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陷入虚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李欣茹，编辑：秉风‍‍‍‍‍‍‍‍‍，原文标题：《李欣茹丨农民的生活，被击穿》，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笔者于2022年7月在潮州市A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感触最为深刻的是其村庄工厂化、乡土车间主任以及家庭工人所凝聚成形的生活有序景象。A村共有户籍人口5000多人，常住人口2500多人，距离“中国玩具制造基地”的B区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目前，全村一半的家庭都有人从事小型玩具的手工组装，有村民表示“只要是闲着的人、有空闲的时候都会干，流动性也大”。每个自然村均有一个“专班”，规模在3～4人及30～40人不等，主要是在小老板（“乡土车间主任”）家中或者租借的老宅中集中作业，是以计件的方式为村民结算。A村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包制在村庄发挥的生活治理意义。

农村生活的去生活化

“生活”这一名词释义中的一种指的是衣食住行等方面各种活动，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农村生活似乎在逐渐的去生活化，主要表现为商品化和去农化。

其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家中60年代农村出生的奶奶经常会讲起她年轻时候的故事，她是什么时候学会做一日三餐的、她是怎么上山割草喂牲畜的、她是如何织布做鞋做衣的、她又是如何处理家中公婆妯娌姑嫂之间的关系的等等。

在2022年热播剧《人世间》中除了能体会到时代变迁的家庭烙印，同样也能看到“织毛衣、烤炭火、抢猪肉”的浓浓人间烟火。这些生活场景充斥着物资匮乏和辛勤劳累，但也展现了生活的充盈丰富和价值意义。伴随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使用，社会分工下的工厂批量化商品生产，使得价格低廉和做工精良的商品进入乡村社会并逐步取代“厚重的毛裤棉被、针脚粗糙的鞋子”，现如今“手工”已成为一种稀缺。人们一边享受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琐碎事务的解放，而另一边似乎也察觉到一种叫做“情”的东西在逐步充满疏离感和陌生感。

其二，农村生活的去农化。引用中山大学博士生崔昌杰在《农民，不敢生病》一文中写道的“农村生活逐渐呈现出一种去农化”。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农业机械的推广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析出，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是主动或被动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而另一部分留守乡村的老人、妇女的闲暇时间被客观性延长。

同时，伴随国家资源下乡，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环境卫生整治在迎检的压力下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其中猪圈、鸡圈、菜园等“非美观性副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使得原先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和打理的村庄建设和家庭副业渐趋剥离出农民生活，无形中进一步拉长了农民的闲散时光。

无论是艰苦岁月还是辉煌年代，生活的旨趣总是由过程感、在场感、身体感和参与感所组成，现如今某些曾经的习以为常已成为偶然间捕获的“趣味”和“体验”。特别是农村慢节奏的生活，需要为其保留一些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以便填充。

农村生活被击穿

当农村生活去生活性之后，村民会有怎样的闲暇方式呢？中部地区两个村庄之间的无意义感和表面喧嚣的对比，将会展示农村生活被击穿的一面。

笔者多年以来，对于少时某一场景至今记忆犹新。笔者村庄位于中部省份，将近2000人口、治理体系完整、经济水平中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十多年前，当笔者背着书包去县城高中上学时，总会路过坡下面的一户人家，那位60多岁的爷爷总是坐在家门口，拐杖倚在一旁，颤巍巍、双目无神地望着道路，一天又一天，尽显垂垂老矣！那时，心中唯一的想法是“等我以后老了，绝不能像这位爷爷一样在门口一日复一日地坐着”，它是一种深深的恐惧！

十年后的今天，村庄中仍有一些高龄老人，天天坐在家门口，数着过往的人群和车辆以打发着时间，似乎在等着某一天的到来。每次路过，总是会注意并希望他们眼中的精气神莫要逐日暗淡。在欠发达地区的小亲族村庄，竞争性文化是主流并且父代具有强烈的代际责任，崇尚极度节俭的自我剥削，因此当人们老去时，这种自我剥削和低需求性仍会延续，“我能吃到嘴巴里、喝到嘴巴里就行”，可能子女们“能活到人头前”（意指：在生活水准上能排在村庄前列），就是最大的面子满足和心理慰藉。

另一件让笔者记忆深刻的事情是：某天跟随父亲去隔壁乡镇的一个村庄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奶奶，礼俗上我应该唤作“姥姥”。当我们在屋中寒暄时，姥姥的老伴拿着药回来了，当时正好有另一位老奶奶也在。这位老奶奶叮嘱姥姥说，“你在吃药的时候，要同时在嘴巴里说，感谢（某位）上帝赐予的药，让我的病赶快好起来”，可是这药明明是用钱买来的呀！同时可以看到的是，房间里北方大土炕的墙壁上贴满了外来宗教的“画”。

与这一村庄静静等待时间流失和意义世界被动侵袭的景象不同的是：另一村庄的热闹喧嚣……

2021年暑期，笔者在湖南某一村庄调研，发现当地的“茶馆”非常盛行。这种茶馆实际是麻将馆，总共有7～8家，一般一家有十张桌子，少的话有2～3张。不同的茶馆收费不同，每人每天5～10元，营业时间是上午九或十点到下午四点。一般情况下，村民在茶馆打牌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会在茶馆中买泡面、八宝粥、面包等充饥，离家近的人会直接在家端饭过来。

中青年人一般会打5/10/20元一局的，60岁以上的老人会打1～5元一局的。村民表示“10元一局一天的输赢是1000～2000元。一般一天输200～300元不会心疼，若输1000元会恼火，其中40～60岁的女性是打牌的主力”。这一情形与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在《赌博正在摧毁农村》一文中描述的相似，整个村庄是以消费型享受和娱乐的氛围为主。实质上，这种表面喧嚣是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的虚无，是感官上的刺激，并未给生活产生任何的正向回馈。

农村生活的再组织化

农民生活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农民闲暇时间的组织化，有助于保持家庭和村庄的稳定秩序。在A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发包以“专班”的形式将村民组织起来，其意义在于：

第一，为社会交往提供载体和场所。这些家庭工人，是以女性为主，包括老人和中年妇女，其中不乏许多70岁的老人，只要身体康健均可胜任。许多技术含量极低的玩具配件组装被直接带回家中进行生产。专班老板表示“老人家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因为计件，也不用着急赶工，比呆在家里强”。

第二，灵活可支配的现金收益与自身价值的认同感。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家庭发展属性和生命周期往往使得家庭选择将有限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集中于更具潜能的子代学业方面，而在此过程中生产力弱化的留守老人和妇女的个人价值和需求便会被边缘化，长此以往家庭政治会在成员权力互动中潜滋暗长，因此灵活可支配的现金收益是非常关键的权力增长点和价值获取处。

玩具组装工作，一般是采取日结的方式，满足现金需求。据老板介绍“一位65岁阿婆，手脚快一点，每天工作7小时，可以赚到40～50元”，足够老年妇女的日常开销。而对于在家女性来说，“做点手工，买个衣服、给孩子买零食都不需要伸手向别人要钱”。

第三，填补家庭教养中的劳动教育。如何科学有效的进行家庭教育成为困扰诸多陪读妈妈的难点。在A村的专班中，经常会看到小学、初中的孩子暑期在其中组装玩具，或者是由母亲带回家，与孩子一起做，同样是按件为孩子结算劳务费。在这一劳动教育过程中，直接的效果便是尽可能减少孩子被现代通信工具中的网络视频和游戏裹挟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孩子基础能力的底色训练，核心在于将付出与收获之间关系的具象化，来潜移默化培养其同理心、意志力和自控能力。

基于此，想要继续思考三个问题：其一，农民村庄社会的生活性。相比于城市居民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在众多为子为孙的农民生命周期中，并未有足够的家庭资源供给其培养所谓的“兴趣爱好”，那么，其年老时最大的依仗是家中的一亩三分、菜园子、鸡鸭鹅、成器的子女等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观念。

其二，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什么？2004年2月，服务型政府被首次提出，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尽管我国的公共资源日渐丰盈，服务型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是村庄建设的资源供给者，但一定不是包干者。

其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乡土调适性价值。农村中有大量留守老人和妇女，实际在市场经济中，其劳动力变现能力几乎为零，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可以通过其低门槛、灵活性等特点，盘活乡土社会和农民生活，这其中关键在于需要服务型政府发挥统筹能力以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适应性布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李欣茹，编辑：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