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护理一线进行工作后才知道不同的“经济状况”“家庭构成”“居住环境”“生活地区”会使得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大相径庭。即使都是依靠退休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经济状况外的因素亦会造成很多差异。以下笔者将列举几个亲自负责过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

案例1：视钱如命的老人

这位老人名叫高桥和夫（80 岁，化名），厌恶和人群打交道，独自住在东京市中心一套 2 居室的高级公寓里。该公寓虽已有二十几年房龄，但因周围交通便利，紧邻车站，市价仍相当可观。高桥先生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却还是坚持自己买些半成品的饭菜一个人生活。有人看到他经常在街头徘徊不知所措，公寓管理人员出于好心，找到当地政府的高龄者福利课商量后委托我担任高桥先生的护理经理人。

第一次到高桥先生家时，满是垃圾的景象着实让我吃惊。一次性饭盒、纸屑等散乱在房间内，高桥先生身上充满了这些气味。后来听说他两周左右才洗一次澡（淋浴为主）。护理保险服务工作人员曾建议他接受上门护理员的帮助，却被他以经济状况紧张为由婉拒了，最后经过公寓物管几次三番努力说服，才终于答应接受一周一次，一次一个半小时的护理服务。护理内容也只是帮他进行起居室和客厅的清扫以及简单的购物。据服务过高桥先生的护理员称，除了起居室和客厅，高桥先生不允许他进入其他房间，打扫也就无法进行了。这可能就是房间内满是垃圾的原因。

了解了高桥先生的情况后，我为他制订了每周洗澡两次及白天前往老年人专用护理服务设施的计划。却不想被高桥先生断然拒绝道：“那每月要比现在多出一万日元的支出，以我的经济能力可承受不起。一周一次的上门服务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穷人可没有闲钱给你们赚”。高桥先生把我这个护理经理人当成了护理服务中心的推销员，拒绝更多的护理服务。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陌生而不信任我，等相处一段时间彼此有了信任感后再做建议。却不料没过多久高桥先生突发脑梗塞，送到医院没几日便离开了人世。

因高桥先生是孤寡老人，后事只能由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操办。清理遗物时，在堆满垃圾的其他房间里竟发现了六捆100万日元的钞票以及一本存有5000万日元的银行存折。因为没有继承人，所有的财产都归国家所有。想起总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服务的高桥先生，想到我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而给予他更多的帮助，不禁觉得无限感伤。

案例2：为了不给异地的孩子带来负担

这位老人名叫北山茂子（78 岁，化名），独自住在东京市中心一处租来的公寓里，依靠拐杖勉强能够外出、需要护理程度为1级（1级为最轻）。每月的生活开支来源于老人自己的退休金及丈夫的遗嘱补助金，共7万日元左右。除去房租的3.8 万日元及水电费、医药费等费用，剩余的钱只有 2 万日元左右，全部用来充当生活费。

因身心状态不佳和记忆力衰退等原因，“用火”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一年前开始不再自己做饭，而是每天白天到护理服务中心购买配餐（一份500日元）。以北山女士的饭量，一份配餐的量太多，因此中午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作晚饭。偶尔还会买个一百日元的罐头打打牙祭。早餐的话只吃一片面包喝一瓶牛奶（冷冻保存好的），北山女士声称对老年人来说这样就够了。每个月坚持拄着拐杖去两次医院。因其腿脚不便，笔者担心她路上滑倒，建议医生上门出诊。但“去医院看病”和“医生上门出诊”在个人支付费用方面有一定的差额，北山女士想在自己能走动的时候尽量坚持，拒绝了我的建议。

存款具体数目不清，大概是100万日元左右，打算将来用于自己的后事。北山女士独居和坚持自己去医院都是为了不给独子增添麻烦。笔者曾跟北山女士的独子有过一面之缘。他住在静冈县，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家里有妻子儿女，以及妻子那边需要人照顾的父母。生活不太富裕，但因担心母亲，每月都会到东京来探望。因经济不宽裕，每周看情况通一次电话。在北山女士家遇到过她儿子，她儿子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有什么情况一定通知他。

北山女士曾有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如今这样节衣缩食总算能够勉强度日，要是得了不得不住院的疾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还得接济着媳妇那边的父母，将来的日子真是不敢想。但是，低保我是肯定不会申请的”。

就是这样在一间只有着电视和衣柜的房间里过着简朴生活的北山女士，十分坚强，与儿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附近的民生委员也会经常上门来看望她。

案例3：领取低保的老人

最后一位老人名叫铃木浩二（80多岁），瘫痪在床，需要护理程度为4级。头脑清晰，与人沟通毫无问题。年轻时无固定职业，过着几近荒唐的生活，现在依靠低保度日。如今虽已瘫痪在床，还是烟不离口，是位精气神十足的老人。

年轻时结过一次婚，没多久就离异了，与前妻前缘尽断，再无联系。65岁之前的某一天身体出现异常一病不起，就此开始领取政府的低保。无退休金（未交纳过养老保险），生活全靠低保。

独自居住在一间六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因为申请到低保，医疗费用以及护理保险费用在一定范围内是完全免费的。笔者根据该老人的情况，尽可能地为他增加了护理服务项目，还申请到了医疗机构的上门治疗服务。就这样，他本人希望护理员能够每天都来家里。

但是，因为他任性不讲理的个性，经常与护理服务人员发生口角，不停地抱怨、投诉，护理人员圈内无人不知。为他服务的护理员常常因无法忍受他的怪癖而提出辞呈，有时一个月要换两个护理人员。

他还几次对上门的政府社会福利工作调查员大呼不平，稍有不顺心便将我这个护理经理人叫到家里，抱怨护理员态度恶劣，非要我为他再换一个。次数多了以后，他给我留下了蛮不讲理的印象。

这位铃木老人曾反复强调自己不愿意死在医院，极其厌恶集体生活，造化弄人的是，他在一个冬天里感染了风寒还延误了治疗，最后不得不在医院里孤独地死去。跟他的亲人取得联系告知其死讯时，得到的是“已断绝关系”的回答，只能由政府生活福祉课操办后事，使他入土为安。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通过上述三位老人的案例，读者朋友们认为哪一位老人最为“贫困”呢？笔者认为是案例1的高桥老人。他经济上虽然富足，但拒绝与人往来，不舍得花费年轻时存下的积蓄，到头来却孤独地死去。笔者认为在讨论老年人“贫困”问题时，这样的例子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在讨论“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时，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流浪者”“居无定所者”“无固定收入者”“身患疾病者”。当然，无论哪个年龄层，上述的人群确实是“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群体。但是，就像我们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就算是“居有定所”“身有巨款”，老年人依然有可能陷入“贫困”的境地，甚至是“绝对贫困”的境地。

一直以来，一提到“贫困”问题，人们就会想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概念。在谈“绝对贫困”时，问题的焦点是最低保障生活费；而谈到“相对贫困”时，却是以一般国民平均家庭收支情况为基准的。两者不分轻重，根据情况目的区别使用是最为妥当的。

当然，在分析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时，经济指标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是经常要用到的概念。但是如果不结合“人际关系”“家庭构成”“生活地区”等因素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就不能真正了解“贫困”的状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年人是需要护理照顾和治疗的。老年人与仍在工作的一代不同，他的身体机能已经退化，不能再参与社会劳动。而且老年人能够依赖的主要照顾者也只有自己的配偶、女儿、儿子等亲人。有的老年人没有可依赖的亲人只能自己独自居住。

确实，残障者也需要护理服务，而当他们在家居住时，照顾者多为父母，生活费用的支出也是以家为单位。当父母过世，残障者变成老年人后，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同样需要护理的人群，除去少量的一部分案例外，老年人和残障者的境遇多少还是有所不同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要讨论老年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考虑他的经济问题、护理状况和医疗状况。除此以外，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结城康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