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漂泊社会，找一个终老之处有多难？

在《无缘社会》节目的采访过程中，NHK节目录制组发现，独居老人不仅在死后无人问津，在生前便很可能已经陷入居无定所的窘境。

不婚、丧偶、丁克、子女无力照顾……当今社会，每个人可能都不得不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晚年独居”生活。在老龄化和单身化加剧的情况下，社会医保负担沉重。

于是，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再次聚焦老龄化、单身化问题，推出了这部《老人漂泊社会》，与《老后破产》《老后两代破产》共同组成了“老人漂泊社会”系列，是整个系列的发端之作。

日本老年人所领取的养老金，当初是以“老年人与家属住在一起”为前提条件进行制度设计的。然而，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独居生活变得理所应当——形影不离的夫妻或兄弟姐妹，到最后总有一方得过一段“形单影只的日子”；有孩子的老人通常也不会和下一代同住；选择终身不婚者更是大有人在。

老年人年轻时为日本经济的高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老后却无法靠养老金收入安度晚年，或是在各家医院和护理机构间颠沛流离，或是住进5平方米的“免费廉价住所”……

日本曾试图减少接收长期住院老人的“照护病床”，同时增加“在家照护”服务，打造“健康长寿”的社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医院减少了老年人的住院时间，后续社会福利措施却并未跟上，附带照护措施的国营养老院等床位供不应求，而很多老年人仅靠养老金又住不起昂贵的私立养老机构。

从“无缘社会”到“老人漂泊社会”，老去是一种罪过吗？何处才是终老之所？

一、为何不能在自家养老送终？

像大井这样的孤寡老人，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家中安度晚年呢？另外，当他们无法在自家居住时，为什么找不到接纳设施而必须四处“漂泊”呢？

其背景原因是老年人医疗费等社会保障费用的急速攀升。

近年，对于力图实现财政重建的政府而言，抑制社会保障成本的增加是其最重要课题。另外，相关数据显示：“在处于需要护理状态的老人当中，希望在自家或者在孩子及亲戚家中接受照护者超过四成”（据平成十九年即2007年由内阁府实施的老年人健康意识调查）；“希望居家接受医疗照护者占六成以上”（据《临终医疗相关调查》）。

由此政府提出，老年人医疗和照护要从需花费成本的“医院”转向无需成本的“家庭”，即通过扩充居家医疗和居家护理服务来摆脱“设施医疗”及“设施照护”。为此，政府大力推行了各种举措。

的确，从数据来看，医疗费一直在持续攀升。医疗费在1985年为16万亿日元，到2000年增至30.1万亿日元。2010年为37.4万亿日元，相当于政府预算的40%。其中，老年人的医疗费约为12.7万亿日元（2010年后期高龄者的医疗费），在国民医疗费中的占比为34%。伴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预计今后还将进一步攀升。

为控制医疗费，在2005年小泉政权时期，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老年人医疗改革措施。“医疗结构改革”是小泉政权的选举承诺，在2005年的厚生劳动省《医疗制度结构改革试行方案》中，抑制医疗费增长被列为最重要项目。作为中长期对策，该方案提出了以2008年为起始年度的医疗费合理化改革计划（“五年计划”）。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预防。也就是说，今后的目标是以预防为主，要从“仅追求长寿”的时代迈向“既健康又长寿”的时代。同时，作为计划的主要措施，提出了“缩短平均住院天数”即逐步消除老年人住院长期化现象的方针。

为此，方案提出了“推进居家疗养”的具体措施，即“为了让已结束治疗的老年人能够居家疗养，一方面需要完善居家医疗体制，另一方面针对那些不能回家养老的老年人，需建设接纳设施”。

根据该试行方案的测算，通过实施这一系列改革，2015年的医疗支出费用将由原来的40万亿日元减至37万亿日元；2025年将由56万亿日元压缩至48万亿日元。

而且，该方案还提出了一个方针，即逐步减少作为老年人长期住院接收平台的“疗养病床”的数量。政府决定，从2006年起，将住在各家医院“照护疗养病床”（在完成积极治疗之后，以让患者尽快回家为目的的康复性疗养病床，主要通过护理保险来应对）的老年人，逐步转移至照护设施，并于2011年度之前将“疗养病床”最终废除。也就是说，要将这些老人从成本昂贵的“医院”逐步转移至专业照护“设施”。

不过，尽管该方案提出要减少床位数量，但因为“替代接收机构尚不完善”等原因，很多老年人不能如期出院，目标完成年限又被延长至2017年。

据厚生劳动省估算，医院床位的成本花费极高，1名老年人的医疗费平均每月为40万日元左右。如果将其转移至老人保健设施等照护设施，则该费用可控制在25万日元左右。

但是，实施该计划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替代接收机构。

居家医疗和照护设施——虽然政府在同时推进这两项措施，但是，老龄人口增速过快及单身化（即独居生活方式）的日益普及，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因落后于形势发展而出现功能失灵的现象。

二、在出院援助和诊疗报酬之间求平衡

老年人时常因生病或骨折等住院，为了让他们在接受治疗后及时出院，医院方面存在哪些困扰和烦恼呢？

如果老年患者实在无法重回自己家中，那么是否只能让其继续住院呢？为他们寻找出院之后的居所，这些繁杂的手续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呢？是医院还是社区等地方行政部门？

葛西昌医会医院是东京都江户川区的一家重点综合医院，那里一共有151张病床。这个医院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在接收急救病人。脑卒中及心肌梗死的专科大夫常年值守在这里，随时准备抢救那些被紧急送来的“命悬一线的患者”。对他们来讲，每天的工作就跟打仗似的。

柴田雅世是管理医院病床的医疗社工，他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无论如何，我们手里必须留有几张空床，以备那些急诊病人不时之需，否则医院怎么抢救生命？在病人结束治疗及症状稳定后，必须让他们尽快回家或转移至照护设施。由此，对其顺利出院进行援助的工作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虽然柴田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如果住院患者全都只住三两天即出院，病床空出很多，则医院的诊疗收入就会减少。因此，医院还需掌握好节奏和平衡。

“病床调控中心”是这家医院的关键运营部门，该部门由柴田负责掌控。医院里经常会出现虽已结束治疗却不能回家，也没找到下一个去处的老年患者，怎样才能让他们顺利出院呢？当我们对柴田进行采访时，他正在为此大伤脑筋呢。

三、DPC的“功”与“过”

医院的病床调控需要精细管理——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代。

为了将病床周转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各发达国家均引入了DPC系统，以加强成本管理。DPC（Diagnosis Procedure Combination）日语直译为“诊断群分类”。这套系统可以根据疾病名称及患者年龄等条件，科学地计算出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比如应该施行何种手术及何种治疗、住院时间多长等。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病名及症状，患者的住院时间也就基本确定，由此病床就能得到高效周转。不过柴田说，目前，医疗一线对这个系统颇感困惑。

“现在，只要是规模稍大的医院都引入了DPC系统。为了将病床腾出来，医院必须催促病人尽快出院。有些老年患者及其家属经常央求说‘希望让我们在医院多住些日子吧’‘我们可以住3个月吧’，但是，疾病名称已大致决定了患者的住院时间。为了让他们及时出院回家或转至其他地方，在其住院期间，我们就必须对其施与援助。”

政府之所以推行这个DPC系统，是为了避免在超老龄社会出现医疗费持续攀升的情况。

过去，我们所支付的医疗费，都是根据“按件计酬方式”（于1958年出台）计算得出的。比如针对检查、注射、手术、药品等，每项医疗行为都有分别定价，患者接受治疗后，需支付合计金额。然而，有人指出，按件计酬方式容易招致过多的检查及投药等过度医疗行为。

于是，为了杜绝这种浪费，大多数医院引入了DPC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只要诊断出病名，患者所需的治疗行为和医疗费用就基本确定，无论实施多少次检查和投药，总额都不会发生变化。

其结果，对于已经完成治疗的老年人，如果医院不让他们及时出院，则自身经营将难以为继。同时，无法回家过独居生活的患者激增，问题爆发呈井喷之势。

为老年人寻找居所的工作，到底应该由医院来承担，还是由基层政府或者是专业公司来承担？

面对持续增长的“寻找养老居所”的需求，一线相关各方从各自角度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今后，这种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制度体系，势必难以应对。

由此，我们再次意识到：未来，“老人漂泊社会”问题或将更趋严重。

四、特养数量严重不足

今天，由于在医院长期住院变得困难，特养成了老年人所依赖的居所之一。目前，整个日本大概有6000多所特养，合计约有43.9万人入住其中。特养的优点是，即便是养老金收入较低者也可安心利用。但是，其设施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目前，所有的特养都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在日本全国，大概有42万人在排队等候入住。

尤其在大城市，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比如在大井四郎所居住的足立区，基干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阿尔玛卡维惠子女士很无奈地告诉我们，在该区要想入住特养，必须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来回不停地转移居所，这对大井来讲，在身心两方面都是相当大的负担。因此，为了让他找到可长住的居所，我们帮他申请了特养。然而，就算一切顺利，也必须等3～4年才能入住。”

足立区一共有17所特养，合计可接纳近1800人。但是，无论哪个设施，都有超过定员5～10倍的老人在排队等候。在足立区，排队等候者的总数多达3900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希望入住特养呢？这主要是因为其费用比民间设施低廉很多，而且还提供临终照护服务。老人可以一直住在里面，直至去世。对老年人来讲，这才是能够安心入住的“终老之地”。不过，相对于需求而言，其数量严重不足。

老人希望入住特养的原因之一是其“低廉价格”。特养设置了灵活、合理的价格体系：入住者可根据家庭收入水平“支付相应等级的费用”（参照以下图表）。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入住费用举例（金额为概数）

以上为需要护理程度为5级老年人的自付金额（①～③为所有家庭成员均不被课征区民税的情形）

在上面表格中，第④类人指拥有工资等养老金以外收入的家庭。相比之下，比较难办的是第①～③类老年人家庭。对这些人群来讲，如果特养没有空床，由于可负担能力有限，他们将无法入住民营照护设施。

民营照护设施包括收费老人之家、提供护理服务的老年人租赁住宅及那些新建的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等。只要将其价格与特养比较一下，我们即可明白这点。

另外，在很多民营租赁住宅，如果入住者病情加重，或者到了需要临终照护时，就不得不退房搬走。而特养可以终身入住（住到去世为止），这也是很多人希望入住特养的原因之一。

五、如何才能入住特养？

如此受追捧的特养是如何决定入住者的呢？它主要由相关部门对申请者（排队等候者）的优先度等进行综合考量，然后由各设施通知其家属或本人。

那么，入住优先度又是如何确定的呢？主要分两步来进行：一是根据入住申请书上所记载的需要护理程度及其他情况算出一个分数；二是区里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入住讨论委员会”（由特养设施负责人、照护援助专员代表、地区综合援助中心代表、基层政府负责人组成）每2～3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由参会者依照“优先入住评估标准”来认定优先度。然后，申请者按照优先度由高到低的顺序，被划分为A、B、C三个等级。目前，即使是优先度最高的A级也不能马上入住。

在等待特养空床的这段时间，申请者可以利用“照护老人保健设施”（简称“老健”）。

老健是一种临时性居所，它主要接纳那些出院后无法马上回家的老年人，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康复训练。根据年收入及需要护理程度，入住者每月需要负担8万～20万日元不等。由于等待入住特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因此，老健的床位也持续爆满。目前，很多人都处于“漂泊”状态，短期内频繁辗转于医院和老健之间。

既然如此，让这些人长期入住老健不就得了吗？但是，原则上老健最多只允许住半年。因此，很多老年人必须经历“从一个老健到另一个老健，再去别的老健，最后才能入住特养”的漫长过程。由于在入住特养之前需等待漫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即使搭上积蓄和养老金也入不敷出，最后只能通过放弃自家住宅等手段来维持“漂泊生活”。

特养的火爆情形还不止于此。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入住了，但这时如果赶上生病住院，到手的特养床位还会马上被别人占用。等住院结束该出院时，又必须重启漫长而残酷的“居所探寻之旅”。

当然，像“收费老人之家”这类设施倒是可以安心长住，但入住时需要交纳动辄数百万日元（有时甚至数千万日元）的入住金，另外每月还需支付20万日元以上的月费。

如果老年人有固定收入，也可以选择收费老人之家。而且，只要有稳定收入并按时支付费用，那么住院期间也无需担心会被收费老人之家赶走。

然而，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讲，费用昂贵的收费老人之家终归可望而不可即。那么，像大井这类“低养老金、低收入”且“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怎样才能找到可安心长住的居所呢？

最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去申请低保补助。

六、“申请低保”是唯一选择

在第一章里提到的大井四郎，在持续“漂泊”期间花光了所有积蓄，几乎被逼入了生活的绝境。

足立区基干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阿尔玛卡维惠子女士一直在对他进行援助。这天，惠子又来到了大井的住处。她准备帮他取出存款，以便支付两处短期入住设施的费用。

在这之前，为交纳住院费及原来住宅的房租、水、电、煤气等费用，大井的银行存款已日渐减少，仅剩下18万日元左右。短期养老设施的费用为15万日元，交完后就只剩下3万日元。可以想见，若再被扣掉水、电、煤气费，其存款很快就会见底。这样，仅靠每月6.5万日元的养老金收入，大井已然无法维持生计。因此，除了依靠低保之外，他已没有其他的生存之道。

的确，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员工们靠着这个低保，为“这些苦寻居所的老人们”找到了一线曙光。此前，他们一直以养老金6.5万日元为上限寻找设施居所；然而，如果将上限提高至低保限额，则可以扩大搜寻范围，甚至可以入住月收费超过10万日元的民营设施。

终于，惠子女士参照低保补助金额，为大井找到了一处可提供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住宅（即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后文有详细介绍）。该设施包括服务费在内，每月租金为14万日元左右。用完养老金之后还差7.5万日元，这个缺口用低保补助来弥补，这样大井便可入住其中。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仅靠养老金已不足以支付设施使用费，由此，很多人都涌向了低保申请窗口。对于这个现实情况，惠子女士也显得很无奈。她说，“他们这也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

“倘若家里有人照护，也许他们可以接受上门护理，依靠每月6.5万日元的养老金过日子。当然，他们还必须省吃俭用才行。然而，要想入住照护设施或者老年人住宅，每个月就必须花费10万日元以上。因此，为了找到容身之所，他们只能去申请低保。”

“也有一个不靠低保的办法，那就是去特养。但是，特养不可能说有就有，据称，在足立区入住特养需等待3～4年。说来说去，最后还得依靠低保。”

最终，他们只有申请低保这个唯一选择。但反过来讲，这也是他们在医院和短期养老设施之间辗转，并为此花光了存款和财产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申请低保也属于被逼无奈。

在“漂泊”的过程中，财产不断减少甚至接近于零，最终不得不去申请低保——老人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找到长期入住型设施”。这种矛盾不正是导致低保制度或将走向破产的症结所在吗？这种潜在隐患实在令人担忧。

七、“漂泊”之后的残酷现实

虽说即将领到低保补助，但大井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他必须搬出已住了40年的都营住宅。因为，低保制度不允许申领者同时支付两处居所的房租。由此，大井必须与都营住宅告别，尽管它承载着老两口的各种回忆。

搬家那天，在阿尔玛卡维惠子女士的搀扶下，大井来到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他要与家里的家具摆设、各种衣物、纪念相册等曾与自己朝夕相伴的物品作一个告别。新居所是一个可提供护理服务的民营老年人住宅。那里只有一个单间，里面摆着一张床，大件家具等是不可能搬进去的。这样，当天，他必须将寄托着老两口40年回忆的各种物品全部处理掉。

拆解回收公司的工作人员将碗柜连同放在里面的“鸳鸯茶碗”等麻利地搬出屋子并装入卡车；从柜橱里掏出来的衬衫、西服及老伴儿的连衣裙等，统统被扔进了垃圾袋；另外，摆放在衣柜上的相框——夫妻俩去各地旅游时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被悉数处理掉。

这天，大井被告知，他可以留下个别想留下的物品，但条件是“必须能自己搬走”。最后，大井只留下了两件东西。

一件是老伴儿常子为自己挑选的手表。那块手表大井非常喜欢。在从事运输业务时，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他总是随身戴着它。另一件是常子的骨灰盒，大井还没把它放入墓地而是一直留在身边。当骨灰盒被搬出来时，大井偶然一瞥，看见骨灰盒上写着“忌日12月11日”。而当天恰好是12月11日——常子的忌日。

坐在轮椅上的大井接过骨灰盒，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双手紧紧抱住。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谢谢、谢谢”，一边忍不住老泪纵横。

从这天起，大井连自己的家也没有了。他哪里想到，在一连串“漂泊”之后，等来的却是如此残酷的现实。

八、我们老后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老后也像大井那样无法独立生活，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人心中也有这种不安吧。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照护设施或老年人住宅呢？如果没有资产和收入，是否就没得可选呢？

我们拜访了一家名为“收费老人之家及照护信息馆”的机构，这里设有向老年人及其家属介绍收费老人之家及照护设施的咨询窗口。中村寿美子是该信息馆的员工，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

现在，相关设施的种类越来越多，设备和服务也渐趋复杂化。她首先分门别类地向我们介绍了面向老年人的、附带养老服务的住宅及设施。

这个照护信息馆经常接到老年人及其家属的各种问询。中村女士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典型案例。

“前些天，一位女士希望我们为她年近八十的母亲介绍一个养老设施。目前，她们住在东京都心地区。因为都心的设施费用昂贵，所以我们为她们介绍了同属都内但略靠郊外的几处老人之家。”

“那位女士的母亲手里有些存款，支付需要一次性支付的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入住金没有问题。不过，仅靠她母亲的养老金，还不足以支付每月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00元）的月费。于是，她女儿同意每月为母亲补贴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50元）。七八十岁的老人仅靠自己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设施费用，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

仅靠一个人的养老金收入，在东京近郊几乎不可能找到收费老人之家，这便是目前的现实。

九、“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是安居之地吗？

眼下，政府正在加快建设“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简称“带服老住”）。这些住宅大多建在地价便宜的地方，因此入住费用也相对低廉。现在，很多老年人正从都心地区涌向那些地方。

与普通租赁住宅相同，这种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也是离都心越远入住价格越便宜。在地方上，有些住宅包括一日三餐在内，每月租金仅需10万日元（护理服务可利用护理保险，该租金不含护理服务费中的自费部分）。

中村介绍说，在日本东北地区，有一批带服老住刚刚竣工。在有些设施里，入住者一半以上都来自东京。

大井申请低保后一直在寻找接收机构，最终，他入住的也是带服老住。2012年年底，大井终于搬离自己已居住多年的社区，住进了这个可长期居住的设施。不过，在走到这步之前，他先后在两所医院和两处短期养老设施寄住，即有半年时间处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状态。

大井的新居所是一座刚刚竣工的带服老住。这是一个租赁性住宅，可提供安全确认及生活咨询服务，而这些功能在照护设施里是没有的。政府计划在2020年之前打造60万户这类住宅。这类住宅在服务内容上相互间差别较大，根据地段位置收费也不相同，因此，最好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

大井选择的是包括一日三餐在内的月费为10万日元的住宅。大井的需要护理程度为4级，需要利用护理服务及生活援助服务，所以还需交纳其他各种费用约4万日元。这个住宅的收费恰好是低保收入1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700元）的上限。有些带服老住不接收低保申领者，但这家可以接收，这也是大井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带服老住是一种租赁性住宅，入住者享有“居住权”。因此，原则上，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它终究是租赁性住宅，如果入住者的认知症或其他症状加重，需要住院治疗，有时也不得不搬走。

也就是说，万一大井身体有恙长期住院，就有可能再次陷入“漂泊”的状态——一想到这点，我们也觉得很无奈和悲哀。

大井办完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的入住手续后，负责人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万一出现突发情况，您希望我们实施抢救呢，还是希望在这里平静地离去？”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老年人死亡后设施方与家属之间发生纠纷。对于“不希望采取抢救措施”的老人，在安静地送走他们之后，万一其家属质问“当时为什么没采取抢救措施”，设施方就可以告诉他们，“这是逝者本人生前的愿望”。

大井因为耳背没听清楚负责人的问题。这时，陪他一同前来的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惠子凑近他耳边大声说：

“大井先生，您听说过延命治疗吗？如果突遇呼吸或心脏骤停以及大量出血的情况，大夫需要施行各种处置。”

“万一遇到这类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您希望他们尽力抢救以延续生命，还是不需要抢救，顺其自然即可？他们想确认一下，您到底选择哪一个？”

大井默默地盯着天花板。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于是想确认一下其表情。

“哦……哦……”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大井发出了低沉的呻吟。随后，他从嗓子眼断断续续地挤出一句话：“哦……只要还有一口气……请帮我……延长生命……”

尽管话音时断时续，但其语气十分坚定。说完之后，他闭上了双眼，好似了却了一桩心事。

听到这话后，我们都颇感意外。尽管四处“漂泊”，备尝生活艰辛，忍受了那么多的不便，但大井依然表示要坚强地活下去。他那凛然坚定的表情让我们深受震动。看来，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念头——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信念吧。

至此，大井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漂泊生活”总算告一段落。

十、大井四郎的临终时刻

在申领低保补助后，大井四郎终于住进一家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但是，他也并非就此高枕无忧：如果身体状况恶化，他随时可能再次踏上“漂泊”之旅。

大井喜欢吃甜食。在他入住一个月之后，我们带上他最爱吃的豆沙馅点心，前去探望过一次。

“大井先生，好久不见。瞧，我们给您带来了豆沙馅点心。”

“噢，太感谢了！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这句话已成了大井的口头禅。后来，我们聊了很多陈年旧事。看到大井先生开心的笑容，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之后，我们便离开了设施。

之后又过了两个月，2013年4月18日，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说：“昨天，大井先生因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入了医院。”

第二天，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大井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他的气道连着人工呼吸机，已处于生命垂危状态。可能戴着呼吸机很难受吧，他的嘴角渗出了丝丝血迹。

“大井先生！大井先生！”

任凭我们无数次大声呼唤，最终他也没能睁开双眼。

四天之后，即4月22日凌晨，大井四郎终于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旅程。

作为低保补贴申领者，大井的丧葬事宜由基层政府负责处理。当我们前往实施遗体火化的殡仪馆时，看见地区综合援助中心的惠子女士也在那里。

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眼前又浮现出大井表示“一定要活下去”时的坚定表情。

“大井先生在临终前说什么了吗？”

纵然自身处境艰难，但大井一直很愉快地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勇气令我们倍感钦佩。可是，他的愿望和期待是否得到了满足呢？

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对大井表示关心和鼓励的观众来信。在进行遗体告别时，我们将这些信件和明信片也放入了灵柩。我们在心中默默祷告：大井先生，您心爱的妻子常子在天堂等着您呢。您放心去吧！

大井先生，请安息吧！愿天堂里没有“漂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NHK特别节目录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