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一天很可能由这些动作构成：叫车、点外卖、收快递、看直播、刷网文或者网文改编的电视剧......过去10年，平台经济的出现是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轮，我们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无一不与其深深捆绑。

在大学里，有这样一群人文学者，他们以严肃学术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着在平台经济之上的新生力量——网红主播、外卖骑手、网文作者。他们做的研究，不是赞叹巨轮的雄伟高速，而是深入到巨轮内部，观察齿轮摩擦的痛感，描述“人困于系统”的体验。

同时作为大学老师，他们尝试革新课堂，带领学生讨论最新变化的生活日常和社会现实，比如社交网络、追星、二次元等等。这些课堂另类、充满冒险，是学校里备受欢迎的“网红课”。

他们希望借由教育与研究，使不可见的被看见，使理所应当的再次被质询，让学生重新获得关于世界的复杂性体验。

研究网红、理解网红、成为网红

“在座的卧虎藏龙，下面肯定有人抖音粉丝超过100万。”

讲台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董晨宇。前几天，有位学生找到他，想报考他传播学的研究生，无意中提及自己是一位UP主，和女友拍情侣vlog，只发布了五六条视频，已有30万粉丝。董晨宇反问对方，那你收学生吗？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董晨宇解释，传播学不培养“网红”，学院课程有职业伦理和专业主义的要求，并不追随流量逻辑，但这句玩笑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传播学课程在当下的一个悖论：老师研究传播理论，但学生长于传播实践，理论能否跟得上实践？

比如此刻，学期期末紧张的考试周，这场名为“做网红”的课堂座无虚席。董晨宇望着台下，左右走道，每一处空隙都长出了一位年轻人。每个人紧握的手机里，都有不同社交媒体的账号，一些账号的传播能力可能比一个机构媒体更强。那些望向董晨宇的眼睛，也在问他，关于传播，你还能教给我什么？

董晨宇出生于1986年，2014年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大学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开始时，对于要成为一位什么样的老师，上什么样的课，做什么样的研究，他并不清晰。遵循青年教师的传统道路，他有过投机心理，做过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理由很简单，当时中国做的人少，这事有潜力，没准儿能出成绩。

转折发生在课堂。当他接下传播理论课，发现很多版本的教材都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很多学生追着问他，我学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多冷僻的学问不负责与现实交集，但研究“人与人连接之可能”的传播学不应该。董晨宇决定进行课程改革。

“玩《王者荣耀》会害了青年一代吗？”关于技术决定论，他先提出问题，并让学生开放讨论——“如果马克思现在刷抖音，他会说点什么？”“如果麦克卢汉刷抖音，他会怎么评价？”讲媒介角色——“如果现在你要和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你会选择什么方式告诉对方？”讲青年亚文化，他在课堂上放鬼畜视频，“为什么大家都笑了？”“它触犯了我们哪种道德禁忌？冒犯性如何成为一种文化？”

类似这样，16周课程，抛出16个与现实关联的主题，董晨宇希望这门课达成一种效果：当你下课，你发现世界远比想象中复杂，你无法获得答案，反而产生了更多疑问。

丁依然还记得她第一次上董晨宇的课。因为是跨专业保研，那也是她人生中第一堂传播学课。老师一进门，没有绪论导读，直接让大家掏出手机，打开微信面对面建群，迅速组建群聊，然后他点开学生们的微信头像，逐个互动：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头像？你想传递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节课的主题是“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丁依然觉得这位老师不一样，“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特别能从他这里感受到学科魅力”。

董晨宇

董晨宇与学生们还做了很多新颖有趣的研究——当你分手，会怎样对待过去社交媒体上的“秀恩爱”痕迹？（《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你为什么在微博、朋友圈和小红书发布不同的内容？（《作为移民的用户：社交媒体中的迁徙行为及其影响》）

将“网红”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有了题中之义。“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种反思的能力，让不可见的被看见，把熟悉的变陌生，使理所应当的重新被质询，这是我觉得特别具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它最终能用宽容来抵抗世界的狭隘，用理性去抵挡世界的狂热。”董晨宇说。

与此同时，董晨宇是一名深度互联网用户，并进行着“做网红”的实践。2006年，他注册了豆瓣，因为写诗写歌词，很快成为“豆红”。2019年，他逐渐转向微博分享传播学；去年5月，他成为一名B站UP主，不到一年时间积累13万粉丝。他也经常出现在采访、播客，以及突如其来的微博热搜里。所有社交媒体的签名档，董晨宇都写着同一句话，“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

如果为“大学青年教师”这个群体找一个网红代表，你很可能会第一个想到他。

董晨宇一度对“网红”这个称谓非常抗拒，这个词似乎天生自带贬义，并与学者身份有着强烈的冲突。他从小接受的学院教育是，学者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决心和耐心。但当他开始从事网红和社交媒体研究，他发现这是很难通过坐冷板凳做出来的，“你需要一个入场的姿势”。

他走红后，也曾听过一些来自学界的负面评价，“不务正业，把自己的职业道路给毁了”，董晨宇为此难过了一段时间。他理解这种不认可，学术与互联网就像天平的两端，你稍往哪边倾斜，另外一边就会站出来批评。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也很简单：“我始终觉得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应该被传播。传播学不传播自己特别可笑，心理学要比传播学传播得好多了。”

董晨宇觉得，介入当下是新一代学者的优势。论学术积淀，前辈们读的书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无法比拟的，但他们赶上了技术变革和中国平台经济这艘巨轮的出现。

过去10年，平台经济的出现是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轮，我们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无一不与其深深捆绑。几乎所有人都站在这艘巨轮之上，学者当然也不例外。过去两个月，我见了十几位人文学者，他们以严肃学术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着在平台经济之上的新生力量，网红主播、外卖骑手、网文作者。

他们做的研究，不是赞叹巨轮多么高速雄伟，而是深入到巨轮内部，触摸冰冷坚硬的螺丝钉，观察齿轮摩擦的痛感，理解这种痛，描述这种痛。

齿轮摩擦的痛感

一个巨大的火箭腾空升起，穿过屏幕，遮挡住了女孩的脸。当女孩的脸终于露出时，她正捂着嘴笑，一抹口红出现在她的手背上。当手拿开，口红这才贴上了嘴唇，“谢谢XX大哥的礼物”。

董晨宇点开右下角按钮，心想我也送一个，发现那只火箭竟然要一千人民币。这是2020年2月，当时秀场直播在各大平台涌现，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不可忽视的互联网经济与文化现象。其中女主播占比接近80%。

以那天为起点，董晨宇以“场控”的身份在五位秀场主播的直播间蹲守了一年。这是一个象征粉丝地位、维持直播间秩序的角色——可以在公屏上发言，也可以将出言不逊的人禁言，虽然董晨宇很少这样做。他需要保持高出勤率，在收到开播消息后准时上线，并在主播PK时，及时送上礼物调动气氛。

作为一名象牙塔内的传播学者，董晨宇承认，做场控是一件枯燥、最初有些令他难堪的“工作”。在舆论场中，女主播与“榜一大哥”、豪掷千金刷礼物，以及与“大哥”的暧昧关系联系在一起，不是一份大众认知中体面的工作。但仅限于此吗？

董晨宇在工作中结识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的博士王怡霖。为了研究，王怡霖曾在另一直播平台卧底做了半年主播。两人一拍即合，计划合作完成一本书《做主播》，这个题目致敬了影响董晨宇至深的一本社会学专著《学做工》。

他们在田野中发现，女主播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以“招待”作为职业技能的幼师、空姐、护士、公司前台等，还有一些来自向上流动极度困难的阶层，比如从富士康出走后纷纷转投直播的厂妹。当她们坐在手机面前开始直播，平台上的每一个按钮都在制造“幻觉”，美颜让颜值提升，礼物带来财富与被关注的愿景，PK则是关系在经济维度里的激活，一切都在被量化、游戏化，“这就像一个黑洞，是把人吸引去的”。

“我可以看到你的样子，你在做什么，但你只能看到我的头像和评论，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进来了，什么时候出去了，我换了大号还是小号，我给别人刷了多少钱。主播和粉丝的关系，与平台的算法推荐关系总在猜测中，但唯一确定的是你在那儿，你永远得钉死在这一个地方。”

这种“看见的不对等”意味着操纵的可能，而操纵的快感需要用金钱购买。

董晨宇

高度污名化的职业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度、更隐性的剥削。在平台经济的框架下，直播平台与“平台辅助者”公会共同构建出一种经济驱动的亲密关系，这要求主播彻底自我异化，将亲密关系变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工具，在必要时迎合用户的暧昧期待。

主播的劳动场所并不局限在直播间内。很多主播提到，公会几个星期搞一次培训，教怎么圈粉丝、怎么和大哥聊天、怎么让大哥刷礼物，比如直播的时候穿得暴露一点，线下去陪大哥聊天、打游戏。“他们不断给你洗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必须做的，人家级别高挣得多的主播都在聊，为什么你不可以？”

而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平台经济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全职、稳定的雇佣关系，而是强调灵活和流动。这时刻提醒主播，只有更多将自己视为工具，才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甚至“不稳定”也变成了愿景和期待，就像买彩票——“虽然今天只挣了一百，但可能明天平台一推流，就能挣一万”。

研究女主播，董晨宇和王怡霖必须悬置自己的道德评价，去理解她们从哪来的，在平台中经历了什么，以及她们最后是怎么走的，去到了哪里。是做幕后，直播带货，还是结婚生子，做大哥的情人？

“我可以这么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的确有很多不光彩的手段，我更愿意称为丛林法则中的生存之道。我们不接受它，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无须这样也可以过得不错，”董晨宇说，“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研究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描述你的研究对象‘何以至此’——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如今面对怎样的生活处境？这些处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走这一遭，是否会做出一样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是个体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稻草人与蜂鸟

在董晨宇看来，女主播就像稻草人一样竖在田野里，所有的乌鸦都围着她飞，有时候接近她一点，有时候远离她一点，但永远不会跟她有真实的交互。

女主播被钉在镜头前，通过平台与万千用户联系，而对于外卖行业，情况正好相反——用户端坐家中，用手机与万千骑手联系。学者孙萍用了一个与董晨宇类似又截然相反的比喻：“骑手就像夏天傍晚的一群蜂鸟，‘哗’地飞到一起吃吃吃，然后‘哗’地四散而去。”

外卖骑手研究，可能是这几年平台经济中最为公众熟知的网红研究。但在孙萍做骑手研究的时候，这仍是无人在意的边缘地带。

孙萍是1988年生人。2017年，她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毕业，进入社科院实习。当时各大平台正在中国大小城市疯狂进行补贴大战，打车限时免单，几块钱能吃上一顿不错的外卖。孙萍站在北京大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穿得花花绿绿的外卖骑手（当时不只“美团黄”和“饿了么蓝”两家PK），他们接单、取餐、送餐，全部通过一台小小的手机。她感到新奇又陌生，平台经济在劳动力低廉又密集的中国内地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当时实习工资只有3000块钱的孙萍，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下，开始了外卖骑手研究。

经过近4年田野，追踪近百名骑手，孙萍发现，平台经济从各个方面颠覆了过去的生产方式，“我要开始讲学术了，”孙萍提醒我，“它从对劳动者的控制变成了对劳动本身的控制。”

在过去，工厂安排流水线，建立8小时工作制，通过管理严禁偷懒保证工人高效投入生产。但平台经济重构了劳动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工厂，不再购买整段的劳动时间，而是按单计价。所以我们总能在用餐高峰之外的大段时间，看到外卖骑手聚集在街边角落，一边等订单，一边打游戏、看直播、抽烟或聊天，进入超长“待机模式”，这是平台经济不再“买单”的部分。

看起来更灵活、更自由，但这使得劳动关系更松散，失去保障，也更容易被系统操控与压榨。孙萍说，平台经济就发明了这样一种越是灵活、越朝不保夕的状态——就像蜂鸟。

劳动管理也不再是人与制度来承担，而是通过平台算法。送餐的过程被模拟为一个游戏世界，从接到订单、去餐馆取餐、送餐到完成订单，每一步操作都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外卖骑手必须像打怪升级一般，通过不断积累分数升级到系统评定的更高层级，从而享受更高的订单奖励。

通过这种精准控制的方式，外卖员的劳动过程被置于细致入微的、来自平台与消费者的双重监管之下。从言行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比如顾客最常听到的那句，“祝您用餐愉快。如果您满意的话，请给我五星好评。”

孙萍

比如外卖骑手朱师傅告诉她，“昨天我从一个餐馆接了两个订单。一个是1.5千米，还剩45分钟；另一个是3千米，还剩下20分钟。为了不耽误，我先送了那个3千米的。谁知道那个1.5千米的顾客在App上发现我经过了他家却没给他送餐，很生气，就取消了订单还把我投诉了......”

但上有算法，下有对策。外卖骑手在与平台算法的“斗智斗勇”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孙萍命名为“逆算法”，是骑手们长期在系统的控制与规训之下逐渐摸索到的、不得已的劳动实践，比如逆行、超速、闯红灯，以及“转单”“下空单”等等。

“逆算法”的直接后果，是外卖员遭遇或制造的交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而零工经济模糊的劳动保障使骑手们维护权益变得困难。

入场时，外卖骑手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孙萍很理解为何这几年它突然会成为“显学”。疫情三年，静止成为常态，我们开始关注那些仍在“流动”的人；当我们封闭在家里，最后一公里打不通，就出现了小区团长，这都和平台经济的生态息息相关。

以及更重要的，当经济增速放缓，几乎所有人都在重新思考、在质询工作的意义。困在系统里的骑手，成为了一种社会镜像和时代隐喻。孙萍发现，2020年之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关照形成了。“对于骑手的同情感上来了，尤其是年轻人不会特别为难骑手，大家都觉得他们不容易。”

外卖骑手之后，孙萍主要关注平台经济中的性别劳动研究，比如电商直播中的农村女性。

在乡土社会，女性创业很大程度不被认可。一位女主播说，家里觉得她每天到网上抛头露面，特别丢人。婆婆和公公天天跟在屁股后边说她，直到有一天不说了，是因为她挣着钱了。孙萍发现，在乡镇，直播这个行业有超越经济利益的情感能量：很多入场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从未工作过，生活模式单调重复，对于社会化尝试很胆怯。很多人通过直播，开始了自我发现的过程。

孙萍和董晨宇的研究都表明，性别、劳动、技术是平台经济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

董晨宇觉得，人是技术的底色。技术是一团纸，人是一杯茶，将这张纸投入这杯茶里，它一定会慢慢浸染，慢慢扭曲，他想知道人如何把纸铺成最后的样子。

在采访中，我发现董晨宇和孙萍是校友，他们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研究生课程。董晨宇在北京南城混乱局气的胡同里长大，他也在思索，是不是正因如此，他更关注“中心的边缘”议题；孙萍出生于山东一个传统家庭，从小她觉得，自己可以被社会捏成各种样子。在香港读博第一天，导师不断重复，做学术必须有passion。小镇做题家不知道什么叫passion，但非常擅长“做一行，爱一行”。

孙萍在“爱一行”上充满干劲，总是笑呵呵的。而董晨宇似乎并不共享同行的乐观，他手臂上有个纹身，是艾略特《空心人》里的一句话，“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轰然一响，而是郁郁而终。”

偷偷读网文的孩子长大了

正如董晨宇说，“传播学不培养网红”，邵燕君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开学典礼上，她和无数届中文系学子一样，听到了那个著名的“系训“：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在接下来的25年，邵燕君按照传统学术的路数，学习并研究中国当代文学。2010年前后，她经历了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来的至暗时刻。在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期刊持续追踪六年之后，她感到失望与惶恐。这些号称支撑中国主流文坛的作品，离现实太远，不再负载这个时代最丰富饱满的信息和和元气，并逐步沦为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子。

这样的土壤不再能长出她心目中直指时代精神境况的当代文学。邵燕君向我回忆，她凭着“一腔孤勇”闯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完全不是因为热爱与了解，而是来自判断：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出现了大问题——市场化转型失败，失去核心读者，被供养，圈子内循环，以及不再具有文化领导权。当时有个笑话，全中国唯一还在看文学期刊的是导演张艺谋。

差不多同时期，在北京西城，王玉玊所在的班级正在把TXT文档装进文曲星和MP3，疯狂传阅沧月和萧鼎的小说；在江西南昌，肖映萱的午休时间都花在校门口的书店，一个中午她能读完一整本《何以笙箫默》；在四川内江，吉云飞流连于大街小巷的租书屋，一天5毛钱能租到一本盗版网络小说，周末偶尔混入网吧，目力所及所有人都在吵闹地打游戏，只有他在安静地读网文。

白天在学校，他们是学霸，上课全神贯注分秒必争，走路捧着单词口袋书，好成绩能换来夜晚的自由，吉云飞一晚上能刷20万字，“完全沉浸其中，跟随那样一个阅读的快感，它把我带到哪，我就走到哪。”如果把镜头拉得更高更远，这样的孩子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象牙塔外，文学未死。一片新的土壤正在养成，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出现——网络文学经过十余年飞速发展，读者将近两亿，作者号称百万，多平台涌现，并建立了独立的生产、阅读、评论、分享体系，还形成了粉丝社群，“既然我感到绝望，那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吧。”邵燕君说。

邵燕君

2011年，北大中文系，这群90后生而逢时地与一位从传统文学场“弃船而逃”的老师相遇了。这一年，邵燕君开设了网络文学研究选修课，这些读网文长大的90后渐次入学，他们对大学不再存在浪漫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看作按部就班迈入社会前的人生一步。就像中学时代偷偷读网文，他们熟练地把兴趣爱好与学业进行分割，不期待同好与理解。

进入大学，他们终于得以自由上网，组建社团，但网文依然是一项隐秘的“最爱”，在中文系茫茫经典前不入流、不正当、不登大雅之堂。出于一种无意识地遮掩，邵燕君最早在学校系统将这门课登记在册——“新世纪文学研究”。他们都没想到，这门选修课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走向。

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门课都在北大乃至中国大学里显得另类。

课堂翻转。师生相遇时，邵燕君只读了一本半网文，90后已有十年阅读资历。邵燕君常说，我负责搭好台子，学生们互相培养，顺便教我。课堂接近web3.0，用户参与内容生产。每学期的教学大纲从学生漫谈中产生，以学生做专题报告为主体，随时穿插时下流行的文化热点。

2015年一次课堂，邵燕君发现学生在底下窃窃私语，问了才知道在聊热播剧《琅琊榜》。她随即提出，下节课就讨论《琅琊榜》，并布置了作业。那是这门课第一次论文训练，“写得真难看啊”，坐在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里，邵燕君向我回忆，“我说你们讨论时一个个脸色绯红的，怎么文章写出来不对啊。什么家国情怀，你们真正喜欢的是它的家国情怀吗？下面有学生接话，不是，男演员好看。我说，那我们就写‘男演员好看’，我们看看怎么用新的学术话语来表达。”

后来这些讨论形成了论文《再见“美丰仪”与“腐女文化”的逆袭——一场静悄悄发生的性别革命》。同一年，他们成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这门选修课连续开设了十年时间，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比如吉云飞、肖映萱、王玉玊等学生基本连续选课，直至博士毕业。几乎每个人都提到，原本没打算读博士，也没打算“搞学术”，但竟然一路走到这里。吉云飞还记得，邵燕君第一次鼓励他下学期继续选课时，他感到诧异，哪有同一门课上两遍的？去了才发现，课堂内容动态更迭。

第一学期，作家作品论，按照作品序列，对猫腻、妖舟等重要作家进行文本细读；第二学期，类型研究，他们从清穿、修仙、耽美一直专题研究到女尊；再之后，又明确划分出男频组、女频组，在不同的网站比如晋江、起点，做长期“田野调查”。

他们对这些被当时主流文学视为“垃圾”与“异端”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了同等尊严的、同样严肃对待的学术研究，并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框架。

如何在网上追踪史料？他们有一个黑话叫“扫文”，延续了邵燕君做文学期刊研究的方式，只不过网络文学浩如烟海，动辄一部作品上百万字，不再能像期刊那样逐期阅读逐篇点评。但“扫文”依然是最基础的工作，实时观察网站变化，提炼洞察与趋势，相当于拿到做研究的一手材料。

如果上面几段话你发现有一堆陌生词汇，这种感受非常接近当年的邵燕君。这门课最开始时，邵燕君突然发现“他们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话，在别的课堂上从未出现过的话”。下课她主动请学生吃饭，让他们聊平时的话题，“那一晚上我像个外国人一样，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她发现，网络文化已有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这个语言体系不对外开放。“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如果不是我这么想听的话，他们也不会跟我说。”

再之后，小组学生写相关论文，发现几乎要一步一注，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耽美，什么是同人，注解加起来甚至长于正文。后来这成为他们集体创作《破壁书》的动机——你可以把《破壁书》理解为一本网络文化词典，那是另一个平行世界通用的语言。

这也是他们习惯做事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落实到一个具体成果。网络文学研究需要新方法，他们以此学习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也需要新材料，他们以此采访了大量的网站创始人、网文作家、粉丝群体——当代文学的研究从来都是介入式的。

邵燕君还记得当年上课的感受，“可累了，不是我讲课累，是我听得累。十年前我体力还不错，但一下午三节课结束，真是累死我了，因为你要吸收的全是新的东西，我还要不断提问嘛。”

从学生视角看来，这正是邵燕君珍贵而不可取代的地方，一群90后乐意带着一位60后一起玩耍，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像综艺一样的活动，一起穿汉服cos，玩剧本杀，还曾在中文系古板的会议室举办过“爱豆安利大会”。王玉玊说，邵老师在台下坐着，她总是兴趣盎然，她觉得很有意思，她同时很宽容，从不会质问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保持不断接收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好学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很多老师是抗拒的姿态，比如年轻人这些玩意儿我不懂。当他这样表达时，一方面他确实不懂，一方面是想说，你这个东西我也看不上。”王玉玊告诉我。现在她也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教授网络文学和亚文化研究，她的学生也乐意带着她去看地下偶像演出，还一起穿了JK制服。

开放的态度是前提，网文能从喜好变成学术的关键是邵燕君善于抓住“学术生发点”。

用学生的话总结，或许得益于早年间做记者的经历，邵燕君善于提问和引导讨论，总能抓住核心，从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受里挖掘出学术价值，将他们不清晰但准确的直觉引导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观点或思路。于是，个人隐秘的最爱变成了学院对时代的阐释。

很多人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都是邵燕君手把手教的，王玉玊大四就在学术期刊独立发表论文，这给了她极大的投身学术研究的自信，那篇文章写于十年前，是关于《甄嬛传》及宫斗小说时代语境的分析，时至今日关于“甄嬛热”的洞察——反言情与反白莲花，依然是犀利准确的。

这群孩子开始进入主流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

打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

对董晨宇和孙萍等85后学者而言，互联网是一种移民体验，是从陌生变熟悉，他们的研究关于“自我解惑”，关于“阐释世界”，要为不可发声者发声。而对这些90后而言，互联网成为人生课题是显而易见的——网文、游戏、二次元，追星，这些俯拾皆是的乐趣贯穿于生活日常，只是从未想过它们有一天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并转化为学术资源。

他们的研究是在建造一个新世界，要为自己发声。这决定了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最为核心的特质，饱满的能量，饱满的爱。

教书20余年，邵燕君觉得一个课堂、一个研究最重要的是能量，“那个场域饱满不饱满，能量足不足，一眼就知道。不好玩，能量不足，那个气就泄了。开始（研究网络文学）时懵懵懂懂，十年走来糊里糊涂，但这场学术冒险从没害怕过，因为它从来能量饱满，一直新鲜有趣。”

如今回看，当时的课堂能量也来源于长期抑制后的喷发，“大家有强烈的表达冲动，想要证明自己喜欢的网文、二次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垃圾”。邵燕君也利用了这一点，“学生们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对象，这个人是老师，带着上一辈的价值观、美学经验、传统文学品位，但同时她渴望理解你，她也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对着这样一个人，这些孩子反而更有阐述的动力。”邵燕君说，“其实这就是论文的过程。你要告诉上一辈的人、圈层外的人，你的发现是怎么回事。”

即将读博的时候，吉云飞对学术道路尚未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但他敢说一句大话，“我基本上知道这件事哪怕做到最后没有让我自己特别满意，但恐怕也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

邵燕君认为，这正是新一代90后、00后学者要做的事情，“为自己立法”。老一辈即使再锐意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情感、伦理、价值结构也是旧的。研究网络文学，终究是网络一代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年轻人是幸运的，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新天地。

但同时，最早一批“立法者”也必须要接受专业以及心态的严峻考验，因为网络原住民的生命经验是新的，所做的研究是前无古人的，面对的传统阻力也是巨大的。

吉云飞言语间有点愤世嫉俗，很像网文中的人物。成为学者后，面对陌生的、有偏见的人群，他偶尔感到受辱和自我暴露的羞耻。“你要不断证明你喜欢的是值得被喜欢的，你认为的好东西确实是好的，凭什么要一遍一遍地解释，甚至以一个被质询的方式来自证我的合法性。”

他曾在《北京大学网络文学论坛报》创刊词写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现在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赞美那些曾经抚慰我、感动我、激励我的网络文学作品，无论有多少前辈、多少权威告诉我，它们是毫无价值的垃圾......我们是偷偷读网文长大的孩子，我们要为自己的网络文学发声，我们的新文学和新生活只能由我们亲手打造。

最早加入选修课的学生这两年陆续博士毕业，拿到教职，成为青年学者。肖映萱在山东大学，吉云飞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薛静在清华大学，李强在中央民族大学，高寒凝和王玉玊进入了研究所。这群年轻人，被网络文学照拂过，拥有快乐饱满的精神生活，而当他们成为老师，又将网络文学研究带入了更多高校和更多课堂，这将惠及更年轻一代。每个人毕业，邵燕君都会嘱咐，现在你们长大了，也该成为别人的“盔甲”了。

北大网络文学研究论坛成员（受访者供图）

建立学术身份，开拓职业道路之外，邵燕君觉得，最幸运的是，他们借由这个共同体直面了各自人生的核心问题。几乎每个人的博士论文都是奔着自己最困惑的问题去的。

高寒凝的《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在回答一个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不谈恋爱？为此她原创了一个理论概念，“虚拟性性征”——浪漫爱这一重要的亲密关系形态在网络时代已版本升级，女性可以通过自我创造、书写、想象，或者仅仅是训练一个AI，来定制自己的理想恋人。亲密关系正在变得虚拟化和商品化，人不必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对象。

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则更为宏大，她借由电子游戏切入，问题指向的既不是游戏，也不是网文，而是栖居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原住民的生存体验——当生活在一个意义被解构、共识破裂的时代，我们该相信些什么？要为了什么而努力？这涉及年轻一代根本的价值感和生存方式。她提出了一个词叫“二次元存在主义”，这是一种注定不够幸福的生活方式，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道路可以被视作理所当然，作为代偿，在各式各样网络亚文化社群中游牧生存的一代人总是对于笃信什么、捍卫什么的状态异样执迷，比如愈演愈烈的网络骂战。

“我对于我们这一代将来如何去建立共识、如何去达成一种人和人的联结很感兴趣。这都是我人生的问题啊。”王玉玊说。

肖映萱开创使用“女性向”的概念，以区别于作为商业分类标签的“女频”，突出其为“女性写给女性自己看”的核心之义。她从一个从小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人成长为研究者，这让她面对女性议题时更为宽容，“总会长大的，总会从旧的人成为新的人，这个过程一代代在加速。”

吉云飞觉得网络文学拓展了他对生命的想象，帮助他跳出优绩主义的轨道，避免滑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认为这是很多北大学生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从小在考试和社会期待中不断获得正反馈，这个机制运转良好，路径清晰，反馈充足，那你如何挣脱并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网络文学是边缘的，甚至是底层的。它最珍贵的地方，是让普通人拥有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而从小读网文长大的他们，是在一个不断自我满足的“爱欲的阶梯”中成长的。“官场文，商场文，或者说升级打怪，网络文学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你可以面对这种欲望。当以一个想象的方式实现它之后，你就有可能超越它啊。”吉云飞说，“因为对欲望一直很诚实，会给自己找乐子，成人后没有很多空洞需要填补。”好几位小组成员都向我提到，通过教育与文化资本，他们获得了社会精英的位置，但网络文学使得他们保持另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眼光。

深爱

网络文学逐渐引起传统主流文坛的注意，作协活动常请邵燕君来“说说新东西”。有一次，她要在作协最高级别的会议“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做15分钟的报告。

那一年最值得一聊的现象是耽美从网文亚类型成为大众文化，“你想这个大会，各个层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而且以男性为主，我要向他们介绍耽美为什么有意思、它的合法性，以及其中女性主义的部分，这得多冒犯男性啊，”邵燕君开玩笑，“但我不得不说，我这15分钟发挥得非常出色，很有技巧，先从‘传统美’复归聊起，谈美丰仪，最后聊到女性主义”。（注：“美丰仪”为美好的风度仪表，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男性审美观）

她观察着台下的反应，会场气氛热烈，男作家听得挺高兴。接下来的海边晚宴，她惊奇地发现，文坛的大人物们热烈地给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了一整晚的CP配对。

这其实是邵燕君与体制对话智慧的例证。在学院里做事，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让新研究变成洪水猛兽。学生们常说，邵老师是盔甲，挡在他们面前，必要时充当与学术圈对接的桥梁。

邵燕君

7月底我去北大拜访邵燕君，夏日暴雨把中文系郁郁葱葱的院子洗得透明青翠。这间办公室承载了这个共同体过去十年的很多记忆，聊到动情处她会向我复原某个夜晚的场景，学生分别坐在什么位置，说了什么话，大家热火朝天地一起做了哪些事。那个下午围绕着北大中文系，我们的时间线来回横跳，几十年的记忆慢慢地抻成一条线索。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当时真是勇敢啊，不害怕研究不出来东西吗？研究出来有地方发表吗？你怎么评职称怎么开课啊？小到吃饭，大到建立学术道路，你怎么办啊。”邵燕君说，“那时是不知道害怕，这得感谢北大，80年代带给我的自由和底气，脑子里没有什么框。”

当年邵燕君转向网络文学研究时是孤绝的、反叛的，但北大也是维新的、改革的。她1986年考入北大，教授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是钱理群、洪子诚两位学者。她一直认为赶上这抹光辉的人有责任回馈社会。“我们的青春遇到的是时代的青春，这就是幸运。我们得到太好、太难得的照耀了，你就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递下去、照拂下去。”

她经常回到中文系的传统去阐释这件事。当年起源于北大的“白话文运动”把引车卖浆者流读的白话小说列为正典；80年代，北大老师正是在学生们的引领下开始研究金庸小说，之后才有金庸小说的经典化。网络文学研究延续了这一脉络，“自由，纯正的志趣，是最好的东西”。

这几年每到毕业季，邵燕君经常收到20余位本科生的论文导师申请，系里规定每位老师只能带6名学生，但她都默默接下了，“有的同学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比如游戏和动漫，他们太靠前了，但是如果我不开这个口子，他们就没机会写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就是这样的。”她还记得，钱理群当年不读金庸，但他鼓励学生写自己想写的，他一样愿意当导师，给成绩。

邵燕君的自我定位是一位学术的组织者。她希望提供一个相对温暖安全的、孕育新生的环境，让学生不被扭曲地长出自己的形状来，然后体制能够发现他们，以一个善意的姿态接纳他们。且必要时也能“利用”体制，“上课，发论文，考研考博，拿项目，评职称，评奖......你在学院里，都要经过这套体制，要在一个系统里运转，你要顺着自己最真实的兴趣，但该拿的认可咱也得拿。”

这个暑假邵燕君正在协同肖映萱、吉云飞、李强写作《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这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学科建设基本完成。

如今回看，她是在对网络文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课研究的。如果她等待时机成熟再入场，很可能一等就等到了现在。“第一，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第二，时机如何成熟？难道不是这十几年学习的过程吗？当时要是没开课，这些90后也培养不起来，也错失了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以新学科就是要有这样的空间，它得允许试错，得把大家的深爱与激情焕发出来。”

在我们的采访中，邵燕君经常提及一个词，“深爱”。快乐不是深爱，感兴趣也不是深爱。深爱是生命之所系，是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所有粉丝文化的核心概念。

这个学术共同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趣缘社群，大家对“学者”和“粉丝”哪个身份更看重，有不同的坐标。邵燕君有一道测试题，如果你的研究会伤害你所在的网络亚文化社群，但也能因此让你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你怎么选？

他们站在不同的光谱里回答这道题目。但共同点是，“从此你不能说我喜欢、我愿意就行了。不行，你的理论必须与别人的理论在一个协辩的场域中，这就是学术化的意义。”邵燕君说。

现在，邵燕君的网文研究选修课仍在北大继续。她计算着，距离退休还有十年时间，如果能再建一个共同体，那是最好的。但这两年她能明显感受到，课堂上的气氛变了，学生参与感弱了，兴趣似乎也减退了。与她继续讨论做事的，依然是过去那个共同体，只不过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几乎天天见面，更多地变成了在线上视频的窗口中相见，在各地学术会议中偶遇。

当然，这是因为，基于过去十年的积累，一方面网文课程成体系了，逐渐回归传统课堂了；另一方面更年轻一代面对的媒介和文化消费品变得极大丰富，他们有太多可以选择了。

邵燕君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深爱”正在消逝的年代？

“当年吉云飞他们有丰厚的个人志趣，大家会为一个‘爱’字付出很多很多。但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卷了，学生们实在太疲惫了，他们都玩不起来了，怎么可能还去调动这样一个能量呢？爱太奢侈，你首先得有时间让他们真的去培养一种深爱，可他们哪有这个时间呢？”邵燕君有点无奈。

在我离开之前，她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但也有可能他们遭遇了一个新的时代。原来我总对学生说，我遗憾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小时代就是那种安全的、富足的、个人发展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遭遇了大时代，从技术变革到社会文化。所以等待他们的东西还有很多，仍然可以继续讨论大时代的问题。”

回响

过去这几年，董晨宇一直在一种强烈的“不匹配感”的恐慌里，担心自己的名气高于能力、高于学术贡献。“我害怕别人认为我是个空壳，是个变戏法的，其实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但又擅长制造很多幻觉。《做主播》对我就像救命稻草，我希望它能证明我工作的价值。”

董晨宇和行业中具体的人建立了很深的理解与共情，甚至和一些主播、大哥成了朋友。做大哥访谈，吃完饭大哥说，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都没见过社会，我带你见社会去；和女主播终于线下见面，对方向他咨询考研考公的“上岸”秘籍。

董晨宇一直在想一件事，他对被研究者意味着什么。他有很多答案，比如朋友圈里一个学历很高的人，一个可以倾诉的圈外人，一个人脉，一个告解者——曾有女主播告诉他，自己在直播间说了谎，找人说出来后心里好受多了。这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职业。

但董晨宇也对这个行业有着极深的厌恶，它对人最大的伤害是建立了一种很难回头的价值观。他曾经问过一个主播，进入秀场直播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对方回答，第一，挣到钱了；第二，看不起身边人了。

董晨宇对学生说，判断一个研究课题是不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个标准：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为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同时捏一把汗，比如他会把自己想象为一名主播，既要与观众建立亲密关系，又要建立经济关系，这两种关系究竟该维持一种怎样危险的平衡。

董晨宇

他最近刚完成一篇参与式观察的论文《做UP主：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中的知识传播与边界调试》，写的就是知识两种面向的冲突所带给他的困扰——当把知识封装为内容产品，知识的学术逻辑和流量逻辑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向学术倾斜，会被批评精英、根本不懂互联网；而往互联网倾斜一点，马上就会有人说，你不像个老师。

“我没有办法解决它，那我就通过研究的方式，向大家坦诚地表露我心中的矛盾。”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学术带给董晨宇的回响。

对邵燕君而言，回响是一种“情感的盛大匹配”。那天告别之前，我问她，你的深爱是什么？

邵燕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她正上着课，肖映萱、吉云飞、薛静、傅善超、高寒凝等一群人（当时很多人已经毕业工作）突然敲门进来了，他们推着蛋糕，带着花，唱着生日歌，还排练了一个说唱节目，歌词是过去这些年他们一起做过的事，一起写下的文章题目。当晚12点，他们在群里接龙，刷屏“祝邵老师生日快乐”。邵燕君说，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盛大的匹配”。在她的生命体验中，因为自己是读文学的、情感充沛的那个人，所以她永远是情感的输出方、情绪价值的供给者，永远是她在给别人带来惊喜、制造幸福感。

但那一天，她发现她和这些学生的情感波长是匹配的，“他们与我的节奏，那个心思的细腻、文学的美意，包括表达形式的新颖，情感的饱满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爱的共同体。我相信别的专业的老师也会和学生有这样的情感，但借由文学的感性，我们共享过人生中最重要的生命经验，我们的情感连接会有格外丰盈甜美的部分。”

对孙萍而言，回响来自社会意义，来自外卖骑手研究在学者、媒体、公众之间不断接力。

2020年9月的一天，孙萍正在打羽毛球，中场休息她拿起手机，发现有60个未接来电，“整个人都懵了”。那天，人物杂志发表了基于孙萍研究结论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她调侃道，“我整个学术人生从此被带偏了，所有人见到我，我脑门上就写俩字：外卖。”

孙萍觉得，一个好的研究项目要追踪十年，这样才能看到发展演变的过程。长期田野，她与外卖员混得熟了，开始成为骑手与平台斡旋的中介。骑手一遇到点什么问题就给她打电话，“申诉没有用，但找你管用啊。”有一次，一个大姐找到她，算法规划路线有误，两单明明距离很近，但按照导航，白白浪费30分钟，让她被扣了50块钱。大姐和孙萍来回讲了半小时。

当时孙萍正在赶论文，她真想转给大姐50块钱，但她知道钱弥补不了被惩罚的屈辱与后果。她找到平台运营，反复解释。对方反馈，按照系统规则，裁定没问题。但因为你都来找我们了，就把这50块钱退回了。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明明骑手的路线更合理，但从后台系统记录来看，又的确违背了规则。有时候孙萍也疑惑，这个标准该怎么定？

偶尔孙萍也会被欺骗。有一次，一位骑手被店长举报偷餐，被平台封号。骑手找到孙萍说，只是自己拿错了。于是她义愤填膺地去找到平台运营，平台调出来监控发现就是偷餐。

“当你日常化地去接触底层劳动者这一整套叙事。它带给你的感知，有时候你会有些失望，有时候也会让你充满力量。所有这些感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孙萍说。

她时常感到分裂，跳跃在二者之间，不知道怎么办。但后来她想到一个办法，无论你当时在田野现场，还是你后来退出之后，任何事都不应该影响到本心——你依然愿意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

孙萍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希望我的学术、我的生活能和千千万万的人在某些层面上产生一些共振和勾连，哪怕这些共振和勾连总是非常细微、非常渺小。但我觉得这是一整张蜘蛛网，蜘蛛网上一个很细微的点动了，就有可能引起全盘的振动。这正是改变发生的时候。”

记者采访写文章和人文学者做田野写论文，其实共享着十分类似的语境，但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我忍不住又追问一次，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

“我相信。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张蛛网上的一个转译点，这个转译点在某一瞬间某一点动了一下，就像蝴蝶效应会引发一场海啸一样。让世界变美好可能只能从自己最点滴的事情开始做起，不用说得那么宏大。”孙萍说，“我上课的时候经常和学生这么说。我慢慢地发现，好像真的可以啊。当代所有人都困在系统里，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想得过于艰巨和宏大，但其实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已经内化在你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思想意识之中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地解开它，或者守住你平常要做的这些事，这种日常，反而带给我的力量感是最强的。”

7月末，我和孙萍一起走出社科院。等车的空当，她熟悉地和路边的外卖员聊起来，没有开场白和自我介绍，“今天跑的咋样？在这边等着能接到单吗？听说XXX路好像单子特别多。”她没有任何突兀地，完全融入了她的日常，她的“田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杜梦薇，编辑：靳锦，摄影：余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