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某社交平台热搜榜上，发现了于剑敏开的这家螺蛳粉店。他把自己和店员的介绍放在外卖平台上，他本人的自我介绍，像是一段黑色幽默：

“我叫老于，餐饮创业失败过3次。土生土长广西人，曾经意气风发过，现在是个中年大叔，曾被老婆一天骂5次，家里的猫也不喜欢我，现在还是鼓起勇气再开店做家乡螺蛳粉，目前的经历是做了20多年厨子，因为做别的都不会，店里所有人都是广西老表。”

其他店员也是“失败者”——35岁的阳友仁和妻子李宾，在老家搞生猪养殖失败，100多万投入打了水漂，背上一身债务。49岁的老邓，也在深圳开过米粉店，经营两三个月倒闭。

这些介绍，让店铺火了起来。老于和店员们被戏称为“中年失败者联盟”，在网络空间短暂地走红了几天。“中年”，“失败”， 在现下这个时代背景里，紧紧叩动着每个普通人的神经。

在遇到于剑敏和他的店员们之前，我以为这是一个心酸失意者们抱团取暖的故事，我想知道，这群中年人如何吞咽失败，消化失败。

与他们短暂相处之后，我摒除了想象里煽情，戏剧化的部分。螺蛳粉店的日常琐碎而普通，如果是一出戏剧的话，几乎找不到高潮部分，但这种普通背后，务实、坚韧的力量，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中年失败者联盟

于剑敏今年40岁，微胖，一张踏实生意人的脸，跟我说话时侧脸望向别处，只有偶尔大笑起来的时候才面向我，这些笑并非因为什么高兴事儿，多数来自于自嘲或戏谑。

他16岁学厨师，21岁时与父母在罗湖开了第一家快餐馆。过去20年，他在广深先后开过6家餐馆，“也成功过，也失败过，也不是那种一度失败到底”。

于剑敏和阳友仁、李宾、老邓，都来自桂林五通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五通镇大量青壮年陆续奔赴广东经营米粉店，数量以广州最多，广州某个网红螺蛳粉品牌，创始人就来自五通镇。

过去20年，于剑敏的人生在开餐馆，打工赚钱，学厨艺，再开餐馆的轮回中循环。位于宝安西乡地铁站附近的这家螺蛳粉店，开业1年左右。这是于剑敏第六次开餐馆，开店前期投入的数十万，大部分是于剑敏跟朋友借的，店名也是跟几个老乡共用的。这是他头一次经营螺蛳粉，店铺开业前，他还专门去柳州学习了几个月。

除了这家螺蛳粉店，于剑敏和父母、弟弟还在福永，共同经营了一家桂林米粉店。那家店开在十几年前，现在主要靠父母操持。

于剑敏开过数次餐馆，除了2017年开业的港式餐厅，其他都算不上失败，餐馆关门，要么因为生意不好不坏，要么因为租赁合同到期，与房东谈不拢续约。福永的这家桂林米粉店，是于家唯一坚持下来的生意，前些年店里生意非常红火。疫情之后，生意虽不如以前，但靠着多年积累下的熟客，经营依旧平稳。

2017年，于剑敏在福田新洲开了家港式烧腊餐厅，后因生意不景气改做桂林米粉。那是他第四次经营餐馆，生意苦撑两年多，“除了前两个月能挣万儿八千，剩下的时间都在亏钱”，这家店前后亏损100多万。他前些年赚到的钱，七七八八都折了进去。

就像网上说的那样，这家螺蛳粉店里没有来过年轻店员，这不是于剑敏的刻意选择，而是“年轻人更愿意去连锁餐厅，那里有晋升通道，有机会做上店长”。

阳友仁和李宾，是店里最稳定的员工。其余员工年纪都不小，来来往往已经换过好几拨。老邓刚来店里几个月，他上一份工作是网上药仓的分拣员，他在那里做了两三年临时工，药仓对正式工的年龄要求是“40岁以下”。

还留在外卖平台页面上的朱师傅已经离职，一个月前，50多岁的李大姐顶上了他的岗位。

在这一点上，于剑敏话讲得很实在，“不管小年轻，还是上年纪的，在餐饮店打工都不会太稳定，就那么多工资，做最辛苦的事情，你想让他多稳定那是不可能的”。

阳友仁和李宾，两年前经老乡介绍，到老于父母操持的桂林米粉店打工。一年前，于剑敏的螺蛳粉店开业，他任命阳友仁做了店长，还给夫妻俩分了一些股份。

夫妻俩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小。阳友仁一双大眼精光四射，看起来生猛野性，脸上却总是挂着心事。李宾刚好相反，秀气的粉团脸，说话时总带着笑，像个活泼和善的年画娃娃。

准备养猪之前，夫妻俩在广西老家种过几年沃柑，没赚到什么钱，果树的收成得看天，就算收成好，也不知道有没有老板收购。

阳友仁的舅舅在老家经营养猪场，生猪定向供应给猪肉公司，是个能赚钱的营生。阳友仁在舅舅的建议下，决定改做这行。他手里的本钱不多，大部分钱是从银行，网贷，还有亲戚朋友手里借的。李宾也把早些年在深圳打工时，攒下的一点积蓄给了他，又从父亲那里借了十几万。夫妻俩前前后后忙了一年，即将完工时发现，因土地审批不过关，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听说养猪场黄了，讨债的人拥上了门。阳友仁愁得彻夜失眠。李宾生下第二个孩子还不到10个月，她舍不得两个孩子，可债务压在头顶，她只能跟着丈夫出来打工，她原本想进工厂，阳友仁嫌工厂管束多不自由，夫妻俩经老乡介绍，进了老于家的米粉店。

和大多数餐饮店一样，店里包吃住。夫妻俩和另外两个店员，住在附近城中村的一套两居室里。他们的出租屋隔壁，是附近另一家螺蛳粉店的员工宿舍，住的也都是广西人，“他们店开得早，生意比我们好”，李宾说。

李宾和阳友仁早上7点钟到店，晚上11点半离店，下午俩人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李宾一天十几个小时围着厨房灶台打转，她熬得住这份辛苦，这几年也不想再换营生，“我俩欠债有压力，不想瞎跑了。老板人挺好的，有时候我们的债追得紧，跟他提前支工资，临时找他借钱救急，他都伸手帮忙。”

于剑敏妻子今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要照顾妻儿，店里大部分事务都交给了夫妻俩，“俩人挺用心的，肯定想（把生意）做起来，生意好了，还有一些分红。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不管怎么都要赚钱的，小孩要养吧，债要还吧。”

一家勉强维生的小店

我吃过一次店里的米粉，口味地道，价格也实惠。店里收拾得明净清爽，但生意不温不火，“收支能平衡，赚不到什么钱”，于剑敏说起眼下的生意，侧脸上加了几分愁容。

生意旺的时间，掰着指头数得过来，疫情放开后的前两个月，生意也还不错，登上热搜之后的一周，店里的营业额能多个“千儿八百”。

附近200米内餐饮店密布，只说粉面馆子，于剑敏的店刚开业时，这条街上除了他的店，还有一家杀猪粉店。不到一年的功夫，街上的粉面馆增加到6家，其中2家已关门大吉。

三四个月前，这条街上新开了一家螺蛳粉店。于剑敏猜测店主想走网红店的路线，店面面积300多平方米，装修得漂亮，员工有20个，一个月光租金就8万多，“开了两三个月就倒闭了”。

于剑敏的螺蛳粉店，月租1.9万。除了他们，一个经营早餐生意的老板，也使用这间铺子。早上7点到10点，对方要在店里卖三小时左右的早点。店铺是做早餐生意的老板盘下来的，对方付了转让费，装修和月租都由于剑敏承担。

为了节约成本，店员的数量一直是4人。李宾和丈夫上班时间最长，剩下两个店员上中晚班——从中午11点到夜里11点半。夫妻俩早上7点到店里，熬汤，炸蛋，炒田螺，做鸭脚……忙到下午两三点，回宿舍睡两个多小时，晚上6点再到店里，忙到夜里11点半。

阳友仁在店里要相对自由一些，定购食材，招呼客人，点单，去厨房里炒螺……客人少的时候，也能在门外抽支烟。李宾一天到晚围着锅台打转，来深圳两年，她的活动轨迹，除了出租屋到店铺这段路程，几乎再无其他，最多就是“在楼下逛逛”，楼下，是她们生活的盐田二村的村巷。

老邓来店里报到时，李宾还在宿舍休息。傍晚她一进店里，“我老公说，你叔来了，搞得我稀里糊涂的”。 老邓是她堂姐老公的叔叔，“以前我们都没见过，见了面聊起来才知道”。

2005年，老邓在龙岗开过一家桂林米粉店，开了两三个月就倒闭了。其后的十几年，他在广州待过几年，也在浙江短暂待过。他干过信用卡推销员，出租车司机，保安，工人，药房分拣员等等，每一份工作他都做不了太久，大都在一年左右。信用卡推销员，是老邓最喜欢，也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比较自由，收入也好一些”。那是在十几年前，在深圳推销信用卡，还比较容易出业绩。

客人少的时候，透过厨房的传菜口，李宾和大姐站在厨房里，能跟阳友仁或老邓，用家乡话聊几句天。中午饭大家各顾各的，晚上四人能凑在一起，“你炒一个菜，我烫一个粉”，好好吃顿饭。

阳友仁是店长，对营业数据更加敏感。“附近两栋写字楼在装修，中午的客流不如以前了”。“周末生意好，周中生意不行”，“外卖平台这几个月做上来了一些”。

阳友仁的工作时段跟妻子一样，赶上员工请假或者辞职，他还要加班顶上去。忙到这个地步，他照样失眠，入睡通常在凌晨两三点，这点睡眠，还得归功于睡前的几杯酒。店里生意不见起色，他有压力，那些未还清的债务，更是积压已久的压力。

“我做餐饮接近20年了，感觉今年的生意是最难做的”，于剑敏说。一个多月前，有个老乡在微信上问阳友仁“店里招不招人”，这位老乡前几个月，刚在南山某地下商场开了家店，经营两三个月就关门了。

这种事情于剑敏见得更多，“很多老乡开店也没什么本钱，可能手里就一二十万，二三十万，有些还得跟朋友借十万八万，有些可能还得借网贷。背着一身债做生意，每个月房租加人工，生意不好根本撑不了多久”。

“能做事，就不会爬不起来”

几天前，李宾刚把女儿送回老家。今年7月份，阳友仁把4岁半的女儿，从老家接到深圳，待了一个多月。这是两夫妻头一次把孩子带到深圳，他们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女儿每天跟着两人上班下班，还是 “开心得不行”。

李宾也高兴得不得了，来深圳这两年，她能在春节回去十几天，还是独自一人回去的，丈夫有债务压力，不想回老家面对亲友，春节就留在店里值班。她想孩子想得要命，给老家的房子里装了监控，想了，就打开手机看一看，有时候手上在忙，她就把手机放在一边，听听监控镜头里的声音。

9月1号，她上午送女儿进了老家的幼儿园，下午6点便到了深圳。女儿进幼儿园前，跟她挥手告别时还好，晚上打通视频电话，一看见妈妈就哭了，“她不哭了你还好，她哭了自己心里肯定不好受。”

这次送女儿回家，李宾原想在老家打听一些挣钱的营生，这样她能赚钱，也不耽误陪孩子。回去一看，“老家赚不到钱，工资又低”，她父亲种姜，忙时要操持到凌晨3点，“一年累死累活，又搞不到什么钱”，听说黄金百香果价格贵，父亲今年改种黄金百香果，待到果子成熟，才发现价格已经跌下去了。

李宾盼着能攒下点钱，实在又存不下来，“每个月赚的钱，一点留不住。要还银行的钱，小孩子在老家也要寄钱，欠亲戚们的钱，你也要还一点。”

谈起眼下的困境，这个小个子女人，像谈论门外的下雨天一样平和，“我老公晚上睡不着，我能睡着，我比他乐观，我每天忙进忙出，赚一点还一点，慢慢总能还完的，愁也没有用。”

接着她笑呵呵地抱怨起阳友仁，“我老公以前挺好的，欠了债以后他压力好大，脾气差了好多，有时心情不好冲我发火，我脾气好，一般都懒得理他，俩人要是脾气都不好，不得天天干架。 ”

李宾也有脆弱的时候，建养猪场时她借了父亲十几万，因为这笔债务，哥哥生了她的气，“春节回娘家，他说不认我了，搞得我也掉眼泪”，“有时候也觉得累，盖着被子哭，谁会理解你”。

阳友仁心里计划着，等哪天还清债务，他和妻子可以找个小城市，开个米粉店。李宾考虑的重心，还是在孩子身上，“将来有机会就自己做生意，把孩子接到身边，没机会也要顾得到小孩，孩子总不在身边怎么行”。

在“自己做个生意”这点上，于剑敏也认得准，“我老家在镇子上，没有地，父母那一辈，一出生就只能做小生意，我们出来不打工，就只能做生意，我初中毕业，怎么打工天花板都在那里”。

只是，于剑敏感觉现下的压力，比他亏损100多万时还要大，“那会儿亏的钱是自己赚的，亏了也是亏了，年轻也是本钱。现在两个小孩子，你要考虑他们的将来，留给你（试错）的时间不多了”。

“这几年大家都不顺，有时候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好一点，有的可能更难”，于剑敏跟我聊起他熟识的老乡、朋友当中，那些“失败者”——开港式餐厅前，他和朋友A曾计划合伙经营，后来俩人各开各的，各自亏损100多万，“当时要是合伙，还能少亏点”。朋友B前年把工厂从西乡迁到坪山，搬迁耗资巨大，结果搬过去市场一落千丈，现在B遣散了员工，只留了几个亲戚帮忙，维持着为数不多的老客户，一个月能赚1万块钱。

“朋友老乡当中，也没有谁，做生意失败到爬不起来。大多数人还是开个小店，亏也亏不到哪里，无非就是欠债，欠债也欠不了太多，银行不会给你太多贷款，亲友也借不了多少”，于剑敏说。

“只要你能做事，就不会爬不起来，除非彻底放弃，不愿意干了，那就爬不起来。只要愿意干，失败了就去打工，还清债有了本钱，还能继续做生意。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