——我们拥有了两大利器：第一大利器就是2015年3月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了以暴制暴的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较轻。

其中说，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海花无疑是符合这个规定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一条作为最重要的诉讼辩护思路，在法庭上予以表达。

第二大利器就是专家辅助人。我专门邀请了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反家暴专家出庭作证。她在法庭上阐述了家庭暴力的一些特征。她特别阐述了为什么以暴制暴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置对方于死地。

她说：“她足以相信，如果不杀死对方，对方就有可能杀死她。为了避免更严重的侵害，她往往会在对方丧失反抗的情况下，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我们的这两大利器发挥了作用。庭审当天，法庭作出了宣判，认定海花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 庭审中的海花

当海花听到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一下子就跪在法庭上，失声痛哭。我知道这是她非常激动的眼泪，因为不久之后她就可以跟她的孩子团聚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海花已获减刑，服刑3年后出狱。现在她和四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国家适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首案，也因此入选了“中国反家庭暴力十大典型案例”。

三、反家暴的困局与希望

尽管我们国家有了《反家暴法》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但是反家暴的司法实践还是面临诸多的挑战，比如：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很低，仅20%左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数量不高，签发率也较低。

根据2022年最高法的统计数据，2022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是过去4年的总和，但也仅仅有1.3万份，平均到全国3000家基层法院，每个法院的签发率是个位数。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庭暴力的高发生率。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女性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是24.7%。相关数据也显示，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受家暴者的人数这么庞大，对应的却只有一点几万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量，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庇护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激活。庇护制度是对严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虽然我们国家很多救助站都有庇护中心，但是因为门槛比较高，专业服务不足，接待时间比较短（只有10天），所以空置率很高，而它的需求量又很大。

基层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数量也比较低。到现在为止，多地的基层派出所没有出具过一例告诫书。在我们代理的案件中，首个获得告诫书是在《反家暴法》实施5年后。

家庭暴力的司法困境，事实上在性侵、性骚扰等性别暴力的案件当中也是存在的。

我们办理的500多起案件中，约1/4涉及妇女儿童的性侵和性骚扰案件。这个数量看起来少，并不是说它的发生率低，而是与家暴相比，性侵、性骚扰的受害人更难发声、更难维权，也更难获得法律的救济。

近些年，关于学校、职场的性骚扰似乎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职场性骚扰或者高校性骚扰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件非常少。而未能进入到诉讼阶段，就说明没有办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和救济。

即使是进入到诉讼阶段，让受害人不安的是，由于跟家庭暴力一样存在举证难、证明标准高的困局，性骚扰案的胜诉率依然比较低，还不到30%。

与之相对应的是，性骚扰的受害人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会有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污名化，会有非常严重的PTSD症状，还会面临被迫辞职，甚至离婚和分手。这样困境反过来又会影响受害人的发声。

▲ 中心全体成员

这些年，针对性骚扰的法律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和现实情况的变化似乎是平行线，彼此并不交融。这说明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当我们能够给受害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给施暴人或者骚扰者更严厉的法律惩戒，才能够真正让更多受害人敢于发声。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我们目前是一支由近20个省市近200人组成的志愿律师团队。2014年，我们开通了首个全国性民间“受暴妇女儿童法律帮助热线”——17701242202。

在2016年，我们发起了“给她无暴力未来”受暴妇女紧急救助金。在2022年，我们开发了全国首个反家暴救助的公益小程序——“家暴救助”。

在这20年当中，我还是蛮有感触的。数百名女性以案件当事人的身份走进了我的生命，她们的境遇让我难过，她们的勇气让我感动。与其说是我给了她们法律上的支持，不如说是我给了她们人生的支撑，或者说，是我们给了彼此支撑。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

她们的故事应该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缩影。我把我和她们的故事写进了《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这本书当中。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发声，有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每位女性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没有恐惧、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为没有歧视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因为我们既是这其中的建设者，也是未来这样美好世界的享受者，所以大家共同加油吧。

谢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讲者：李莹（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律师），策划：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