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键盘侠”到“人间清醒”，谁是犬儒主义者？

谁是犬儒主义者？

在社交媒体上，犬儒主义者常被概括为顺从而又不满的“键盘党”。他们怀疑一切、冷嘲热讽但不做出行动；自以为“人间清醒”，却又试图用一种看穿人情世故的冷漠，消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和事。

然而，古典的犬儒主义并非如此。在最新由风之回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犬儒主义》中，作者安斯加尔·艾伦（Ansgar Allen）开篇就用大小写区分了古典犬儒主义（Cynicism）和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他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梳理犬儒主义思潮从古至今的演变，试图厘清犬儒主义如何从批判走向顺从，从离经叛道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蝇营狗苟的处世哲学。

或许没有比“装睡的人”更为贴切的词来形容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十年前，当周濂写下《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时，“犬儒主义”一词也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的讨论中，作为一种被批判的社会文化概念与时代症候。

今天，没有太多人去谈论犬儒主义。但可以确认的是，犬儒主义会削减我们的行动力，在“接受现实”这一前提下，再无作出改变的可能。

什么是犬儒主义？它又是如何被“软骨化”的？在“人人都可能成为犬儒主义者”的今天，是否还可以做一个怀抱希望的现实主义者？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周濂在“问题青年”聊了聊。

一、古典犬儒主义是“野狗”，现代犬儒主义是“家犬”

郝汉：犬儒主义这一流派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相较于同时期的苏格拉底通过提问让人产生思考和怀疑，犬儒主义学派的言行更像是一种“暴动式”的冒犯，通过在身体上做出一些有违礼教和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而促使人们去怀疑整个文明的秩序是否合理。周濂老师可否先简单介绍一下古典的犬儒主义，以及它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种身体上的冒犯？

周濂：在古希腊时期，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犬儒学者们与当时其他的哲学流派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用“造反派”和“建制派”来区分他们。古典犬儒主义有几个特征，一个是愤世嫉俗，另一个是批判权威和反传统。古典犬儒主义学派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他们始终认为行胜于言，所以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表述，他们主要通过一种特立独行、哗众取宠的行为举止来刺激和冒犯当时的普通人，以此来点醒和教化普通人。

犬儒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叫安提斯泰尼，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认为，精微的表达和论证，并不能够真正地抵达普通人，如果我们想要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也许要换一种方式，不是以传统的、习俗的、理性的生活方式，而是回到更本源的自然的生活状态。所以犬儒主义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顺从自然而生活。自然的英文是“nature”，它还有一个释义是“本性”，人首先是一个食色性也的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定义。犬儒主义对于人的自然的理解就在于，它特别强调人的动物性。

安提斯泰尼的弟子第欧根尼就非常突出地强调了人的动物性。据说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他所拥有的财产只有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和一个面包袋。有一次第欧根尼正在木桶里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拜访，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满足他的愿望。

第欧根尼回答道：“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是非常典型的古典犬儒主义，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反传统、反惯例、反习俗甚至反制度的哲学理念。古典犬儒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社会成规和文明，都是对人之本性的一种扭曲，是对我们过上更好生活的践踏和遮蔽。

还有一个关于第欧根尼的小故事也能体现这一点。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演说家，在一次成功的演讲之后，当台下观众掌声如雷时，他突然开始当众排泄。后来有人分析，第欧根尼选择了一个非常微妙和精准的时刻，去刻意地冒犯台下的听众。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极端的身体意义上的冒犯来实现自身理想？这背后与当今后现代的很多观念相勾连，即社会对心灵的规训，首先是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实现。犬儒主义从 2000 多年前开始，从反对身体的规训出发，去反对心灵的规训，这是一个很超前的想法。

阳少：米歇尔·福柯在《说真话的勇气》里十分推崇古典犬儒主义，因为它对于身体规训的反思，为社会边缘人去进行“反文化”的实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但现代犬儒主义在人们的印象里则是很负面的，行动力为零，只知道冷嘲热讽。您觉得古典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周濂：首先想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纠正。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时期也并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到了今天，犬儒主义彻底成为了一个否定性的、消极性的概念，在这其中有很大的转变。《犬儒主义》这本书正是梳理了从古希腊晚期到古罗马时期，再到基督教时期，一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不同学者对于犬儒主义的改造或修订的线索与脉络。

我想从这种转变中抓取几个关键词，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愤世嫉俗，那现代的犬儒主义就是玩世不恭；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特立独行，那现代的犬儒主义就是装傻充愣；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离经叛道，那现在的犬儒主义忍辱偷生。

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对比词汇，比如古典的犬儒主义是批判传统、反抗权力，那现在的犬儒主义就是狗苟蝇营。如果都以“狗”这个意象来形容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古典的犬儒主义是“野狗”，现代的犬儒主义则是“家犬”——彻底被驯服了的、能够与主人进行良好互动、从中获得他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家犬。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二、为什么犬儒主义在今天如此盛行？

郝汉：犬儒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让我联想到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在80、90年代涌现过一批行为艺术家，比如像何云昌、张洹。他们试图通过身体上的冒犯、亵渎与自我牺牲，以对社会造成惊醒式的触动，来促成观念上的改变，这跟古典犬儒主义的内核是很相近的。

但在今天，类似的行为艺术不再有存在的空间，现代犬儒主义被窄化为利己的个人选择和怀疑一切的冷嘲热讽。我们能从很多社会新闻的评论底下看到“犬儒”的发言，他们试图用一种看穿万事万物的姿态去消解你对于不公的义愤，或者是用阴谋论和“一盘大棋”来解读一切。

这种心态非常符合《犬儒主义》的译者倪剑青提出的一个“犬儒主义自测表”：第一，TA自以为掌握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和人际真理；第二，TA并不为真理的发现做出努力，并且TA掌握“真理”的唯一意义就是去消解各种各样的价值。

周濂：我挺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起北岛在70年代末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叫《我不相信》，这是那些非常高大、闪亮、光辉的乌托邦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后，人们从理想主义坠落后非常自然的失望情绪。但即便那个时候人们喊着“我不相信”，背后仍然有一种“想要相信”的渴望和冲动，虽然暂时不知道能相信什么。

这个冲动从 80 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1 世纪的前十年，但是最近 10 年，可能人们连想要相信的冲动都没有了，变成了“我真的不相信”。它反映出来的表象是，任何稍微正面的、积极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和事，在犬儒主义者眼中都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他们可以用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看穿术”，看穿人情世故和万事万物，把它们彻底地消解成利己主义的底色，消解成被包装出来的伪理想。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它不仅是少数人的个人病症，而是社会的通病，它背后所折射出来一种心态，是面对的庞大的权力和体制的无能为力。

一方面是人们思想上的懒惰，毕竟用一套话术去解释所有问题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的，如果能找到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解释方式，可以迅速给自己带来心智上的优越感——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事物的本质，我比你们高明。除此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们基于对改变的无能感，所以需要给自己找到心灵的慰藉：不是我不想改变，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改变。这可能也是犬儒主义在当下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动机。

阳少：周濂老师讲到的这种无力感，我想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有两部在过去几年间非常流行的动画片也很能体现这一点，一个是《马男波杰克》，另一个是《瑞克和莫蒂》。这两部动画片关键词是丧、虚无和人间清醒。其中《瑞克和莫蒂》主角之一的瑞克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科学家，他在片中近乎于上帝一般的存在，可以穿越不同的平行宇宙，这种能力使得他几乎看透了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价值，总能说出极具讽刺意味的金句，但也没有任何想要改变的欲望。

早些年瑞克有大量的金句被截图在微博上传播，特别是在一些公共热点事件的讨论中，大家似乎在转发他的讽刺中形成了罗蒂所说的“反讽式团结”，但也仅此而已。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喜欢《瑞克和莫蒂》的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对于欧美文化相对比较熟知的年轻人，当他们转发着动画截图诉说着自己的无力且丧的时候，明显在此时此地还有更为无力的人，这可能也是犬儒主义的一个后果：明明你还是可以向外做出一点行动，但最后只能退守到自己的尺度里。

郝汉：我想再稍微补充一点。《瑞克和莫蒂》这部剧乍看是一个充满负能量和虚无的“丧”世界，仔细分析的话，剧中人物其实是像犬儒主义者一样回到了私人领域，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亵渎，如外公瑞克经常会当众排泄、放屁。它在年轻人中间的流行，还和当下所推崇的及时行乐，“相信你的感觉”“成为你自己”有关。剧中人物能力超凡，甚至能够轻松毁灭一个世界，一个文明，一个宇宙。但责任观上则是自私的，只要瑞克与莫蒂的家人没有被影响，就“哪管它洪水滔天”。

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娇惯的心灵》批判了流行于美国社会年轻人中间的这种现象，作者认为当大家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变得极度自我与自恋，不再认为有超然于个体经验感受之外的事物与真理，这同样会导致一种疯狂。摩登世界存在一个意义真空，而我们开始用自我去填满它，回到最开始提到的犬儒主义所提倡的“遵从人的自然”，它如今化变成“纯粹地去做你自己"。

周濂：我虽然没看过你们说的这些剧，但我想起自己当年对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的评价，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几乎可以说消解掉了一切东西，但它唯一没有消解的是爱情，你总得相信点什么东西，而你最终会发现，你能相信的东西都是私人领域的，而不是宏大的叙事。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个体都要找到一个能够持之有物的，握上去有实感的，让你在心理意义上感到踏实的载体。

我们首先要回到私人的领域，找到那个唾手可得的、持之有物的、最让你感受到安全感和稳定性的价值。但是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私人领域，那只是一个锚点，你要重新回到公共生活当中去，否则你依然处在道德上的孤岛。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成为现代的犬儒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和人之间失去了道德上的联系。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时，我们依然会愤怒，依然会觉得良心的不安，但我们无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我们会产生强烈的无能感，这种无能感会进一步地催化我们的犬儒意识。所以我认为在找到属于私人意义的锚点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跟他人建立道德联系。

三、感到无力的时候，退居内心的城堡有用吗？

郝汉：前面讲到犬儒主义作为今天年轻人无力感的一种体现。其实近年来在中国的商人精英圈层中也兴起了一股“斯多葛主义热”，它同样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流派，跟犬儒主义也有一些关系。

今天流行的斯多葛主义，它总体上是强调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幸福的类鸡汤话语。在技术上通过“消极想象”一切事物的方式，以最坏打算替世界中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做好准备；在行动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人间清醒；在人生观上则比较佛系，针对过去和现在均采用宿命论观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像第欧根尼说的哲学所教会自己的就是“接受每一种命运”。

周濂老师可以讲讲什么是斯多葛主义？它又为何被今天的有识之士所追捧？

周濂：一方面，这两年有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学习西方哲学，对斯多葛主义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比如佛教经典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这与古希腊晚期的现象十分相似。晚期希腊涌现出了怀疑主义，包括皮浪主义、斯多葛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晚期希腊城邦受到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冲击，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以前所思考的政治哲学的主题，比如国家、正义似乎都已经落空了，所以他们只好退居到内心城堡，去寻求内心的宁静。

今天有很多的企业家，包括知识分子其实也在重走希腊晚期的这条路，不再去想如何去建设社会的正义，去改变社会的现状，而是退居到内心城堡去寻求心灵的宁静。斯多葛主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方案。

但我个人认为在传播的过程中，斯多葛主义被扭曲了，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浅层次的心灵鸡汤。按照罗素的说法，斯多葛主义是把犬儒主义最好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并将其发挥得更加成熟和完整的一套哲学理论。

犬儒主义跟斯多葛主义都共享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我们要依循自然而生活，这里的自然可以理解为本性。我们前面谈到犬儒主义强调的本性是动物性，而斯多葛主义强调的本性其实是人的理性，这是有一个高低之别。更重要的是斯多葛主义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在世界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它始终在追问我是谁，一旦确认了“我”的角色，我就应该努力完成这个角色所带给我的使命。

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古罗马的大臣，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很紧张，皇帝说，你以后不要来议院了，因为看到你我很烦，而且你经常向我提问。这个大臣就说，我既然是议员，我肯定要去议院。皇帝说，你要来的话就不准说话。大臣说，可是我到了议院就一定会说话。皇帝说，那你不能冒犯到我。大臣又说，我作为大臣，我肯定要说冒犯你的话。皇帝说，那我就会砍你的头。大臣最后回答道，如果你要砍我的头，我就把脖子给你，你不砍我的头，我就会把该说的话说完。

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除了寻求心灵的宁静之外，斯多葛主义还要求，作为一个个体，我要找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且努力履行我的责任，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便是斯多葛主义“金刚怒目”的那一面，只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一面被忽视掉了。

阳少：人们有选择性地接纳犬儒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其中很重要的动机是出于自保。在这个时代，自保已经成了幸福的指标之一，但它本应该是人生最低程度的生存需要。2014年，您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时候，开篇就提到了幸福跟正义是息息相关的，当自保已经成为了一个人最高要求时，TA又该如何去追求一种幸福？

周濂：我们今天很难让年轻人重新去相信一种宏大叙事。但另一方面，这正好是让每一个个体回到自身的一个契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当你回到自身时，你会发现我们对幸福、对意义、对价值的理解不用跟宏大叙事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回到自我本身，一个人如果想要活得有尊严，就需要得到来自体制的尊重，拥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超级概念，是可以跟我们的个体的生存经验是直接挂钩的，它不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它就是被打碎成了生活碎片，然后与个体的直接生活经验相关。

当然仅此还不够，因为有人可能就是决定沉沉睡去了，但所幸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启蒙者永远是那些反启蒙者，他们通过否定言论自由来告诉你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自由离我们并不远。所以我们在谈启蒙运动这样看似抽象的政治价值和理想时，不需要跟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还算是清醒的人，是真正关心我们根本利益的个体，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价值可以回归到我们个体的直接生活经验。

四、做一个有希望的现实主义者

阳少：在《犬儒主义》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安斯加尔·艾伦（Ansgar Allen）也对犬儒主义的批判者们提出了批判，他认为控诉并不难，但批判者们可能忽略了体制与社会弊病之间共蕴共生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犬儒时刻，问题不在于与之割席，而是去寻找现代犬儒主义内部隐藏着的“造反的潜能”，并且他认为回到古典犬儒主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设想是否是行之有效？

周濂：我个人很认同他的结论。在古希腊时期，这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犬儒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并且存活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管控秩序还没有那么发达，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能够给人大量的空间。但在今天，要作出古典犬儒主义者的行为是绝无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像古典犬儒主义者那样，去想象并且创造出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视频，视频内容是上海临街的一间小屋被设计成了一个舞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小屋子里唱歌、弹吉他，舞台与观众之间隔了一条马路。在演出的过程中，不停地有车辆从舞台和观众席中间穿梭而过。但这个开放式的舞台场景，给人展现的是经历了疫情的上海人，依然在试图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微小的生活实验，是对既成社会惯例和制度的突破：我不跟你合谋，我尝试另起炉灶，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需要去复兴犬儒主义，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犬儒主义，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贬义词。我相信没有人乐于把“犬儒主义”这一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个新词。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一个新词，叫“ Hopeful realism”，意思是“有希望的现实主义”。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应对困难的时局，但我们不能够堕落到自鸣得意的现实主义，不能堕落到维护旧秩序的现实主义，更不能堕入到与权力共谋的现实主义。我们要采取有希望的现实主义，依然怀抱着信心和理想去创造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可能。

阳少：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本书的序言中，您说自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觉得自己还在偷偷摸摸地乐观着吗？以及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可能也存在着理想主义的一面和犬儒主义的一面。犬儒主义不相信教育的价值，不相信人是可教的，但理想主义的观点也是人培养出来的。跟过去相比，您觉得学生们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又会如何去面对他们的现在的这种无力感？

周濂：首先我肯定还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的成分可能减弱了一些，悲观的成分多了一些，但我还是相信改变会发生。

说到这个老师的理想，我觉得大多数老师是没有教育理想的，教书只不过是谋生的手段。少部分老师可能有教育理想，希望在讲台上面传授真知、播撒思想的种子，但是客观环境越来越逼仄，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无论是来自于外部的，还是来自于自我的。

然后我觉得同学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以前上全校的公选课的时候，第一堂课结束之后，就会有学生给我写信，表达他们的困惑或理想，他们愿意跟我交流。但过去这几年，我明显会感受到，类似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猜想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更多被现实的重负所累，他们更关心考研、出国留学、求职等问题。对于这些观念性的内容，他们的感受力和反馈的愿望都在减弱。总体而言，年轻人困惑的焦点在发生转移。

当然也还有学生会在结课或临近毕业的时候给我写类似的一些小感想。有一次我在给硕士生上课，课堂结束之后，我还要回答硕士生的问题，有一个学生在教室门口徘徊，站了大概有 10 分钟，等我回答完所有问题以后，那学生上来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哲学院的本科生，三年前上我的课，高中时候读过我的书，曾深受鼓舞，并且以此为理想，去学习，去思考，但是在过去三年里，他感受到了极强的无力感。

然后他也问了跟你同样的问题：“周濂老师，你还是那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吗？”我当时听到后觉得非常感动，这个年轻人马上大四毕业了，他还在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后来我就回答说，我还是，并且你愿意过来问我这个问题，就表明你没有真正地放弃思考、放弃探索。虽然前途充满坎坷，但希望还是要有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郝汉、阳少（青年志编辑），整理：诗淇，编辑：郝汉、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