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某县北沙湾村小的孩子在老师眼里是那种“一提到玩就高兴，一上课就没劲儿”的样子，很少与老师互动，除非老师采取点名的方式，否则一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自己在讲。一些需要互动的课堂内容很难推进，老师感觉只能自己和自己互动，“好像给自己讲课一样”。在教师看来，这些学生比较懒，不求上进，上课时不愿意记笔记，只有在老师强调的时候才会动笔做一些简单的记录，所以一些老师只能通过多次重复，“别人讲一次就行，我们得讲三遍、五遍”，帮助孩子“用脑子”多记一些。

学生比较调皮，老师很难做到收放自如，一旦给学生自由发言的机会，学生就会漫无边际、嘻嘻哈哈地“胡说”，有的学生还会和老师顶嘴。所以老师认为很难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学生，只能采取严格一点的方式帮助学生培养习惯。

 

其实我也想搞素质教育，温和一点，说话亲近一点，村里的孩子有什么毛病呢，一放就收不回来了，如果上课能够收放自如就可以，但是村里的孩子家里习惯不好，家里回去没什么要求，在学校如果是通过三言两语或者循循善诱，有时候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上课给他言论自由的话，他会无边无际，收不回来，课堂就没法进行，长久下来习惯养不成，还不如严格一点……咱们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农村的孩子太皮实了，在家里挨揍都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老师说两句根本不听，跟给他们挠痒痒一样，其实连挠痒痒都算不上。(任老师)

 

“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了城镇念书了”，所以村小的孩子就是那些在人生第一个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人。老师们感到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缺乏学习动力，总是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状态。习性是自身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它是持久稳定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

相较这些孩子的父辈，这些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再不需要过缺衣少食的生活，加上村子里每家每户的生活条件差异不大，孩子们又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在安逸的环境中就非常容易知足。就像他们的老师提到的那样，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农村学生那般刻苦，他们在自己安逸的小世界里什么都不缺，又看不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差距。

与贫困的年代不同，这些孩子对于知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了。大部分村小的孩子都没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学习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懒惰”，不愿意吃苦，老师似乎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和调动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

尽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比较简单：英语作业一般是写单词，抄课文、重点句子或者完成英语练习册；数学作业一般是完成当天所学内容对应的练习题和练习册；语文作业一般是完成练习册，写每课的词语（包括近义词、反义词和多音字），偶尔会有一些预习和朗读课文的作业。如果遇到不会的地方，学生一般会选择问同学、问老师或者是通过一些手机应用程序或搜索引擎查询，很少会选择求助家长。学生用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作业，但是每个班还是有10%—20%的学生长期不按时完成作业。尽管老师反复强调，但是有学生还是一个字也不写，就等老师第二天批评。无奈之下，老师只能让他们利用上课时间趴在窗台上补作业，但是有的时候学生补也补不完。

这是当下村小孩子大致的学校学习的状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中学生。到了第二个重大筛选阶段， 留在县中就读的孩子再次被视为“被淘汰”下来的人。“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 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 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这是P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待在这所学校。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被鄙视至此。这些“被淘汰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地被抛弃。

“中国人现在非常焦虑，家长趋利心态非常强烈，孩子进入好学校以后巴不得别人再也不要和自己竞争了。在脑体劳动待遇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和判断，把板子打在了家长身上。

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意愿、对学业成绩的高度关注等因素，都促使县域内的“优秀”孩子出走了。“出走”的途径有很多，成绩好的孩子机会更多，而就算学业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也同样可以走。“有很多私立学校，你只要考过去，满足它的条件就可以，而且如果有关系， 多出点钱也可以”；“地级市市区里建了好几所民办的学校，还有一些重点中学，他们的招生政策比较优惠”。这是在各种学校公开招聘的大潮下依然“滞留在县中的教师们总结的。

留下来的孩子总是被老师拿来与出走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些孩子本来还可以在一支水平不错的大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在队伍中站在前面几排的人都走了，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事实并非如此。

“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我们县里面就是有这种风气，家里有条件的学生初中就出去了，生源流失的一个症结就在这里。”县中的老师们大体上如此总结生源外流的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喜欢去追问和分析生源流失的原因，面对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能给出清晰的路数，若要等到因果关系全部厘清后再行补救，那就为时已晚。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局。

实际上，能在县中念书的孩子在当地也属于幸运儿和成功者。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两个小孩到县中念书是自己考上的，我的大女儿考了班里第一，当时考上了，但是刚好要分片了，她回家就哭，她说妈妈我上不了县中了。后来大女儿初三考到了县中，就特别开心。”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在2018年逐渐向全国各省份推进，这项改革牵动了几乎所有中学生家庭的神经。其中，选科、选考不论具体细分措施为何，提高学生的“选择性”和“选择能力”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这种政策措施所依据的信息显然是城市中的优质学校提供的，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老师如何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看待他们在当下的挣扎?

他们的老师这样评价他们：“现在的学生基础比之前的学生要差一点，各方面的积累不够，知识储备比较少。从测试成绩上看的话，分数都不会太高。现在很多学生学习起来都很吃力，他们不够自律，比较受学习环境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比较年轻，缺少陪伴。部分同学还是太迷茫了，找不到目标，积极性差一些，没什么想法。他们其实真的是缺乏目标，不知道以后自己要干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社会形势的严峻。平时会给他们讲学习的重要性和就业严峻的形势，刚开始效果还好，但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学习习惯问题，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养成了一种惰性， 不主动。”

而县中的孩子们自己又如何评价自己的教育环境和质量呢？当我们问他们如果自己未来有孩子，是不是愿意送孩子来县中上学，重点班的学生如此回答：“那要看情况决定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在县中读书，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教学质量很重要，如果管理很松，对小孩不好。”“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回县中读书，觉得这里成绩不够好，清华北大才是我满意的水平。”“我不建议家里亲戚的孩子来这里读书，目前看来县中不是很好，希望他们去好一点的学校。”他们尽管是留下来的孩子，并未担负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他们也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检查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客观而不失深刻，同时又透出隐隐的不甘与自负。

近在眼前的学业选择，构成了他们人生中第一道最重要的选择题。选科上的迷茫和随意，与对学科的了解存在巨大的刻板印象并行。县中的孩子们普遍认为，历史和政治主要是靠背诵，男生一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更擅长的；物理和化学是聪明人的选择，但也不见得能学好，女生更困难。学生在学业选择上的认知与一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没什么区别，而教师似乎根本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问题。殊不知，在新高考改革的大势之下，这些传统的文科类课程都不再是考书本上只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考察更宽泛的阅读面和分析能力。

显然，县中的孩子还在“冬眠”的状态，而县域之外，与他们有着深切相关的教育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曾经负载了激发地方办学活力和承担地方办学责任的使命，今天看来，无所作为的县级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种隔离县中孩子的无形的屏障。

对于学生的跨区县流动，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认为，学生只要有流动的能力，想走就走，人往高处走，这应该被鼓励，别人无权置喙，而且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民主和进步的表现。

伯恩斯坦在讨论“有效的民主”的条件时提出，首先，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在社会里有筹码，即能接受和被给予；其次，人们必须有信心，现行的制度安排能否实现这些筹码？如果无法实现，就得给出一些理由。如果这个筹码没有实现或只有部分实现，那么“给予”的充分理由便影响不大。由此推断，家长和学生必须感觉到他们在学校里拥有筹码，对于学校的安排有信心，能帮助他们去实现或提升这一筹码。若是无法实现， 那么他们必须能够得到一些官方的解释，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会主动归因和解释。因此，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根本不用做复杂的计算和公式模拟，生活经验早就教会了他们如何去掂量自己手里的筹码，来决定接受多少，给予多少。

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在比较中生活，并且看到自己未来的有限性和最远的边界。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不同的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在孩子降生之时就以一种给定的状态而存在，这就是县中的孩子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也渐渐懂得了一个经济学上通过长时段的纵横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只要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是社会的流动速率保持不变，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于那些出身贫困的孩子，起步阶段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

 

 

作者: 林小英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雅理 / 世纪文景

副标题: 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出版年: 2023-7

 

 本文摘编自《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作者： 林小英，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