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护法》，中国“成人向”动画的行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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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在缺少分级制度的国内商业院线全面公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护法》最为突出的特征显然是其自我标榜的“限制级成人向”的定位。

《大护法》的出品方在电影宣传海报和预告片结尾处都打出了“PG-13”的分级标识，这一标识来自美国电影协会的电影分级制度，它既是对观影者的一种提醒——这部电影包含有“不适合13岁以下的儿童观看的内容”，也是对购票者的一种建议——13周岁以下的儿童若要进入影厅，应当在家长的贴身陪同与“特别辅导”下进行观

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推行电影分级制度，因而，“PG-13”的标识其实是《大护法》片方的“自主分级”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主分级”绝不仅仅是《大护法》的宣发团队试图借此炒作的一个营销噱头，而是确实与编导的创作意图、影片的风格定位相吻合的。

恶托邦的世界观设定、浓烈而诡谲的暴力美学甚至让一些观众惊呼：按照美国电影协会的分级标准，大护法怎么也应该被分到“R级”才对——也就是17岁以下的观众需要在家长或成年监护人的陪同下观看！

至关重要的是，《大护法》以其瑕不掩瑜的内容试水与形式试验，让“成人动画”这个概念成为舆论关注和热议的公共话题，也让“成人动画”这种制片方向赢得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认知与社会认可。

长期以来，关于“动画片”这种艺术门类，中国社会一直都流行着这样的刻板印象和僵硬成见：“动画片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可不能‘少儿不宜’”。当然，这种将“动画”艺术与“儿童”受众相绑定的主流观念，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以“低幼向”作为动画产品主导倾向的生产实践，是在颇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与中国的动画爱好者实际构成、动画市场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这种错位同时还关涉到监护人制度与义务教育制度当中微妙的权力关系，关涉到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师长之间永无停息的信息权争夺，进而关涉到新媒体时代“数码原住民”与“数码移民”之间的文化代沟问题。这一现状的改变需要时间，也需要不同代际、不同人群之间增进交流与理解的漫长努力。

无论如何，上述这种简单粗暴的主流观念对中国动画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桎梏，它犹如一道虽不成文却又始终或隐或显地发挥效力的“精神紧箍咒”，禁锢着中国动画的题材拓展与表意潜能，这使得中国的动画市场长期充斥着《喜羊羊》、《熊出没》那样的“低幼向”动画产品，却始终缺乏高质量的“全年龄向”动画作品，更遑论所谓的“少儿不宜”的“成人向”动画作品。

若以邻国日本的动漫产业为参照，中国动画产业在这方面的缺失就显得更为明晰。日本的动漫产业不仅出品了大量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萌系动漫”、“燃系动漫”，向全世界出口了许多脍炙人口、老少咸宜的“全年龄向”作品，而且还创作出不少富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成人向”动画。

例如，押井守执导的《攻壳机动队2：无罪》就是一部有口皆碑的“成人向”动画杰作。这部动画电影为“赛博朋克”这种科幻电影类型注入了日本特色的美学元素，让后人类主义的哲学思考与日本传统的傀儡文化、能剧艺术之间形成了意蕴丰厚的互文表达，其围绕着幽暗的反乌托邦世界设定所展开的叙事与抒情，既包含着关于人与及科技、有机体与机械的微妙关系的探讨，又包含着对于日本政治状况的影射与批判。这部融汇未来科技与古典艺术的动画电影不仅入围了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与《华氏911》、《2046》等纪录片、艺术电影一同角逐当年的金棕榈奖，而且业已成为世界科幻电影史上一部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

又如，今敏执导的《红辣椒》以极富创意的视觉想象力、精彩绝伦的色彩运用、出神入化的分镜与剪辑技巧制造了超现实的梦境效果，为筒井康隆创作的号称“不可能影像化”的同名科幻小说赋予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视觉呈现，并且对日本的公司文化、父权文化、色情文化以及宅文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讽刺与批判。这部独具匠心的动画电影不仅入围了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与《三峡好人》、《人类之子》等电影杰作一同角逐当年的金狮奖，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制作。

像《攻壳机动队》、《红辣椒》这样的动画杰作早已证明，动画这种媒介载体可以承载严肃的主题与复杂的内容，可以传达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深邃的哲学思考。

毋庸讳言，《大护法》的影片质量与上述杰作之间存在着无法否认的巨大差距，但影片所展露出的才气、胆识与诚意依然值得嘉许，尤其考虑到这是在热钱涌流却又保守庸碌的投资环境下展开的拓荒行动，电影主创的艺术探索就更加令人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