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斩断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幕后黑手”？

近日，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举报湖北省襄阳市健桥医院“勾结多地中介团伙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并涉及售卖婴儿”一事，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另对4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相关调查侦办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出生证明全称为《出生医学证明》，以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为单位统一编号，在我国境内出生人口的法定医学证明通常是由婴儿出生所在医院出具。出生证明作为“人生第一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新生儿出生健康状况、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文书。

实际上，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机构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和签发流程。但是，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下，仍有某些人出于暴利诱惑，铤而走险。

此类“地下交易”事件为何屡禁不止？背后涉及购买出生证明的人又有哪些？该如何铲除这条非法利益链？

医院“一条龙服务”

“本来是不能办的，你们家孩子都八、九个月了。我们这边最好是带着2个月以内的婴儿来办理出生证明。”上官正义向界面新闻提供的一则暗访录像中，一女中介向购买者说。

2023年11月6日，上官正义在个人微博账号上公开发文称，经过一年多的暗访，发现襄阳健桥医院院长叶某芝勾结多地中介团伙，利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办理出生证信息，物色客户，贩卖出生证明、疫苗本。

根据上官正义爆料的内容，买证者只需提供身份信息，给9.6万元，医院方面就会按照“正常”生产流程，在医院办理建档、产检、住院、分娩、出院等全套真实信息。“生产”两天出院后，客户就可以带着“买来的孩子”前往该医院采集足底血（新生儿出生采集足底血），后办理出生证明，全部过程最长7天就完成。如果不能带孩子前往医院采集足底血，需要加1万元，由医院安排其他婴儿替代采集足底血即可。文章还称，医院方面还会提供全国版本的疫苗接种本，并按照“真实”新生儿出生的流程“打疫苗”，打印乙肝及卡介疫苗注射记录，注射日期，疫苗生产厂家及疫苗批号。

上官正义表示，目前掌握到贩卖出去的出生证涉案：北京，山东，四川，甘肃等多地，孩子均已成功落户。

涉事的健桥医院主要以代孕为主业，办理出生证明只是副业。据上官正义了解到，这些贩卖出去的出生医学证明“真实可查”，有的是给被拐卖的孩子，有的是给代孕的孩子，有的是给弃婴，且男女婴成交价格均在10万元以上。

此外，上官正义向界面新闻发送的一则长达60分钟左右的录音显示，该名叶姓院长娴熟嘱托“客户”在购买出生证明后的一系列注意事项包括传授应对防范卫生主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审查工作的经验。

公开资料显示，襄阳健桥医院前身系襄阳102医院，原为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职工医院。2011年，襄阳102医院完成改制成为一家民营医院，床位近200张，为一家集妇科、产科、儿科、内科、外科等科室的综合性医院。2017年，正式更名为襄阳健桥医院。

2020年，襄阳健桥医院新建新院区。据上游新闻报道，该新院区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庞公路上，是一栋16层高的新大楼。楼内有月子中心、空中花园、产后康复中心、儿科、口腔科、孕妇学校等。

界面新闻注意到，打造“一条龙”医院的背后是院长叶某芝的“苦心经营”。该院在襄阳县市区的农村“深耕”，以“优质的服务”（车接车送）、“低廉的分娩费用”、“恰当的返点好处”一度将该院打造为襄阳市多家医院口中的“业绩”神话。

院长叶某芝还曾多次以襄阳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身份出席活动，并曾对外宣称，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打造了以妇科、产科驰名鄂西北的襄阳健桥医院。

但是，在光鲜亮丽之下，此人的违规操作从未停止且此前就有前科记录。据多家媒体报道，2010年至2011年期间，还在担任襄阳102医院（健桥医院前身）的妇产科主任叶某芝曾因“非法引产”、“非法节育”等罪名受到刑事处罚。2010年11月2日，襄樊市卫生监督局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叶某芝罚款4万元。公开判决书显示，医生叶某芝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情况下，违反国家计划生育制度，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叶有芝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针对此事调查情况，据新华社报道称，目前，涉事医院已停业整顿。同时，包括涉事医院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内的7名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针对叶某芝及相关人员贩卖出生证明和配套疫苗本，以及被举报贩卖婴儿的情况，警方还在调查核实中。

涉事医院不止健桥一家

“除襄阳外，还有广西省南宁市、广东省佛山市等地的私营医院也涉嫌贩卖出生证明。”11月10日，上官正义告诉界面新闻，他已经来到广西省南宁市卫健委，并向相关工作人员移交了举报材料，“南宁市卫健委对此事高度重视，并表示将会同多部门进行调查，绝不姑息。”

界面新闻注意到，11月11日，上官正义在个人微博上分别举报广东省佛山市福爱嘉妇产医院，广西省南宁市涉事医院涉嫌勾结网络中介贩卖出生证。

据@广州日报消息，11月11日下午，佛山市卫健局回复广州日报记者查询时表示，日前接到@上官正义 提供的佛山福爱嘉妇产医院勾结网络中介贩卖出生证举报后，佛山市卫健局就立即联合公安等多部门成立专责工作组，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取证。目前，该医院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刑事拘留，相关调查取证仍在进行中。

上官正义曾表示，南宁市涉事医院联络的中介，与佛山市涉事医院联络的为同一家中介。他称，网络中介主要是与民营医院合作，客户需持自己的身份证，伪装成产妇，先到医院建档，等代孕的宝妈要生孩子时，就冒用客户的身份去这家建档医院生产；等孩子出生后，客户就能顺利从医院办理出真实出生证。“代孕出生的孩子，如果在医院没有及时办理出生证，出院后也可以通过亲生父母去做DNA鉴定去补办出生证，然后再进行落户。

界面新闻在多个社交平台查询发现，因近期相关事件引发的舆论关注度较高，还未发现有公开售卖出生证明的网络中介用户。

不过，此前，上官正义曾在今年的10月11日发文称，卧底一年多，利用某社交平台，将公开贩卖伪造出生证明的犯罪团伙全部抓获。查实得知，该团伙已贩卖100多份伪造的出生证，涉案金额高达200万之多，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

“仍存在着庞大的买卖出生证明的黑色网络。”上官正义称，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关注这条犯罪链。目前，一些犯罪团伙呈现分工明确、链条网络化特点。“中介负责在网络上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相关信息物色客户，为医院招揽‘生意’是该犯罪链条的前端，而接收到‘信号’的医疗机构和相关涉事人员违规进行身份‘洗白’是该链条的中端。最后，人口买卖活动完成则是链条的末端。”上官正义说。

电影《失孤》主人公原型郭刚堂根据自己24载的寻亲经历也向界面新闻谈到，贩卖出生证明只是取得身份合法化的一环，“不管是亲生弃养、亲生亲卖，还是拐卖被偷都是链条的第一环。”郭刚堂表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洗白身份，让“非法抱养”合法化。

界面新闻梳理近年来相关案例也发现，医院充当关键一环进行违法出售出生证明的事件并不少见，也绝非一家医院。

早在2014年，西安市未央区妇幼保健站工作人员王某、江苏徐州某社区服务站站长渠某因倒卖出生证明，均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论处。未央区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6月左右，王某与渠某通过补办《出生医学证明》认识后，二人为牟利，预谋由王某提供《出生医学证明》，以每份2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渠某，渠某再加价向社会上倒卖。

自2010年至2014年3月，王某将从西安市妇幼保健院领回的《出生医学证明》中的2500余份，采取不登记、不入库的手段卖给渠某，获利37.95万元。2014年4月左右，王某经渠某介绍与梁某（另案处理）认识，后将500份《出生医学证明》卖给梁某，获利10 万元。赃款已全部挥霍。未央区法院认为，王某、渠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相互勾结倒卖大量的国家机关证件，情节严重，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2016年，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院长邓文优曾因倒卖出生证被当地纪委和公安调查；2019年，四川省射洪县民营医院遂宁现代妇女儿童医院6名涉案人员也因出售出生证明，以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惩处。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还曾曝光过该起案件。同时曝光的一起案件还有河北涿鹿县中医院工作人员郭某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据河北涿鹿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薛斌介绍，涿鹿县中医院有14份出生医学证明疑似虚假，并分别被销售到了山东、甘肃、山西、河南、湖北 、湖南、浙江、江西等9省市。

经警方查明核实，仅销售3张出生医学证明，郭某就获利了8万多元。而除了追查出生证明外，购买出生证明的人员以及孩子的来源也是调查的重点。警方介绍，从目前查证的几个出生证明来看，都是抱养的居多。

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也曾因此乱象而被牵涉其中。2021年12月2日，上官正义曾发文表示，2011年初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证被盗2885份，时隔一年又发现2000份不见了，被盗共计4885份。他称，当地立案追查5年后，此案后续进展没有消息。

时隔一年，上官正义再发文称，2011年商丘市妇幼保健院被盗4885份出生医学证明案告破。他表示，该批次被盗出生证为涉及亲生亲卖，抱养，捡拾等行为提供入户条件，而该案属于医院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时任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公室科长、副科长均涉案。

加大排查，严打前端

国家高度重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2021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明确，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严厉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犯罪行为。

今年6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明确今年6月至12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其中明确要求，对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相关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买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证明文件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贩卖出生医学证明，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如何才能彻底铲除这条黑色利益链？ 上官正义建议，加大全国范围的排查。“目前为止，《出生医学证明》只是内部的上下级监管，我希望在管理方面能够有第三方的监督和制约。”

上官正义分析，相较， 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出生医学证明》（第六版），自2023年4月1日起，启动的《出生医学证明》（第七版），在防伪溯源的技术层面，有所提高。对此，上官正义认为造成此类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更多是人性的问题，“亟待多方面加强考量。”

事实上，从根源杜绝，还需严厉打击儿童贩卖的前端。郭刚堂表示，从贩卖前端来看，目前，社会民众的打拐意识有所提高，像原先以“偷骗抢拐”为基本手段的拐卖已逐渐减少。“我们也和打拐一线的警察有所交流。警方表示，拐卖率基本下降到两位数。”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贾俊强在2022年5月19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比2013年下降86.2%，其中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立案不到20起，且均基本实现快速侦破。

界面新闻注意到，经过我国多年的专项严打活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拐骗等常见手段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明显下降，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犯罪上升。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院长邢红枚在《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研究》一文中指出，多年严打加之下，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通过拐骗等传统拐卖儿童方式获取儿童的犯罪难度加大，“货源”减少，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亲生亲卖”极大地解决了 “货源”问题。

“有一些多子女家庭与未婚先孕等情况也需要考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闵欣伟也曾撰文表示，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后出生的子女则使家庭面临各方面的压力，而这一部分父母为维持家庭良性运行会选择将最后生育的子女卖出。至于未婚先孕者，往往是因男方不负责任而女方又无力承担抚养成本，并且其需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以防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进一步被降低，从而选择转卖子女。

 从买方的角度来看，郭刚堂表示，有“收养”需求的首先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其次是传宗接代的固有观念。比如，养儿防老、家丁兴旺等，“这两方面是主流”。郭刚堂说，极个别买方的需求，可能是代孕需要给孩子上户口等。

刑红枚分析，收买孩子的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无法生育或失独，这类家庭符合生育的法律规定，但没有能力生育，非常渴望拥有后代，男女都可以；二是因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而子女少，受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希望拥有更多的孩子；三是有女无子，无法传宗接代。在我国闽南、潮汕等地区，由男孩来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重，认为女孩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对男孩的需求强烈；四是，社会上需求健康儿童的家庭比较多，福利院里可以领养的健康儿童很少，且领养手续复杂繁琐，无法满足收养家庭的需求。

“除却收养手续的繁琐，还有人的自私心理在作祟。”郭刚堂说，如果通过官方手续来进行收养，是存有备案的。日后，亲生父母如若想找回或者孩子想要找寻自己亲生父母，会升级事态。相比之下，民间收养，只需要“抱养”就好，其他的裙带关系可以避免。

刑红枚表示，应立法明确民间送养的违法性，将其提升到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高度给予行政处罚，取缔民间送养。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修订送养、收养的条件和流程。此外，还要通过资金投入、制度建设、引入专业社会力量等方面加强对福利院的管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 （ID：wowjiemian），作者：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