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现代化下的中国世代差异

近世百余年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建设，此后又开启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大幕。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大步迈进，在社会结构与伦理观念上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使得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行为习性、价值观念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又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同一时空，在生产生活上发生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在家庭“资源-伦理-权力”体系中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张力（受区域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变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世代差异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进而对不同世代的核心特征进行提炼，能够为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提供基础的判断：例如，老龄化及养老问题、农民工问题、世代隔膜与冲突问题、家庭结构变迁问题、家庭伦理变革问题、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青少年问题等等。

综合年龄代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阶段，在本文笔者主要侧重对中国农民家庭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及其经历的重要事件进行总结归纳并绘制表格，对不同世代进行粗略划分并对其特征作具体分析，并对笔者关注的、可从世代差异视角进行分析的一些问题进行简要梳理。

来源：由笔者整理

一、中国农民家庭世代特征及差异

1935年至1949年出生的这一世代出生、成长于战争时期，经历了家国破碎、颠沛流离的苦难成长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投身于新中国的战后重建、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建设与生产活动、各类政治活动，经历了饥荒与生活困难期。进入改革开放阶段，这一代人大多数进入中年阶段，子女陆续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种地，照顾孙代。进入21世纪，这一世代逐步迈入老年，逐步进入种地、自养状态。特别是2020后前后，随着一些老人步入高龄阶段，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进入失能、半失能状态。

总体来看，这一代人，出生、成长、生产生活都在村庄当中，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受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影响也较大，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乡土性特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剧烈变迁时，这一代人已逐步步入中老年阶段，受城乡流动、价值观念变迁等因素的冲击，部分老人面临赡养危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问题。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出生的这一代可以被称为“毛主席的孩子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人姊妹众多，普遍在3个及以上，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前结婚生育，受教育程度低。改革开放后，这一世代相当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生产、部分半工半耕，部分开始务工。

这一代人受到传统伦理规范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双重影响，其价值归属、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都在村庄当中。2010年之后这一世代陆续进入老年阶段，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迎来巨变，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发生转型。

这一代人大多选择返乡养老，在有劳动与自理能力阶段自养现象较为普遍，一些老人还会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照料孙辈。由于子女纷纷进城务工、定居，这一世代空巢老人较为普遍。对于这一世代老人而言，除部分家庭代际关系十分紧张，子女拒不承担赡养责任或老人失去自理能力，子女照料负担与经济压力较重，大多数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并不严重。

6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青少年时期与成年成家时期，经历了从毛时代向改革开放时代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世代与前一世代相似，姊妹众多，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到了他们结婚生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格，而他们又普遍有较为强烈的多子多福观念以及生男偏好，国家也给农村地区适当开了口子，一胎为女儿的可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二胎。这就导致城乡家庭特别是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子女数量产生差异，还导致80、90后性别比严重失衡。

9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外出务工逐步形成潮流，这一世代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与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价值归属、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都在村庄当中。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后纷纷回村建房、参与村庄人情往来与面子竞争。

这一世代进入中老年阶段，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数人养老预期仍在村庄。但是，在子代城镇化的压力下，这代人在农村建房之后，又要进城购房，同时还要赡养老人，压力较大。但是，相比于接下来的几代人，其价值归属稳定、家庭伦理责任观念重、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强大，算得上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一代人”。

7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阶段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相比前两代人姊妹减少，但一般在两个以上。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成长于一个“狂飙”时期，大部分人深入融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当中，子女由母亲或隔代照料，或随迁进城。其成长、成年时期村庄熟人社会开始瓦解，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部分人价值在村，部分人价值在城。

与子代世代隔膜不断加深，子代抚育压力增加。姊妹的减少与城镇化的巨大压力使得这一世代还面临着较重的养老压力，成为第一批“夹心世代”，在此背景下，这一世代女儿养老现象开始出现，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的转型开始更加剧烈。

80年代与9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这一世代可称为“夹心世代”与“独生子女一代”。这一世代大多都是独生子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其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数字社会急速变迁的历程，这一世代部分人成长在村、务工在城；部分人在成长过程中便经历由乡向城的迁移。在此过程中村庄熟人社会结构加速瓦解。城镇化特别是教育城镇化加速，房价开始不断上涨，进城成为这一代人的发展目标，其价值归属在城市而非乡村。

这一世代晚婚晚育更加普遍，大龄未婚青年增多，婚姻成本大幅提高，子女抚育成本大幅提高，普遍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教育竞争压力变大，陪读妈妈增多。家庭核心化不断发展，养老负担加重，亲属网络缩小，双系家庭出现，4-2-1家庭结构渐趋普遍，女儿参与养老现象增加。家庭稳定性越来越差，离婚率不断攀升，生育率不断降低。

90年代中后期以及21世纪出生的世代可称为Z世代。这一世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在他们成长阶段中国进入物质相对丰裕的发展阶段，数字社会特别是智能手机时代快速到来，重构了Z世代的社会化成长路径。

在Z世代青少年时期，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扩招，这使得这一世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个体化发展程度也越来越高，受现代性观念的影响更深，性别平等思潮不断发展，对于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伦理规范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不婚不育观念以及现象越来越普遍，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与舒适生活，质疑传统价值观，与父代的世代隔膜不断加深。

二、世代差异视角下待研究的问题

1. 养老问题

目前进入老龄阶段的主要是40、50后，其中，50年代早期及以前出生的许多老人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一些高龄老人处于半失能、失能状态，在养老金之外，他们的照料问题如何解决，不仅关乎老年人自身的福祉，还关乎到农民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压力问题。怎么样既减轻国家与家庭的负担，又能为高龄老人提供较为适宜的养老特别是照料服务是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贺雪峰教授认为，村社主导的互助养老是一条非常适宜的道路，从世代视角来看，这一判断非常准确，沿着这一基本判断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 农民工问题

60后目前在52~63岁之间，这一世代绝大多数农民或从事建筑行业、或打零工或在家种地以及照顾孙辈（包括一些70年代早期出生的农民）。对于这一世代的农民工而言，保障其就业权利——无论是在建筑行业还是其他非正规就业，以及返乡种地的权力就非常重要。这一世代逐步步入老年，他们是我们所说的“老龄化潮”的第一波人群，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核心在于让他们在有能力、有意愿劳动时有机会从事劳动。

这一世代也是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人群，即我们所说的“小农”，从制度与生产服务等方面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保障非常重要。

此外，这一世代有许多农民家庭为子代在县城乃至一些大城市购买了房子，在子代需要的时候进城帮助他们照料孙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和子女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内，两代人往往都难以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他们更愿意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返乡种种地、打打牌，在村庄熟人社会里享受低成本且较为自在的生活。因此，让他们的“城乡两栖”式的生活更加便捷很重要，保障他们的返乡权利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也非常重要。

3. 世代隔膜与冲突问题

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出生的人目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阶段出生的农村人成长于乡土社会，受到乡土伦理观念的濡化，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普遍形成“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即使受到计划生育的束缚，但在许多地区，受较为强烈的生男偏好以及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许多农民家庭选择生育二孩。

这两代人的孩子成长于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村熟人社会结构逐步瓦解、数字社会特别是智能手机快速到来的世代，许多孩子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留守在农村，又深度接触手机网络，在受教育过程中经历着乡城迁移，这使得他们在“自我”形塑过程中受到现代性观念、消费主义以及留守与流动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从而造成了他们与父母一代真正成为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代价差异。

但是，父母这一代人在深度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中，感受到了文凭对于工作层次以及收入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参与到教育竞争当中。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世代之间很容易产生隔膜乃至冲突。这对农民家庭的发展、家庭结构以及伦理观念的变迁、代际关系的变动等方面会产生何种影响，非常值得研究。

4. 青少年问题

1995~2005年左右出生的青年世代成长于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的叠在影响之下，这一代人方方面面都值得深入研究，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包括：青年世代“自我”的形塑问题、教育流动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体验问题、亲密关系建构问题、家庭价值观念变化问题、代际关系问题、青年发展问题、婚恋育儿问题。

2005年左右出生的青少年成长于数字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丰裕社会”，与此同时，社会的流动速率相对变缓，中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变窄。农村青少年社会化成长问题、留守儿童的手机沉迷问题、教育内卷化竞争问题以及延伸而来的农民家庭返乡陪读问题、教育焦虑与家庭发展问题、亲子关系与家庭教养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5. 性别问题

从社会变迁层面而言，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托克维尔悖论——社会越是平等，人们对剩余的不公正和相关的伤害就越敏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性别议题成为一个最容易引发广泛讨论乃至争论的问题，随着青年世代对于个体权利与独立自由价值观念更为深度的认同、随着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青年世代与父母一代的观念差异被拉大。

对于部分90后以及Z世代而言，几千年承继下来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开始瓦解，具体表现为：

第一，超越性意义的消褪，特别是家庭不再天然作为个体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的存放之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的内核崩解，个体化成为趋势，个体在现时代追求独立于家庭的自我性；

第二，父系主轴的价值体系合法性也在崩解，女性在进入现代市场体系、接受现代性观念濡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父系主轴的家庭结构与价值体系的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对家庭资源的均等分配有了更强的诉求；

第三，“生生”伦理与家庭发展目标都受到年轻世代的质疑，自我的发展或享受成为新的价值基础与生活意义旨归。

在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之间，青年女性更容易与现代性观念形成亲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性观念的涌入，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通道。怎么样实质性推动性别平等进程，而非陷入一场“性别战争”，在身份政治的驱动下陷入性别对立、社会撕裂之中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