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无形经济的难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与英国皇家统计学会首席执行官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2017年合著的《无形经济的崛起》（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一书，入选当年多家媒体的年度最佳图书榜单。此书基于两人在无形资产的统计和研究方面的工作，向普通读者介绍了无形资产区别于传统有形资产的独特性质，及其在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重的分量与长期停滞、不平等加剧等现象之间的关系。

时隔几年，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上的种种风波，全球经济的面貌与之前已大不相同，一些深层的经济趋势也日益明显。两位作者就此根据前一本书的理论框架，辅之以更新的数据和文献，推出新作《重启未来》（Restarting the Future），分析了本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几大经济难题，并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重启未来：无形经济的挑战与应对》

（英）乔纳森•哈斯克尔 / （英）斯蒂安•韦斯特莱克/著

江生 / 于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月

何为无形资产

在会计领域，无形资产是常用概念。两位作者作为经济学和经济统计的研究者，所考察的无形资产与对应的会计概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探求的就是同一实质，但其实际的范畴又不完全重叠。

会计报表中能够记入的无形资产由监管部门制定的会计准则所划定，由于涉及法律问题，需要尽量避免理解时过于复杂和操作中的模糊混乱，并保持必要的稳定，范围也就难免有些保守。

经济学家们则可以走在监管法规前面，根据现实经济的变化，将符合实质的新兴事物尽快纳入研究，并在无法直接计量的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自行估计其规模大小，最终在时机成熟时推动国民经济统计和会计准则做相应的修订。

将经济主体拥有的建筑物、机械、车辆等有形物计作资产或资本，是因为它们作为成本投入，并非立即就被消耗殆尽，而是会在此后较长时间里产生收益。这类资本存量和投资流量，自然早已在各国会计准则以及作为经济统计标准的国民账户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等，也让企业自当期投资之后可以在未来多年中获得回报，因此也在会计报表中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被列为无形资产。

但如果把握住资产会在未来产生收益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现实中的无形资产远不止上面列出的那些。苹果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领先优势之一是由蒂姆·库克尚在乔布斯手下时就逐步打造成型的高效而又稳定的供应链。

在过去十几年中，以及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一供应链网络都是苹果公司收入领跑业界的基础条件，实际上成为了公司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而沃尔玛和亚马逊等零售业巨头的运营模式——通过提高效率、压降成本和价格，吸引更多顾客，也应被视作它们在实体超市和服务器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资产。

遗落在现有统计规则之外的无形资产并不是业务高度复杂的大公司所独有，中小企业必需的一些投入，按道理同样应当划入这一范畴。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如果由内部培训人员负责，就需支付工资，而由外部培训机构承担，当然要给予相应费用。

这些成本并非像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那样，只是化入当前生产的产品，而是能够让员工们在之后更好地完成工作，为企业持续带来收入。显然这也符合资产的定义。此外，分销网络、市场研究、内部专用软件等，都具有类似属性。它们在经济意义上都该被视为无形资产。

不难想见，随着经济和技术往更复杂的方向演化，无形资产的种类和体量还会增加。出于这些考虑，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统计学家们开始研究无形资产投资的计量方法，并追踪其趋势。他们发现，近几十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无形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有形资产投资则呈阶梯式下降，前者的投资规模已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超过后者。

无形资产的特性

尽管如此，若是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性质区别不大，两位作者恐怕也没有必要就这一主题连写两本著作。二者有着重大差别。无形资产有四大特性：

首先，因为本身没有实体，无形资产一旦被创设出来，往往可以被廉价方便地大规模重复使用。这被称为扩展性。例如，软件投产之后，能以近乎为零的成本广泛部署应用。而机床之类的有形资产，每一件的使用都局限于一处，产能若要加倍，就要以差不多同样的成本购置安装更多的设备。

第二，无形资产有溢出效应。有形资产只要安保得当，法制健全，通常不用担心被窃取，而无形资产看守起来就困难得多。很多商业模式和产品设计都易于模仿，即使注册了专利，竞争对手也可能稍加改动后予以利用。而专利纠纷在法律上争议重重，常常久拖不决，专利权持有人也未必能够赢得诉讼。

第三，无形资产容易成为沉没成本。建筑、土地、通用设备等常见的有形资产不难确定价值，可以较为方便地出售或抵押。而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估值难度极高，导致其不存在二手市场，这又相应地使它们缺乏市场价格，难于处置。

最后，不同的无形资产之间存在协同效应，组合起来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无论是软件与业务流程，还是产品外观设计与营销策略，它们相互配合并加以扩展之后，能够产生大得多的增加值。

21世纪经济令人失望的五大症状

20世纪末，趁着冷战结束和新一轮全球化的东风，发达国家一度恢复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久未见过的强劲经济增长。但进入新世纪，增长势头又疲软了下来，并在不同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让人们大失所望。《重启未来》中归纳了五大症状。

一是长期停滞。金融危机数年后，劳伦斯·萨默斯在经济学界和政策界普及了这一概念。虽然各国货币当局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面对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负面冲击时大幅降息，并在金融危机后前所未有地维持了多年的零利率，但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始终不见起色，经济增速也因此一直令人失望。

二是不平等。这一话题十年前经由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进入公共舆论。一些经济不平等指标近年来趋于缓和，另一些继续上升，但不平等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些蓝领受全球化影响，失去传统上能赋予其体面社会地位的制造业工作后，陷入了酗酒和滥用药物的困境。欧洲也出现了大批不满于国际化精英的选民，推动了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兴起。

三是不良竞争（dysfunctional competition）。过去几十年，不少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和生产率差距明显拉大。前者似乎能够轻松地保持领先地位，并拉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资产收益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个体在教育和求职方面的竞争却日趋白热化。

四是脆弱性。世界经济在本世纪不到1/4的时间里已遭遇来自恐怖主义、金融崩盘、大流行病和局部战争的多次危机。在作者们看来，各国决策者在应对危机时好像越来越力不从心，难以撬动可以用于缓冲和反弹的资源。现代社会与经济的运行显得愈加脆弱。

五是不真实（inauthenticity）。用投资人彼得·蒂尔的名言来说，“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社交媒体上140个字符的发布框。”在发达国家，能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制造业逐渐远离经济舞台的中心。制造能力不足甚至使得新冠疫情初期多个国家出现呼吸机和个人防护用品的短缺。

无形资产危机

两位作者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解答，有的其实不成其为问题，有的是无形资产的特性所致，更多的则是因陈旧制度无法适应经济的无形化，令无形资产投资增长受阻的后果。

企业表面上的暴利可以说纯粹就是一个因测度而生的伪问题。最近三十年资产收益率上升，是在分母中遗漏了无形资产的计算结果。如果计入无形资产，收益率就不再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一个相关的概念是“加价”（markup），经济学家们将其定义为产品定价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用来衡量市场上是否存在足够健康的竞争。此前若干研究发现加价程度持续提升，但在分析中加入无形开支后，这一现象同样消失了。

至于头部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扩大了的差距，也可以用无形资产的特质来解释。由于无形资产具有强大的扩展性，掌握了高价值无形资产的企业能够更迅速地扩张。溢出效应也让大企业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很方便地学到新的技术、设计或组织模式，再融入自己原有的产品布局，利用协同效应大大获益。

事实上，巨头们的相互角逐依然激烈，谷歌与微软、推特与脸书、亚马逊与eBay之间鏖战的硝烟远远没有散去。所以，企业间的竞争看似异常，其实只是竞争样态与有形资产主导的时代有所不同。而大小企业间的差距又促成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化，更多地出现在优势企业的员工与其他企业的员工之间，而非企业内部上下级之中。

不过其余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在提出具体解释之前，作者们先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大约在金融危机前后，无形资产投资超过有形资产之际，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速开始变慢。他们写作前一本书时，距离全球金融危机尚不遥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才刚刚过去，难以判断增速减缓是数据噪声、危机后的暂时现象，还是新确立的长期趋势。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随着数据更新，形势已然非常鲜明，无形资产的投资规模切换到了一条更平缓的发展轨道上。

显然这与长期停滞不无关系。无形资产中囊括了一部分技术，同时也是后续技术创新的来源之一，因而与生产率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数据证实，无形资产增长变得更缓慢的国家，生产率增速的降幅也更大。无形资产投资放缓，叠加有形资产投资继续滑坡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自然乏力。

这也让社会和经济更加脆弱。危机来临时，格外需要社会发挥创新能力，用灵活的组织方式和迅捷的技术方案做出反应。无形资产的储备是否充沛，对此至关重要。有些人认为应对灾害时的脆弱性源于对无形之物的过度关注和对实体的忽视，换句话说与“不真实”有一定的关系。

但无论是太平岁月还是危机时刻，解决很多问题都必须调配无形资产和有形资源的组合，更何况软件等无形资产本就是嵌入在实体物内。德、日等制造业强国在培训、研发和设计等方面积累的无形资产都很丰富。无形资产投资增长凝滞时，有形资产的功用也会受限。

脆弱性的表现之一是货币政策效力的衰减。这与无形资产作为沉没成本很难提供抵押价值的特性有关。既然无形资产投资难以从银行体系获得相应的贷款，其投资规模就与利率变化相对绝缘。这就解释了金融危机后，为何各国长期实施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却没能刺激无形资产投资并以此恢复较快的经济增长。

修复制度

《重启未来》认为，无形资产投资低迷，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过时。

尽管经济学家们总是在争论哪些因素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但没有人会否认制度在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持续的争论也要求学者们更清晰地解释制度如何对增长做出贡献。两位作者承袭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哈罗德·德姆塞茨与道格拉斯·诺思的思想，认为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减少投资和交易的不确定性。

经过最近几百年工商业的发展，主要经济体都已建立起有效的有形资产制度，涵盖了产权确定、合同履行，以及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机制。不管涉及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法人还是自然人，一般情况下有形资产的处理规则都较为明确，执行成本也足够低。

无形资产的制度则不然，有形资产的规则显然不能不加修改就直接套用。无形经济需要属于自己的制度。但制度建设从发轫到成熟，必须经历长期的思考、博弈和试错。与人类文明伊始就已存在的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还太年轻，并且还在飞速地进化，制度落后于现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书中从几个方面给出了修复制度的建议。

从肯尼斯·阿罗开始，经济学界就意识到，经济行为如果会产生正外部性，就可能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正是有溢出效应的高新科技等无形资产。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决策者们受此启发，出台了多种科研激励政策，向大学和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资助。此外，更高的人力资本也会对社会有正的外部性，所以高等教育也享受到了公共补贴。从原理上说，这些政策都有合理性，但也不可能只是砸钱追求提高若干指标那么简单。

两位作者认为，资助无形资产的生产，数量和质量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关注。目前的无形资产公共投资过于看重数量，轻视了质量，让大学产出了太多缺乏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大学还设置了一些价值可疑的学科，培养出许多就业市场并不需要的所谓专业人才，既耽误了学生的前途，也浪费了社会资源。现今的大学学位更像是毕业生向最初的雇主展示智力的信号，而不是实际积累下来的人力资本的证明。人们为拥有这些信号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在经济和心理上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书中建议，在科研方面，既然拨款者不可能完美地预见到各种研究的科学和社会意义，可以减少一些通过硬性指标或特定方向来决定、考核拨款项目的做法，尝试一定的去中心化，给予研究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和更长的时间段去探索他们认为有意义的题目。同时，应加大对开放数据、开源软件等公共项目的投资。在教育领域重新开始讲求质量，需要认真审视哪些学科对学生、雇主和全社会都缺少价值，从中撤出公共资金，投进更高质量的科学学科和职业培训项目。

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制度之一，然而现在的知识产权法体系远非完美。几大科技公司之间几乎任何时刻都有几桩侵权诉讼在审。有的官司错综复杂，经年累月仍然没有结果，让人怀疑法官是否真的有能力搞清楚成百上千人参与研发的精密产品中的技术细节，并给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判决。

专利流氓（patenttroll）也是让科技界的中小企业头疼多年的老问题。很少有评论者主张彻底废除知识产权，不过很多人会同意，目前的专利保护过于严格。设立专利制度，允许专利持有人独享若干年的收益，目的本来是为发明创新提供经济激励。但如今的创新必然建立在前人技术发明的基础上，如果一项创新要用到的他人现有的专利太多，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就极易阻止这项创新落地。

随着科技进步，新产品用到的技术愈发繁杂，了解其中究竟涉及哪些专利也就愈发艰难。现实中不少小公司是在做出产品后收到律师函，才知道自己涉嫌侵犯专利权，突然面临巨大的经济赔偿风险。因此，可以考虑适当削弱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缩短一些技术种类的专利保护期，提高专利批准门槛，不让昨天的创新成为明天创新的障碍。

在金融领域，无形资产难以作为抵押物获得债务融资的问题相当棘手。几十年来的历史数据表明，随着企业投资向无形资产转型，银行体系贷款业务的重心从工商业大幅转向房地产。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无形资产的融资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债务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在危机之后明显减少了无形资产投资。在不少经济体中，经营风险较高的小微企业会以企业主本人的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在无形经济时代，不得不依靠这种手段获取债务融资的企业会更多。银行可以借此避开为无形资产估值的困难，靠抵押的房产来为贷款风险兜底，但这就使一些没有房产的潜在创业者拿不到筹资的机会。

风险投资是他们的另一重希望。可由于风投项目大多会失败，风投基金更多集中于软件、生物、能源等少数几个能够出现爆炸式增长的行业，其他领域的小企业仍将面对融资难问题。两位作者呼吁建立对股权投资更为友好的制度，建议抹平债务融资相对于权益融资的税务优惠，让股权同等地享受到债务利息税前扣除的待遇，同时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允许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长期投资者将一定比例的资金分散化地投入无形资产密集行业的风险投资之中。

关于前文列举过的种种无形资产，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基本上只会诞生在城市里。尤其是其中最为复杂、最有价值的资产，只可能是繁荣的大都市的产物。虽然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早已普及，视频会议等远距离实时沟通方式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也成为了白领工作中常态化的一部分，但现场交流、协作仍有其独特的魔力，大量创意是在工作场所面对面的想法碰撞中迸发。

人们聚集在城市中，还可以共享更好的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一些特异的无形产品，也因为其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集中在大城市而非四散在各地，才有了生存空间。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聚集效应”。然而在不少国家，城市的扩张遇到了制度和政治上的阻碍。在旧有的规划决策机制下形成的“邻避效应”，导致在城市中新建住房等设施变得十分艰难，推高了房价和生活成本，阻挡了许多人向大城市的流动，进而对无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障碍。

近年来有些政治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着手改革城市规划制度，调整决策层级，赋予潜在受益者更大的话语权。另一种可能破解邻避困局的策略是更精巧地设计从受益者向受损者的补偿机制，以此争取后者的支持。

竞争监管政策是否有必要推倒重建？时下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反垄断法已经落后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只有拆分平台背后的大公司才能恢复良性竞争。但前文已经提到，大公司之间的竞逐仍然火热，准确衡量的利润率也并非高得离谱，市场竞争活力未减。

平台优势是无形资产的扩展性和协同效应等特性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演变的结果，体现了规模经济，最终有利于消费者，并不意味着竞争政策出了什么致命的纰漏。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市场的开放准入，让新的玩家随时可以进场搅动现有格局。这就需要监管者对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足够宽容，避免陈腐的法条和保守的官僚体系将它们扼杀在摇篮中。

本书基于无形资产分析框架给出的这些制度建议颇有力度，不是小打小闹。这样的深层次改革要想成功，先是要克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之后还要防止引来寻租性质的游说甚至腐败。推行改革要求政治家建立广泛的受益者联盟，并敢于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

法国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证明，忽略政治维度，单从技术官僚思维出发，推出所谓“科学理性”的政策，可能会被政治浪潮所反噬。摆脱寻租行为则需要提高国家能力。强大的国家能力不只是关乎征税和维持秩序，还要求行政体系能够公平合理而又精准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履行监管职责。

最后，合适的制度只有搭配良性的文化方能顺利运行。明文规则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决策场景，总有一些时候要有人来行使自由裁量权，此时不成文的规范就是防范不良决策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在文化环境中酝酿成型，社会中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和互惠，上面说的全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可否认，完成这一切工作的难度很大，但是向无形资产的转型不可能也不应该逆转。要继续前行，为无形经济创造更健康的未来，这些想法无疑值得认真考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韩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