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成为姐姐：新的困境与抗争脚本

随着二胎、三胎政策陆续颁布，部分传统独孩家庭“接男宝”的执念浮出地表。一些00年左右出生的女性，在“成人时间”里迎来了年龄悬殊较大的小弟。在弟弟的成长过程中，她们突然被冠以“姐姐”的身份，也陷入“如何做姐姐”的心理困境。

站在二十岁出头的人生节点，她们仍被作为“孩子”裹挟在家本位的经济共同体中，却又“被要求”成为那个不被包容的“家长”角色。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然具备高等教育知识与独立意志，却在新的家庭结构中历史倒退般失去了话语权。

想从原生家庭“出走”的她们，在上演着怎样的对抗脚本？在突然加剧的观念分阂和尴尬的姐弟关系里，又做出了什么选择？

以下是四位来自不同家庭的00后姐姐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她们尝试从“姐姐”的身份中抽离出来，去重新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父母的关系，以及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困顿。从这些故事中折射出的代际问题、亲子关系与经济尴尬，是许多年轻人普遍的困扰，也是女性处境的多样反映。

困惑：成为“姐姐”

2018年秋天，18岁的文纯看着婴儿床上酣睡的弟弟陷入了一阵茫然。这是弟弟出生后的第三个月，可她依然对她面前的这个“人类”感到陌生。一如一年前，全家人欣喜地向她宣布家里将迎来新成员时她的茫然。

从妈妈怀孕中后期开始，亲戚们就对文纯说：“你要有个弟弟或妹妹了，真幸福”。可她依然很难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产生情感和期待，也不愿意去想象ta出生后，新的家庭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独生女”的设定在她身上运行了18年，现下她不知道该如何适应姐姐的身份。

弟弟的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像父母说的那样，为了有个亲人在未来陪伴自己？还是仅仅因为在二胎政策放开后，想乘政策的东风凑个“儿女双全”？她甚至能想到狗血的电视剧情节——自己患了重病，家人为了救自己或早做打算，所以才在这个时间点又生了一个孩子。总之，她极度困惑，自己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姐姐？

18岁的她还没法将这些细腻而“不和谐”的思绪清楚地表达，也怀疑过自己的迟钝和懵然是否出于自私和冰冷。好在文纯的家人并没有在这时要求她为弟弟做些什么，这份困惑没有演变成更大的排异反应。

尽管如此，她也并未能度过一个平缓的适应期。前来看望妈妈和弟弟的街坊们，会特意跑到文纯面前开玩笑：“你爸妈生了弟弟就不爱你啦”，或是提醒她“可不要欺负弟弟”。在家长们的交谈中，他们透露着对文纯父母“生了儿子”的恭维与羡慕。更有甚者，会一边抱起弟弟，一边推开在一旁的文纯。这些微妙的反应连同“怎么做姐姐的困惑”，让文纯感到无所适从。

同样是18岁那年，万枫雁在成为姐姐之后，降临在她身上的“任务”似乎更加明确。那天，她正从深圳某高考考场独自步行回家，准备告别坐立难安的考生时代，走向老师家长口中的“自由新生活”。

也是在这一天，万枫雁的妈妈辞退了家里的月嫂，那时弟弟还不到一岁。万枫雁反应过来妈妈辞退月嫂的意图，“意思是后面就要由我来充当这个角色了。”作为被高考解绑的“闲人”和唯一的姐姐，母亲似乎没有理由不节约成本，请姐姐一起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同时减轻她的负担。

原初设想的考后轻松的生活，转变为无法言喻的沉重与失语。她重复着莫名而来的清洗婴儿用品和喂食弟弟的任务，心头涌现着反复咀嚼过的一段回忆。

在高三一模的家长会结束后，爸爸罕见地拉着她在教室过道“谈心”。之所以说是罕见，是因为在整个上半年，即将迎来“儿子”的父母不曾对她的学习生活有过任何关心。这次的“关心”，却是爸爸单方面向学习任务繁重的万枫雁倾诉生意上的烦心事，并毫不修饰地泼出积压许久的失意情绪，以求她的“关心”。

“难道我就是他们的情绪垃圾桶吗？”

即便是在弟弟出生前，万枫雁对于父母的主动关心亦不熟悉。她还记得，小时候某次冻伤耳朵后，父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嫌弃与责备她：“这么丑，别出门丢脸。”从小，父母对她的忽视如频繁的阵雨般伴随着她的成长。

虽然是女儿、是孩子，但万枫雁习惯于做一个成熟、强大的女儿和孩子，包容父母的情绪。当父母因为琐事吵得不可开交，或是在妈妈崩溃的时刻，她会识趣地出门离开，给作为全职主妇的母亲一个独处的空间。

在这种关系的长期错位下，尽管万枫雁对母亲的决定感到不适，她还是选择沉默与承担。而她优异的成绩单，在一定程度上为父母“免责”，以致他们从未反省过自己对待万枫雁的方式已对她隐隐地形成伤害。

随着年龄增长，万枫雁从“忍耐”过渡到有意的“抗拒”。几次升学时，她主动选择了离家比较远的住宿学校，让自己和课业、书本呆在一起。“我觉得学习是一个能让我摆脱家庭的途径”。

在万枫雁承担起“月嫂”的工作后，她随之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孤立和霸凌。“他们有什么好东西，会先紧着弟弟用。我连碰一下茶几上摆着的点心的资格都没有，说是全部要留给弟弟吃。”一旦她表露出“也想吃”“别偏心”或是不满的情绪，换来的是父母的冷漠呵斥：

“你怎么一点都不包容啊。”

“不管你怎么想，弟弟一会儿哭了怎么办？”

“不会让着小的吗？”

“你这也太敏感了，想法出问题了。”

……

随着弟弟长大，万枫雁意识到，这些并不是父母为了平衡家庭关系所甩出来的套话，而是重锤在她身上的情感剥削和牺牲指令。有一回，她听见父母在房间里偷偷谈起她：“都是姐姐了，怎么还有这些毛病”。

“姐姐”这个突入其来的称号，对于本就在隐形对抗与倒置关系中长大的万枫雁来说，成为了她不被尊重和不公平对待的借口和背书。父母需要她不在场时，她就是任人摆布的孩子、没有思想和情感的女儿；需要她在场帮衬时，她又变成了肩负重任的家长、必须对弟弟负责的“姐姐”。

僵持：隐去“自我”

生活在上海的00后钱羽林，在她11岁时成为了姐姐。据她母亲说，弟弟是意外怀孕的结果，家里老人劝说她女儿能帮着带二胎，再生一个也无妨，于是决定“超生”下弟弟。

父亲的缺位让钱羽林的母亲承受着“丧偶式育儿”的压力。十年来，只有在外人说起“你命真好，儿女双全”的时候，母亲操劳的脸上才会泛起些许的容光。

弟弟出生后，母亲的情绪变得更容易失控，或总是会无意识地将她和弟弟进行比较。有时，母亲脾气上来的时候，会一巴掌呼到两个孩子脸上，或是直接对钱羽林说：“你还不如弟弟做得好”，“今天弟弟的表现比你好太多”。

“我每次被这么说，给我感觉像是他们一个号练废了，又开个小号重练。”母亲对钱羽林的情绪发泄，和被强加的与弟弟的竞争关系，都让她感到压迫和紧张。久而久之，她对家庭的认同与归属感逐渐被粉碎。

弟弟也无法豁免于比较话语之下的打击。当弟弟考试成绩差、不肯去上兴趣班时，也常常遭遇“不如姐姐”的批评。弟弟的“超生”曾导致家里几口人失去了在上海落户的资格，这是母亲最大的心结，也是她时常表现出厌恶弟弟的主要原因。

看着“也很可怜”的弟弟，钱羽林心生同情，想在家庭关系中再做一点努力。但现实却逼得她一再后撤。有一回，发火的母亲定是又想到“超生”弟弟的代价，于是冲着什么也没做的弟弟吼道：“事情搞砸都是因为生了你”“我就不该生你”时，钱羽林上前阻拦和说理，却被母亲用一句“关你什么事，这又不是你的孩子”怼了回来。

这句话让钱羽林感到父母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疲软。比较话语背后，既是母亲对子女的控制，也是母亲无法自由切换成年姐姐与幼年弟弟之间的状态；既忽视了长女的需求与处境，亦为母亲无法适应现状的教育幼子的方式找补。

在弟弟出生后，父母也改口叫她“姐姐”。成为姐姐的年纪，正是在钱羽林自我意识萌芽与成长的阶段，但她因为“姐姐”的身份，而感到“自我”在家庭位置中逐渐丧失。

这让钱羽林想起《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由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在父母双亡后几经纠结，最终还是为了抚养小20岁的弟弟选择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网上，钱羽林也看到不少非独姐姐在亲缘关系中被动“牺牲自我”的状态：每天被弟弟打扰做作业的姐姐；需要时刻安抚、讨好弟弟情绪的姐姐；农村家庭里为了给弟弟备彩礼，耗尽了半辈子的积蓄的姐姐；承担全部养老压力的姐姐......

尽管被无形比较、被要求配合的不适无法言明，但这些经验让钱羽林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感受正处于自由的反面。加之目睹了母亲“丧偶式育儿”的全过程，和许多二胎家庭里的成年姐姐一样，她本能地警惕参与任何育儿工作。

钱羽林坦白，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是对“伏弟魔”的警惕，还有对情感与责任的不堪承受。

她想起几年前，和还没上小学的弟弟在街上玩，不小心把他的手拉脱臼了。“我好像不太适合跟小孩相处，没轻没重的，可能会带来莫名其妙的伤害。”

当时的钱羽林特别怕家长说她是“恶姐姐”，害怕被陷于不义之地，又因“伤害”已经发生而无法辩驳。尽管家里人并没有过分地责怪她，但负罪心理还是给钱羽林造成了很大阴影。

就如我们曾试图理解父母过失的话语“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一样，钱羽林也曾疑惑，“没有人教我怎么做姐姐。”她既是在警惕自己作为“家长”的权力，也呈现出了家庭氛围中“爱的教育”的缺失。

她的做法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在经历为家庭关系努力而屡屡挫败，并且无人愿意理解这份努力的无奈过后，她意识到任何举动都可能导致像“一滴牛奶滴进了墨水池”的绝望。因此，她宁愿任由家中的“语言暴力”和“互相伤害”频繁发生，因为“反抗”或许是在为自己反抗的东西添砖加瓦 。

钱羽林说，她将在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至少是在物理空间上和家庭保持距离吧”。

凝视：代际之间

文纯则是希望通过一些小的改变来争夺“自我”。

一年前，她刚上研究生时，染了一头鲜亮的绿发，骄傲地将自己的形象改变展现在母亲面前。未料，在和母亲视频通话时，她被妈妈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样子太难看了！”

“趁没几个人看到赶紧给我染回来！”

“把你朋友圈发的染发照片全删了，你不嫌丢人吗？”

“你的导师看到后，一定会后悔收了你。”

“你从小到大，只有研究生这个身份让我骄傲。”

“内心真正丰富的人，不会搞得这么花里胡哨。”

“如果这段时间哪个男生看上你了，只能说他脑子有病！”

在一旁，上幼儿园大班的弟弟听到了妈妈声嘶力竭的喊叫，看到她手机屏幕中的姐姐，凑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的头发好看。”

果不其然，妈妈立即把所有的气都发在了弟弟身上：“你要是喜欢这样的女生就完了！”“学什么都别跟你姐姐学！”妈妈按着弟弟的头，让他再仔细看手机频幕中姐姐，“你还觉得好看吗？”“你真的觉得好看吗？”

面对这样的羞辱，文纯简直像被万箭穿心。

她试图理解母亲这般“控制”的话语背后，是母亲不易的成长环境。在和母亲的聊天中，文纯了解到妈妈是外公婚外情的结果，从小就需要面对传统大家庭中的种种冷眼。又因为外公去世得早，不得不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养母一起生活。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化身成她对稳定家庭的热切渴望，很早便步入了婚姻，过上了被世俗认可的“幸福生活”。

文纯的母亲不允许事情“失控”，在她的“打造”下，文纯的生活环境中一直饱含着温馨的基调，她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用备受宠爱来概括。在弟弟出生后，母亲也极力避免着“重男轻女”的危险，尽管忙碌与疲惫，也把文纯的需求看得很重要。

但与此同时，母亲也不能接受这个“幸福”家庭中归顺的女儿有任何“出格”的行为，她时刻都充当着文纯的“第一凝视人”，对她的外在装扮、社交形象、言行举止存在诸多不满。

文纯和很多独生女一样，面对着家庭中上一代人的管束与凝视。不一样的是，又因父母着力于给弟弟灌输陈旧的理念，让她再次感受到，自己被放置在“少数人”的情境中，需要花更多力气与“旧人类”抗衡。

暑假回家的时候，文纯穿了一件短款吊带。进家门的一瞬间，在客厅玩耍的弟弟表情从欣喜变成了停滞和困惑。“你穿这个衣服是流氓”，弟弟说完这话后，马上进厨房告诉了妈妈，但说的不是姐姐回来了，是姐姐变成流氓了。

某次，恰好父母同时值班。经常被父母埋怨不会做家务的文纯，因为帮弟弟调试洗澡水温费了一些时间，便被弟弟吐槽说：“你这样以后怎么当妈妈啊？”她哭笑不得，只觉得她需要面对的不止是家人的责问，还是一座装着几千年沉睡的旧铜烂铁的大山。说理会被当作家庭笑话，不说便会永远被隐隐地鞭挞。

文纯也曾将自己置于“无依之地”，试图用经济独立来堵住家里人的嘴。不过，在读书期间承受莫名经济压力的她，感到无尽的委屈，并察觉这并非属于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她也想过，躲在“独立”的躯壳下，是否也是在包庇和模糊父母的问题。而弟弟的出生，是否也让原本在这个阶段需要两代人共同面对的亲子矛盾变得失焦。

承担：父母的假面

刚毕业的吴情暂时没有和家庭“保持距离”这个选项。

离开大学校园后，她回到老家的一所学校做了科任老师。她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她说学教育的初衷是因为看到了父母的力不从心，感受到“教育”并不容易。

这份对父母的体谅和原本其乐融融、互相帮扶的家庭关系，让她从高中起便主动承担了大部分教育弟弟的工作。她说：“他们一共有三个小朋友要管，肯定也忙不过来。”面对顽皮、吵闹的弟弟，家人最普遍的做法是不耐烦地吼骂，或粗暴地阻止。“在教育这件事情上，他们比较粗糙，讲道理的事都是我在做。”

吴情喜欢从亲子类节目里搜寻适合弟弟的教育方式。16岁时，她从一档名叫《超级育儿师》的节目中学来了“熊孩子教养法”，每当弟弟犯错时，她总是遵循双方先冷静的首要原则，再询问弟弟这样做的原因，接着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弟弟做错了，最后再向弟弟表达爱意。在这样一套“科学严谨”的流程中引导弟弟更好地成长。

她的做法受到了父母和亲戚们的称赞与支持，弟弟也把大姐姐排在“喜爱的家人排行榜”里的第一位。“好姐姐”的人设由此得来。

学习优异的她在弟弟步入学龄期时，承担起了辅导功课的重任。弟弟上小学前，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学前资料和课外书，耐心地教他认字、背古诗。她骄傲地谈起，“他去读书的时候，在班上是很厉害的”。

上学以后，那些对中年父母来说显得“为难”的课外实践作业、英语任务、PPT制作也大多由她和弟弟一起完成。她的有效陪伴遮蔽了父母的“放任自流”，也加大了父母和弟弟对她的依赖。

这种依赖在吴情上大学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父母会时常电话询问她弟弟学习上的决策，弟弟也因缺少合理的引导变成了所谓的“问题儿童”，不良的日常习惯常常惹得同学和老师恼怒。尽管她身处别的城市，却还是会为父母在教育上的乏力困扰。

这份承担背后，吴情做了不少妥协。在大学时，原本想深研教育心理学的她，在家人的强行要求下，选择了更方便找工作的应用型师范专业。这不是第一次吴情对父母的请求进行妥协，但确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委屈与不适。这让她开始重新思考家庭关系，回溯着其乐融融的温情往事背后潜伏的危险。

大二时，导师建议吴情出国交换一年，深造她的学术能力。她跃跃欲试，打电话回家询问父母的意见。在谈及费用时，她故意把十万模糊成了三万，小心试探着父母，却换来一句：“你以后反正也是当老师，没有必要出国吧。”

在她意识到自己的小心翼翼时，她说：“在说出三万的时候，我大概是在怀疑父母对我的爱。”吴情的家庭在当地算是小康，并且刚有了一笔数额不小的余钱。

吴情越来越感到父母的观念就像设定死的程序。童年时，她偶尔听到妈妈跟隔壁邻居说：“我们家吴情哪都好，要是能再带一根小鸡鸡就好了。”随着年纪长大，父母说：“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个人嫁了。”在她与父母袒露感受不到家庭对她的关心时，爸爸也只是冷冷地说她一点都不大度......

在这道父母盘算好的“高性价比”的程序里，并没有乖巧听话的她释放欲望的空间。

临近她毕业那一年，弟弟总被“请家长”，父母的解决方式依然是“随他去”或“那能怎么办”这般粗暴。大学毕业后，吴情回到老家，她觉得自己被困得更深了——既然父母都不管弟弟，那她还管什么？但她要是坐视不管，将来是否会有更大的烂摊子等着她去收拾？为什么从生育的选择，到陪伴与教养，父母都能够如此不加思考？父母累了，她还在焦灼着。

吴情渐渐觉得自己的存在更像一个工具人。

弟弟出生后，姐姐离家前，父母在“新仇旧怨”的交织下破绽百出。隐忍的女儿痛苦过、尝试理解过，在长久的压抑中挣扎与蓄势。她们的认知水平早已超越了原生家庭，但现实的肉身却仍被困在家庭的规训之中。

反抗：买一间自己的房

另一道给吴情设定好的程序，是她需要靠自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间。

她回忆起从小的经历，她似乎从未真正拥有过一间自己的房间。小时候，吴情父母吵架时，总是爸爸留在家里，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去住宾馆。从那时起，她察觉到这个房子并不是随时欢迎自己，也并非时刻能容纳妈妈。这种不安全感一直贯穿在她的成长中。

大二暑假回家的时候，爸爸站在吴情的房间门口，当着妈妈和妹妹的面，漫不经心地告诉她，这间屋子得用作弟弟的婚房，转头就和妈妈商量该如何重新布置房间。爸爸的口吻就像是一种理所当然。吴情很困惑，那时弟弟才7岁，为什么能不加询问又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房间安排出去。

在弟弟出生后的某一天，她偶然听到父母在客厅讨论给儿子买房的事情。在她看来，父母在弟弟教育上“摆烂”的根本原因是家里的钱最终都会留给他，“他不愁没有活路”。意识到这点后，她没有一天不想要搬离这个将她排除在外的家。

她也曾在毕业前后问父母能否“借”点钱给她凑首付，但不出意外，父母只回了一句：“你一个女孩子没有必要买房吧”。

后来，弟弟快上初中时，家里认真盘算着给他买房的事。吴情好心建议，告诉他们哪里的学区房更好。父亲听后却误以为她觊觎家庭的钱，生气地说：“你就这么心急！就这么惦记房子！”。在此之后，吴情彻底心寒。她明白了，她不仅不能向父母“借”钱，并且没有任何资格对如何支配这些钱发出一点的声音，即使这个声音是在为这个家考虑。

“面对未来，我再也不能那么敢想了。”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认清家庭不会提供给她充分的物质支撑。即使不愿比较，她明白所谓父母于孩子“无条件的爱”也不是给予她的。

“要强”的吴情很少在言语上与父母直接对峙，她希望主动改变。这段时间，她频繁在小红书上刷到“女孩一定要婚前自己买房”的帖子。帖子中会描述婚姻和他人的不可依靠，也会呈现拥有自己的房子所能带来的安全感。

吴情认同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她此时此刻能做出的最大的反抗。

令吴情加深对买房的迫切性，还来自于左邻右舍对到了适婚年龄的她的指指点点。在老家保守的熟人环境里，不乏隔三差五给她介绍相亲对象的人。“在我们这样的地方，走最传统的路，就是最晚二十七八岁得结婚生孩子。”

她接着说：“但我就算走最传统的路，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对方一听你家里三个孩子，还是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的组合，肯定就都懂了。大家都是现实的。”面前的困难越多，靠自己买一套房的执念就会越强烈和越正确。

但很快，她需要再次面对最关键的难题——钱从哪里来？拿着县城新人高中老师的工资在短期内买房几乎是天方夜谭。

如今，社交媒体上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追求与展演，似乎在以“解放”为名的外壳下，制造着新的规训。这让吴情这样处于经济尴尬期的女性，一边在精神上自强不息，一边在行为上回应着旧的秩序。

兼顾：双重围困

万枫雁与家里关于“房间”的拉扯是另一种矛盾的叙事。

由于深圳租房费用高，家离单位距离又近，万枫雁在成为外企程序员后，依然和全家人住在一起。但她的房间常年被堆满弟弟们闲置的婴儿床、婴儿车、还有各种杂物。她询问过这些东西能否挪开，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就放在这里也不碍事”。

家人漫不经心的回复总是叠加在旧的伤口上，挑战着她的忍耐限度，也一点点压缩着她的空间、时间与欲望。尽管程序员的工作让她很快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但父亲的生意在疫情冲击下出现了很大的财务危机，焦虑的全职主妇母亲也在高频的情绪爆发中走向崩溃。

意料之中，万枫雁的经济能力是父母解决问题的来源。

“打点钱给老爸缓缓。”

“借你点钱给弟弟交学费。”

“家里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我们现在有困难了竟然都不帮助下吗？”

“你是家里的一份子，现在不伸手拿点钱出来吗？”

同处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屋檐下，父母借钱的“请求”像魔咒般包裹着万枫雁。在糟糕的现实面前，她需要兼顾家庭经济、个人发展和父母的情绪。

她一度感觉自己就像美剧《无耻之徒》中的大姐 Fiona，她从第一季到第九季都在料理家务、照顾弟妹、维持家庭生计，代替父母承担大家庭中一切责任。

万枫雁无数次在下班回家前，面对着公司卫生间的镜子平复怒气并打消恐惧。在这个公共的“私人空间”里，她操演着如何跟父母袒露这些年的委屈。但在脑内剧场外，她的真实生活无法建立起互相尊重的沟通。

直到最近，她才正面拒绝了家长“借”钱的要求，并和父亲长谈了她的理财观念。至此，父母才意识到万枫雁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摆布的小孩。

像万枫雁这样想要反抗的姐姐，不仅承受着数倍的压力，往往还因为过强的责任感无法立即挑选出最有力的抗争武器。事实上，成年之后，她们一边忙着和原生家庭做切割，一边又因为各种原因被拽回家庭关系之中，并因为拥有经济能力而需要兼顾所有家庭成员。

在被“孝顺”发配的规则下，也是在父母与子女天然的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姐姐们出于种种原因，选择顺从家庭的意愿。获得经济能力不代表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她们还在被动接受着社会观念和家庭氛围的双重围困。

姐姐们的处境就像她们在家里的位置一样——卡在中间。卡在父母和弟弟中间，卡在家本位价值束缚和个人本位追求之间，卡在新旧观念之间，卡在进退之间。

她们暂时还没法像钱羽林那样在物理空间上和家庭保持距离，也无法逃离家庭带来的心理创伤。在她们“成为自己”的关键人生阶段，身上还聚合着四面八方的观念撕裂。

她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争取一块点心和一间房间。

叩问：姐姐完全是被压迫的吗？

难道成为姐姐就一定意味着被剥削吗？是否存在另一种叙事的可能？

万枫雁谈起，弟弟的出生只是放大了她和父母之间原有的矛盾，她相信在其他原本幸福的多子女家庭中，存在不被剥削的姐姐。

而文纯作为那个看上去更“幸福”的姐姐，则表示身边的二胎姐姐们多多少少都有相似的被压迫的处境，但“关键看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她说，有些父母可能也并非有意伤害姐姐，只是两代人思维不一样。

文纯通过父母对弟弟的教育，重新认识并理解了父母的局限，或者说，这是在一种“再现”中看见了自己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当她获得了这种视角后，也开始反思自己在家庭格局变化中的做法，反思自己是否也曾作为“家长”把不对等的权力运用在了弟弟身上。

某次，文纯在对弟弟的顽闹加以情绪性的否定与吼骂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待弟弟的方式和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如出一辙。她感到恍然，受害者与加害者并存的矛盾感，终会迫使你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

承受着婚育压力的吴情，也能隐约意识到因为弟弟、妹妹的存在，部分减轻了她未来的养老压力，也规避了独孩家庭里“望女成凤”的压力。

但在现实如此糟糕的情境下，这算是作为“姐姐”的获益吗？姐姐的获益有像自己被压迫般，压迫弟弟的成长吗？姐姐需要因为这些“获益”如此反思吗？吴情不愿粉饰自己的困境。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姐姐的吴情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独生女儿”的时光。父母在她中小学的阶段，投入了比现在教育弟弟多出数倍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个总是和老师交谈自己学习情况的妈妈无法抹去，那个在灯下给她辅导作业的爸爸不是假的，那个在她童年时充沛感受到的和睦家庭和来自长辈的宠爱曾经存在过。那些原本已经被一次次争吵和伤害殆尽的温情场景，依然时常像走马灯一样，溜到吴情思绪的火堆面前……

吴情又想到妹妹的成长过程，这个家里的“小姐姐”总是沉默不语，父母对她不冷不热。吴情设想，也许是从妹妹出生后，家里老人陆续开始生病，父母的情绪变得易怒、烦躁，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也逐渐懈怠起来。

她无法想象妹妹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童年。而自己作为姐姐，是否也在无形中给妹妹造成了压力？当弟弟出生后，当她收获“好姐姐”的称赞时，妹妹是否感到落寞？随着这些追问，吴情对困境的理解逐渐变得丰富和多元，不管是压迫的部分，还是“获益”的部分，都是真实的。

不过，体认困境成因的复杂性是把双刃剑——这代表着一种超越家庭的视角，和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种视角也并非所有“姐姐”都得以获得。吴情能做的，是承认自己的困境和被压迫的弱者身份，并尝试看见母亲、弟弟、妹妹都处于某种困境之中。

即将出国的钱羽林则提起，弟弟的存在减轻了自己与家庭割席的压力。正是由于父母“练小号”的心态，解放了她对家庭的依恋。这是一种和“压迫”相生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也是弱者处境带来的力量。

在家庭外，钱羽林选择走到更广阔的田野，为弱势妇女儿童提供自己的公益支持，考取性教育讲师的资质在，教育传播中践行着自己坚信的价值。

从“姐姐”和“女儿”身份解放出来的同时，她有了对“女性”身份的再认同；从家庭的权力角斗场出走后，她对结构性的、更边缘的议题产生了兴趣和行动。

所以，姐姐们是完全被压迫的吗？没人能回答不同境遇中个体的感知与遭遇，但“姐姐”作为一种视角的存在，是我们叩问家庭的一种方式。

行动：如果可以改变什么

姐姐们还能怎么做？

谈起家庭时，这些卡在中间的“姐姐”除了会蜷缩起警惕的肌肉，也会向外舒张蕴含无数可能性的毛孔。如果矛盾与挣扎都源于意识到了“不对劲”，那么每一个“不对劲”都是重建自己世界的契机。

有关重建，万枫雁和钱羽林的做法很类似——接触心理学。万枫雁在一本叫 《不成熟的父母》（Adult Children of Emotionally Immature Parents）的书里发现自己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她在书中系统客观地认知了“有毒的父母”以及这类父母教育下的孩子。她在听心理咨询师洛莉·戈特利布的播客时，明确了可以投入实践并让自己免于再受伤害的非暴力沟通方式。

钱羽林则是报了一些线上的心理学相关课程，也常常进行冥想，从理论的高度到日常的维度，塑造自己不遵从家庭的人生。面对困顿的情绪，她喜欢阅读穿越小说，通过主角打怪升级的过程赋予自己能量，进而克服心理上的不适感。

如果可以改变点什么，她们首先相信自己可以超越家庭，也相信有办法能慢慢疗愈自己。

重建的过程也会影响她们自己对家庭、对父母、对婚姻、对生育的看法。钱羽林说：“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情感操纵的家庭，那么我能做的就是不把这种暴力传递下去，所以我没有生育的意愿。”

如果可以改变点什么，打破常规、抱持批判，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也是无比重要的环节。

如果说社会整体生育率降低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与观念转型，那么做出不生育决定的非独姐姐则是切身感受到了育儿难题与母职剥削。当然，也有“姐姐”觉得自己既会因“卡在中间”的位置尴尬一段时间，也会在未来获得中间人应有的自由，钱羽林在补充不生育原因是就说：“父母替我完成了生育指标。”

万枫雁则不同，“一开始的时候我很赌气地觉得我千万不要结婚生小孩”，但现在，她倾向于期待自己有一个幸福家庭，因为她相信“他们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深”。

她在谈起生育观的时候也提到自己的母亲。在跟随心理学书本和播客练习了如何与家庭对话后，她终于向母亲袒露了内心对家庭中不公的怒愤，和长久以来承受的压力。不曾想到，在短暂的争辩后，母亲竟意外地向她道了歉，并哭诉了自己从小到大的不幸遭遇，向她表明伤害她并非自己的本意。

万枫雁感受很复杂，作为女人，她能共情另一个女人的遭遇。但作为女儿，她还没有想清楚这是不是一个能让她忽略自身痛苦的理由和担待。“难道你和我道歉后，我的痛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如果可以改变点什么，和母亲沟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过程。

接受母亲并非天生就会爱孩子的设定，似乎能让身为女性的姐姐好受很多。文纯就是在认清这一点后，减少了对母亲过分的苛责和对被理解的强烈渴望，不再试图去说服和改变父母。这让她在家庭关系中游刃有余了许多。但在这个阶段，她也不愿完全将原生家庭抛之脑后，至少，她不希望放任自己的弟弟变成一个“旧人类”。

可文纯需要对抗的东西太多了。家人亲戚会带头在酒桌上说黄段子，大众文化会引导弟弟去欣赏大胸细腰白幼瘦，身处时代局限中的女性长辈们在为他“示范”着女人的温良恭俭让，还有无处不在的建议：“男孩子就是不能哭”，“你又不是女生，你居然还穿粉色”，“男子汉怎么能只吃这么点饭呢”……

文纯只能在弟弟对寸头女生发出惊叹时，告诉他女生不一定是长头发的，长头发的也不一定是女生，女生可以选择成为任何自己喜欢的模样，男生也一样。当弟弟躺在她身上，扭扭捏捏问她面前两坨像山丘一样的肉是什么的时候，她会大声告诉弟弟这叫“胸”。“其实他早就知道，只是有耻感，而这种耻感又很容易滑向遮遮掩掩下猥琐的猎奇”，文纯说。

像文纯这样经受过女权主义启蒙的“姐姐”，会有意识地给弟弟买绘本，做性教育，带他们看纪录片，看不同的女性力量，弥补父母教育中缺失的部分。在家时，文纯会让弟弟来看自己化妆，也给弟弟化妆，和他一起创作。

她希望自己能为另一位或几位可能存在的女性，比如弟弟未来的女同事、女性朋友、以及或许会存在的女朋友、妻子和女儿做点什么，就像每个人都在做着最小单位的努力。

文纯心里明白，性别观念真正的树立，是在于他何时将目光放在身边的女性身上，真正地去理解和进入她们，理解和接纳人和人的差异。这个“她们”，包括他的妈妈、奶奶、姊妹、女老师、女同学、银幕上不同的女性角色……当然这种目光得是真切的、诚恳的、平等的。

她会在弟弟幻想自己未来婚姻的时候，不自觉地站在那位尚未出现的女性身边。如果他喜欢男孩，也会得到姐姐的支持。

想到这里，文纯脑海中突然浮现了自己染绿色头发之后，未经妈妈引导时弟弟开口说的“好看”，一股暖流贴着背滑入心底，她知道那是因为弟弟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接纳她的尝试。

但即便是有一个人在弟弟身边偶尔灌输着性别观念，文纯依然发现，根植于环境的厌女设置，或是来源于群体的男性偏见依然可以在弟弟身上横行霸道。

有一次，弟弟在学校亲了好几个女生，被女孩儿们的家长集体投诉。文纯父母得知后却只是说：“这是小朋友表达喜欢的方式。”甚至还在亲朋聚餐上把这件事当作他“从小就会撩妹”的笑谈。

文纯愤怒地驳斥笑呵呵的家长亲戚们，“如果是我的男同学莫名其妙亲了我，你们还会笑吗？这是性骚扰啊！”，但她心里知道他们不会懂，就连自己问出的这句话也是本不必要和迫不得已的角色代入。自己的一点努力或纠偏，在大环境的无视中总是容易顷刻崩塌。

所以她想，如果可以改变点什么，那就是尽情做自己，把自己和世界的多样性展现给这个“新人类”。

尽情做自己的本质也是将自己从“被迫当妈”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与其对父母的教育“亡羊补牢”，不如从父母的辖制中找到出走的脚本。在面对不满时直接表达意见，开掘出家庭生活的更多面向。

如果自己能够走出来，那么有一天弟弟也能走出来。

更关键的是，每个人都有ta度过这一生的方式。而姐姐们的这一生，是属于自己的绽放时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小吓，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