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之都”，爱情越来越奢侈

1933年，21岁的朱生豪即将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他漫步在校园里，一半时间在想莎士比亚，一半时间在想宋清如。

朱生豪热爱文艺，精通英文，两年后，他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仅靠微薄的稿费和身边仅有的工具书，朱生豪呕心沥血，用15年光阴，完成了31部莎剧的翻译。很多年后，翻译家许渊冲还记得朱生豪的翻译之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直译的话是“世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而朱生豪将其译为“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有谁见过这样的爱怨辛酸”。

宋清如是朱生豪的同学。大学时期，斯文的朱生豪就开始与这位大家闺秀出身的学妹通信。他在信里写道：“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后来，两个人真的做到了同枕、同梦、同风雨。朱生豪去世后，宋清如用后半生完成了丈夫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宏愿。

之江大学是民国时期存在的一所教会大学，坐落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后来，之江大学的名字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依山傍水的校园成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今天的年轻人在这里求学，在新的年代里许下新的愿望；今天的游人经过这里，感慨钱塘江潮水的壮阔……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此处的一砖一瓦，刻写着这样一段与爱情相关的往事。

行走杭州，转角遇到爱

杭州是一座爱情浓度很高的城市——至少从地理景观上来看是如此。

在朱生豪和宋清如相识相恋的之江大学的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六和塔，即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里红花会囚禁乾隆皇帝的古塔。六和塔背靠群山，山那侧的西湖边，有另一座高塔遥遥相对，那是家喻户晓的雷峰塔，传说中镇压着白娘子的地方。

从雷峰塔出发，西湖沿岸一步一景，不少景观都与爱情相关。

雷峰塔东侧的长桥，是一座横亘在西湖湖面上的小桥。杭州谚语讲“长桥不长”，说的就是它。相传，南宋年间，一书生与一少女相恋，被家人阻挠，这对恋人便双双从桥上投水自尽。故此，长桥也名“双投桥”。

而在另一段更知名的爱情故事里，梁山伯与祝英台依依惜别、久久不舍的“十八相送”，也发生在这座小桥上。顺着长桥所在的西湖沿岸往东南方向走几里路，即可见到万松岭，岭上的万松书院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相爱的地方。

雷峰塔以西不远处，是苏堤的入口。沿着苏堤由南向北穿过整片西湖，来到游人如织的北山街，稍稍向东几步，有一座不起眼的小亭子，埋葬着传闻中的南齐歌伎苏小小。那首《钱塘苏小歌》，讲述了这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姑娘对爱情的期许：“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苏小小墓继续向东，便是许仙初遇白娘子的断桥。明朝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样描写这场影响中国人爱情观的相遇：“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一双角髻，戴两条大红头须，插着两件首饰，手中捧着一个包儿要搭船。”

窄窄的断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爱情地标。有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西湖景区就接待了60万名游客，其中有一多半人都要到断桥上走一遭，生生把断桥变成了“人桥”。

类似的场景一年又一年上演。明知道只是传说，明知道摩肩接踵，但来到此处的游人，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都忍不住上桥凭吊一番白娘子的悲剧。这是跨越千年的爱情神话的感染力。

当然，杭州的爱情也不仅仅存在于西湖周边。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王妃每年春天都回家乡居住。“一剑霜寒十四州”的钱镠悄悄地思念妻子，便写信劝她早归。后来，善解风情的苏东坡记录了信里的句子：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

于是，哪怕后世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句情话出自一位开国君主的手笔，但还是被其委婉绵长的情愫感染，让“陌上花开”四个字以网名、笔名、QQ签名的形式广为流传。

为什么杭州的爱情又甜又虐？

“欲把西湖比西子”，苏东坡这个天才的比喻好像一句谶言，让千百年来诞生在杭城的知名爱情故事，笼罩着一层西施般的哀怨和遗憾。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悲剧性自不必说，以至于年久失修的雷峰塔于1924年坍塌之后，鲁迅还要专门写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终究要倒的么？活该。”

把囚禁爱情的雷峰塔作为某种陈旧传统的象征，“活该”两个字透露着鲁迅的愤懑。气冲冲的鲁迅，甚至还在文中搞混了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和西湖北岸的保俶塔。

而那个美丽、多才又痴情的苏小小，据后世考证，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形象，而非历史形象。在西陵的松柏下，她终究没有等来骑着青骢马的如意郎君，这种求而不得的怅惘，让后世怀才不遇的文人反复吟咏。

最出名的是唐朝李贺的那首《苏小小墓》，讲述化为鬼魂的苏小小孤零零地等在油壁车当中：“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字里行间充满冷寂、萧然、鬼气森森，被传为千古名篇。

纵然将目光从古代挪到近代、从传说挪到现实，江南水乡滋养出来的爱意，也并不总像想象中温婉圆满。

出生在富阳的郁达夫，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许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他与王映霞的姻缘。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杭州第一美女”，看上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

当王映霞迫于家庭压力要跟其他男人相亲时，郁达夫用热烈的文字劝告她：“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时隔一个世纪，这话听上去仍有十足的感染力。

于是，佳人顺理成章投入才子的怀抱，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了——但许多人并不知道，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期间，迟迟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这种非道德的感情开端，似乎为二人日后一地鸡毛的结局埋下伏笔。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也被颠得粉碎。当初“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的愿望终成泡影，郁达夫精心构筑的新居“风雨茅庐”，终究也和西湖边其他爱情建筑一样，留在漫长的时光里，见证着久久的惆怅。

在梁祝相爱的地方，相一次亲吧

中国四大爱情传说，杭州西湖就独占了两个。但与白娘子早早在杭州“安家”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恋之地，最早并不在杭州。

据说，自魏晋南北朝起，梁祝故事的雏形就已经在民间流传。

晚唐的《宣室志》记载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这倒是距离杭州并不远。唐宋时，梁祝故事的悲惨基调逐渐文学化，歌咏梁祝的曲调成为词牌《祝英台近》，豪放的辛弃疾就填过一阕《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 唱起来想必十分哀伤。

明末清初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至曲阜谒孔庙……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山东曲阜的孔庙悬挂牌匾，“抢注”梁祝IP，把绍兴人张岱也吓了一跳。

直到清初的剧作家李渔（就是《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作者），作为寄居杭州的“杭漂”，才把长桥、凤凰山、草桥门等诸多杭州元素融入梁祝故事当中。其中，梁祝萌生情愫的书院，就选在了万松岭上的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前身为报恩寺，明朝时改建为万松书院，后世屡毁屡建。而在今天，作为人所共知的梁祝爱情圣地，万松书院既是周边老人的健身场所，也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角。每到周末，平时安静的书院就热闹起来，老一辈人拉开横幅，挂上子女的简历，在学历、户口、房子、车子的试探和博弈中，寻求促成“爱情买卖”的机会。

事实上，这就像今日杭州的一个缩影：从一座古典城市变身为中国新经济最活跃、房价最高、道路最堵、年轻人最忙的大都市之一，爱情和婚姻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火热的经济氛围和匆忙的生活节奏，正在重塑爱情之城的形象，“萧山赘婿”“两头婚”“江浙沪独生女”等概念，是贴在杭州身上的最新标签。正如《新周刊》两年前一篇关于赘婿婚介所的报道中所写：“询问任何一位中国父母，他们必然会把‘两个人合适最重要’挂在嘴上，这像一种政治正确，但在短兵相接的相亲市场里，现实条件的考量，则一直是入赘婚姻不变的底色。”

务实，就像购房摇号、车牌摇号和入学摇号一样的务实，成了杭州新的爱情底色，但让人多少有些伤感的是，最务实的相亲角，偏就选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书院里。

杭州城里，那些关于爱情的遗迹依旧年复一年地接受感怀。但对于今天这里的男男女女而言，爱情终于成了一件明码标价的奢侈品——和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同龄人，并没有太大分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