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频发，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饭碗”？

今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迪拜拉开序幕。就在人类还在为拯救地球的责任分担而争吵不休时——谁该出多少钱，谁需要跳出舒适区、改变既有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气候灾害却正以变脸般的速度接踵而至，不断刷新我们对于气候风险的认知。

就在今年，我国一次又一次饱受极端天气之苦，农业和农村更是首当其冲。从5月份河南小麦遭遇烂场雨，到东北五常水稻遭遇“雨洗禾花”……7月末华北暴雨更是一记警钟：62人遇难，34人失踪，8个蓄滞洪区启用，百余万人受灾。气象学家解释，这些极端降水事件未来还会增多，因为全球变暖使热带向两极扩展，过去几十年北半球热带的范围向北推动了约100公里，这对中国北方意味着气温更高、降水也更极端化。

对于农民来说，则意味着农时更难以把握了。学者调研发现，在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民应对旱涝等气候灾害时，由于缺少劳动力，往往会选择减少种植。此外，虽然我国农村已经建立起完整的救灾体系，但在面对破纪录的极端天气时依然捉襟见肘。气候变化让留守村中的老人、儿童、妇女和低收入者等弱势人群更加脆弱。

这些将对粮食安全、乡村发展带来何等挑战？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饭碗和家园？

在国际气候谈判桌上，食物和农业正在从边缘向中心位置移动。这是因为食物系统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一，而且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各地频发的极端天气等事件更是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这些信号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样的食物和农业系统才是安全的、有韧性的？

今年9月，食通社联合腾讯新闻《一起来唠科》，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象学家魏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政治生态学者刘娟和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刘杰，共同探讨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农民该如何应对？农村又需要什么样的气候适应策略、防灾救灾机制，使之能够避免气候灾害叠加而来的生存风险？

一、热带正在向两极扩展

孔令钰：今年夏季从华北到东北这一波暴雨非常惊人，想问问魏老师，这类大暴雨未来在北方会越来越常见吗？有人认为中国降水带在北移，也有人认为北方正在暖湿化，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魏科：从降水的变化情况来看，在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前后，我国北方地区非常干旱，超采地下水导致大范围地下水位大幅度降低。进入2000年之后，北方地区降水开始慢慢回归，雨越来越多，今年华北地区还发生了极端的暴雨事件。

乍看起来，确实像是雨带在向北方移动。但从科学上来看，这个情况实际上比较复杂，包含了好几层的变化。首先，北方暖湿化是否存在干湿的周期性变化？观察下来，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可能几十年干，再几十年湿，然后过几十年它可能又会变干。

其次，北方的暖湿化会不会是一种长期趋势？这个观点在科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全球变暖带来了热带向两极的扩展。根据一些环流指标的观测数据，在过去几十年里，北半球热带的范围向北推动了1°左右，相当于100公里左右。这个幅度比较小，但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北方原来比较干旱的区域，随着南方向北方的扩展，可能会逐渐变得多雨起来。

所以，衡量我国北方的干湿变化，可能就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长期的变化趋势，另一个是年代际的变化。在我看来，北方的气候变化是这两个维度相互叠加产生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如果我国北方温度变得越来越高，那反应在天气上就是“干变干、湿变湿”。因为温度升高以后，大气中能够容纳的水汽也就更多了，所以一旦下雨，因为水汽更多，雨就会下得更厉害；同样因为空气中可容纳的水汽更多，所以在干旱的季节，下雨就变得更难。造成的结果就是，北方干旱地区的降水，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稀少，尤其是在干季。

二、把握农时越来越难了

孔令钰：魏老师刚刚从气象学的角度说明了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北方的一些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那这些气候变化又会给农业、农民和农村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刘娟老师不仅参与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自己也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您觉得近些年的气候变化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有何反馈？

刘娟：无论从个人感受，还是从调研经历，我有两个层面的观察。

第一个层面是农民们对极端气候的直接感知和反应，包括暴雨洪涝、高温干旱，肯定都给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当然，在农民的日常理解中，他们未必会把这些跟专家学者口中的全球变暖、碳排放等知识性话语对应起来，但他们会有一些直接的感知。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得到了相关的数据佐证。在《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研中，问及“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时，我们发现自然灾害的影响是第二位，说明农民感知到的影响比较普遍，而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劳动力不足。

第二个层面，我们在各地的调研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农民过去在耕作时对节气农时的规律会有一定的掌握，但现在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农时变得越来越难把握了。当然，除了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外，这一现象也跟劳动力外出、农村土地流转、种植结构变化等等都有关。

比如南方一些地区之前种双季稻，人们对耕作的节律安排都很熟悉，但现在一方面气候本身的变化难以把握，有些留守在村的农民还要通过错开耕种时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等等，耕作的节奏明显被打乱了。

以前农民应对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时，会通过排水、灌溉等方式去做一些主动性的补救和改善措施，但现在很多集体行动动员不起来，很多小农户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会倾向于采取一些回避性的策略，比如他们会选择减少种植面积、减少种植种类、把两季稻改成种一季等等，这是现实中很多小农户的应对方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离农、去农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气候不敏感。对此，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去年，我是快年底了才有机会去到南方的农村，去了才发现那里的池塘都干裂见底了，当地很多晚稻都没有收成，场景触目惊心。但也是在当地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干旱，实际上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2022年的干旱情况非常普遍。

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是相对不敏感的，这当然有媒体报道上的偏差等影响，另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跟土地和自然气候的关系并非像生活在乡村的人那么直接。

当然，农民内部的感知也存在分化。不管是务工上学，还是说移居城市生活，外出脱离土地之后的农村人，他们的生计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因此他们跟气候之间的连接就不像以前那么直接了，或者说他们在脱离了土地之后，直接暴露在气候风险下的机会就变少了。

一个小农辛辛苦苦种几亩地没有收成，一年就全白忙活了，但城市里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别的方式把这几千元赚回来，所以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认知完全是不一样的，当下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可替代性形成了人们之间差异化的气候风险距离。

三、节水灌溉那么好，农民为何不接受

孔令钰：我们说暖湿化，给人感觉好像暖得很均匀，湿得很均匀，但实际情况可能是非常剧烈的。那么就在刘杰老师过去的研究经历中，当地的农民是如何去适应的呢？或者在您看来，他们该如何去预防和减少这一类气候灾害的冲击呢？

刘杰：适应气候变化，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避害，一个是趋利，目前强调更多的主要是避害。避害方面，西北地区采取的措施主要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自发型适应，比如干旱的时候就想办法抽水灌溉等等；另一个是政府参与的适应政策，主要包括农业保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我们前年做了一个案例研究，就是想看一看应对干旱的灌溉措施的成本有效性，包括传统的地面漫灌、渠道引水灌溉和现在倡导的节水灌溉措施。我们大概调研了几百户农户，结果发现，这三类措施虽然农户都有采用，但从成本效益来看，现有条件下最有效的反倒是传统的渠道引水灌溉措施。

为什么现在提倡的更加先进的节水灌溉措施反而不如传统灌溉呢？事实是，这种更先进的灌溉措施，其维护成本往往也更高，因此在当地的接受度并不高，以致没能发挥它真正的效用。这可能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挑战的问题，那就是怎么让更具潜力的适应性措施能够更好地落地，怎么把成本控制在农民可接受的范围，也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受益。

四、气候适应成本谁来承担

孔令钰：气象预报得再准，大暴雨该来还是会来，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农村本身的应灾能力。而应灾能力的提升，往往意味着气候适应成本的增加。我们在工作中也观察到小农户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增加的生产开销，这些成本该由谁来承担，又该如何分担呢？

刘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个特别完备的解决方案。大体来看，我觉得可能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农户为应对气候变化自发采取的一些适应措施，比如面对高温干旱，他需要增加抽水设备，抽水设备工作可能还要耗电等等，这些都需要小农增加成本投入。这种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自发性适应措施，其成本主要还是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的一种模式，比如政策性农业保险，目前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类是中央补贴的农业政策性保险，还有一类是地方补贴型的农业政策保险。中央补贴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主要包括以主粮为主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主要由中央、市级和区级政府承担，农户个体可能承担20%或30%左右。地方补贴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中央补贴保险的一个补充，其覆盖范围相对更广一些，保费的一部分也会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也是小农户在遭受农业自然灾害时减损的一种办法。

第三种情况，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等，属于高成本高投入，而且一般规模也会比较大，这类投入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成本。

位于河北滦县的三和雨顺农场。农户需要自费挖更深的蓄水沟，才能减缓近年愈加频繁和猛烈的暴雨的影响。图源：食通社

五、保险真的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吗

孔令钰：过去两年，食通社在做一个关于生态小农户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调研，其中就发现很多很好的政策在往下实施的时候，往往会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像刚刚提到的保险、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等，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力度是有大有小，存在偏差。这可能也跟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治理能力是高度相关的。

这里也想问一下刘娟老师，应对气象灾害造成的歉收等灾情，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应该如何补偿和由谁来补偿？

刘娟：刚刚提到关于气候变化引发灾害和损失的补偿问题，还有之前的适应成本分担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气候正义的问题。

像刚才刘杰老师说的，这个不只是国内，哪怕在国际上，目前也没有特别完备的一套解决措施和体系。比如2021年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的时候，很多代表方，尤其是发达国家，其实不太愿意去谈的一个议题，就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和损害”（Loss and Damage）赔偿问题。

直到2022年第27次缔约方会议，各国才就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一致，同意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遭受气候灾害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气候脆弱地区遭受的损失，究竟该由谁来出钱、又该如何赔偿等等，很多东西也没有讨论清楚，背后涉及各方的责任、利益、矛盾和政治意愿等等，非常复杂。

此外，我们提到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直接的损失比如农作物受灾、基础设施被破坏等等还比较好评估，但像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文化资产损失等间接影响就不太容易评估。这些都是问题，全球层面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说回小农户承受气候变化的损失谁来承担的问题，刚刚刘杰老师也提到了保险的问题。据有关研究和数据统计，目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有200多种，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农民对此是有疑虑的，比如保费的缴纳、保险的范围、损失的鉴定、理赔的额度等等，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很多农民交了保险，但最后遇到损失了却很难真正拿到他所期望的补偿。

此外，还有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小农的收益向来就低，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的保费本身就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所以人们投保的意愿并不高。一旦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加剧，小农户更可能选择的是减少种植甚至抛荒，而不是去买保险。而小农逐步退出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

所以，真正要处理好气候灾害与农业生产、赔偿之间的问题，可能需要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和系统性的政策方案，需要把宏观的政策层面跟基层治理进行有效的对接。

今年河南“烂场雨”过后，在地里发芽的小麦。虽然河南一些地区出台了针对这种雨后麦的收购政策，但都不高于每市斤1元。图源：食通社

六、常规准备不足以应对极端天气

孔令钰：这次从7月底到8月初的京津冀暴雨，能观察到不同地区的组织动员能力还是挺不一样的，请问刘娟老师，城市每年都有防洪演练，针对极端天气也有了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气候适应性社区等各种提法，那农村应该怎样来应对极端天气的威胁？

刘娟：首先，农村并不是没有预防灾害的机制。刚好今年我们有一批学生在河北的某个县长期驻村，他们很多人也经历了7月底的这波华北暴雨，也经历了包括从预警、排险、转移、安置以及灾后重建的全过程。应该说，农村有从灾前、灾中到灾后的整个应灾体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状态。据我所知，乡村基层现在关于各种防灾减灾的日常宣传和巡检等方面，其实是抓得很紧的，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灾害的预警、安置和保障的角度来说，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两委还是发挥了很大的组织作用的。现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在实行网格化管理，有所谓的一级网格员、二级网格员，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三级网格员。过去村里是分小队，有小队长负责，现在很多成了网格员。发生灾害的时候，动员、安置等等主要是由村干部和网格员分片负责的。此外，还有一些临时自发组织的救灾队之类的，也会有青年返乡开展清理、救助和捐赠的行动。

整体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技术和政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力量投入在做，农村应灾目前在物理上的、工具上的基本准备也还是有的，但在面对破纪录的极端天气时，这种常规的准备可能就会显得不足，人员和组织方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这跟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留在农村里的主要还是老人和儿童，以及较少一部分的留守妇女等，他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整体上更脆弱。

气候极端化事件频发，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机制去应对，就开始在接受它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了，尤其是那些气候脆弱地区。我觉得整个社会对气候变化及相应的影响的关注度还是不太够，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对这方面的介绍、科普也不多。

七、气候灾害让脆弱人群更脆弱

孔令钰：关于气候变化，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它会让原本脆弱的地区和人群更加脆弱。比如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以及农民、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等，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让这些弱势群体免于遭受气候风险的不利影响？

刘杰：2022年南方极端高温干旱事件，受灾范围较大，影响的经济部门较多，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留意到了这类现象。

在此次干旱冲击下，那些小规模种植粮食蔬菜的小农户，没有农业之外的兼业收入来源，原本是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但遭遇高温干旱之后，自己种植的粮食蔬菜减产，他们只能到超市里去购买，而由于超市里的蔬菜价格也开始上涨，因此他们不得不花比平时更多的钱。这部分人群中老年人受影响更大，这一场高温干旱确实让脆弱的他们变得更加脆弱了。

还有一些是种植果树的果农，在面对高温干旱时，他们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去购买灌溉设备，从长江抽水灌溉，最后果实只减产了10%，但也因此付出了更多额外的成本支出，比如抽水设备费、人工运维费，还有每小时约20元的电费等等；第二种情况则是没有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来负担这些适应成本的果农，他们遭受高温干旱冲击的结果是，果实减产率可能达到了50%~60%，忙活一整年成本都很难收回来，而且还需要未来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他们免于这种风险冲击呢？一个是已经提到的预报预警，需要基于社区或农村层面的多部门联动减灾救灾；另外，除了降低农民损失外，也可以“趋利”，农村地区相比城市的优势就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温度、降水等优良气候条件可以让农民充分发挥气候资源的有利一面，比如种植特色瓜果蔬菜。

气象部门正在做“气候品质认证”的工作，即某地在种植过程中温度降水特别适合产出优质瓜果蔬菜，就给予认证。通过认证，我们可以提高产出附加值，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增加脆弱地区和脆弱人口的收入，而不仅仅是把气候变化当成风险和损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嘉宾：魏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象学家）、刘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政治生态学者）、刘杰（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主持人：孔令钰（食通社项目主任），整理：王嘉欣，编辑：令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