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这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离世，舆论场难免出现“一个时代结束”的陈词滥调。这是一种俗套的文艺呻吟，基辛格的离世，对这个时代没有构成任何改变，它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时间节点，他本人也早已不位居世界权力的中枢。只是，基辛格活得太长了，这个百岁老人见证了时代波谲云诡的变迁，从中倒是可以细分出世界秩序的迭代与革新。

没有人预料到基辛格可以活到100周岁，参与准备基辛格讣文的《纽约时报》记者考夫曼甚至在2010年就已过世了。在最新发布的基辛格讣文中，《纽约时报》评价说：“很少有外交官像基辛格先生那样受到如此热烈的赞扬和谩骂。他被认为是二战后最有权势的国务卿，有时被誉为极端现实主义者，重塑了外交格局以反映美国的利益；有时又被谴责为放弃了美国价值观，特别是在人权领域——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的目的。”

这个论调与沃尔特·艾萨克森1992年出版的《基辛格传》非常接近。在这本书中，艾萨克森说：“作为唯一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欧式现实主义者，一位不受充斥美国历史的情感理想主义束缚的掌权人，他有时似乎完全无视道德规则。但他头脑清晰，一步步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平衡，保住了美国在越战后的影响力，最终也对冷战的结束做出了贡献。”“但基辛格以权力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和对国家利益的聚焦后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它对道德作用的过分忽略……基辛格作为政治人物所遭遇的挫折，作为一个人所引起的对抗情绪，都是因为在许多人眼中，他的地缘政治计算完全忽视了道德。”

《基辛格传》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朱敬文｜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9月

艾萨克森的《基辛格传》好评如潮，但他并非基辛格的授权作品。该书出版后，基辛格有一阵子没理艾萨克森，直到艾萨克森成为《时代》周刊的总编辑，基辛格在与其他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人应邀出席一次周年庆祝会时才打来电话说：“我说，沃尔特，连史上的30年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原谅你了。”

这之后，他们合作了一些项目，而艾萨克森在2005年《基辛格传》再版时的评价似乎温和了许多，他说：“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权力路线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一定担当的稳定框架，却无法获得政治图谱两端任何一方的持续支持，它与容许在民主氛围中进行持续国际接触的情感不完全相符，并往往因此而鼓励一种不健康的隐秘行为。不过，今天美国政界所面临的问题却可能来自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又太偏向理想主义这一边了？是否需要多注入一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技巧？”

基辛格显然珍视自己的历史评价。也就是在2005年前后，基辛格终于还是决定主动另找作者撰写传记，他最初相中的英国历史学家临阵退缩了，最终接过这个任务的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一个在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畅销书作家，但他一开始的反应也是拒绝。

他后来解释说，自己并非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当时有好几本书的合同……这些理由可能都不足信，谁都知道基辛格授权的传记将在全球热卖，版税会是天文数字。合理的推测是：基辛格过大的争议性不得不让知名历史作家爱惜羽毛——不论合同如何约定，在基辛格面前保持独立性都将带有悬疑。

得益于长寿，基辛格可以在92周岁高龄时看到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与《基辛格：现实主义者》上下两部书的出版（后者尚未有中译本）。弗格森花了超过10年写作这本书，他不点名地嘲笑既往的“基辛格传”引用文献太少，而他的数据库有8000种之多。资料翔实的确是这本书的优势，但它的缺陷是有太强烈的为基辛格辩解的倾向。该书导言的第一句话也暴露了弗格森的难处：“毫无疑问，现当代既受人敬重又遭人痛恨的政治家自然也包括美国国务卿，而其中没有哪个人比得上基辛格。”

《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英]尼尔·弗格森｜著，陈毅平｜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4月

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最值得称道之处是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这毫无疑问是基辛格外交成绩中最无争议的一项。即便远离决策中枢，他也与中国保持密切互动。他先后有100多次访问中国，在临终前4个月还来到北京会见高层领导人，表达中美非对抗的意愿。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将自己对中国的研判以及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和未来思考和盘托出。在近年出版的汉译图书中，这本书可归入尺度最大的一列，但即便谈论敏感话题，基辛格仍有着举重若轻的从容。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惟因其身份特殊，《论中国》中译本可以呈现在读者案前；而他的外交辞令，又能保证锋芒收敛于雷池之内。

《论中国》

[美]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7月

1971年的秘密访华能够成行，和中美当时面对同一个敌人——苏联有关，但中美在外交策略上的分歧，短期内仍难以消弭。《论中国》中提到，中国喜欢不妥协的对抗态势，美国在抵制对国际平衡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

基辛格在着手准备秘密访华的那几个月里，同时也在探讨是否可能举行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北京会谈举行在先主要是因为苏方想对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附加条件，而当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一经宣布，苏方就立即将此计弃而不用了。中国人当然很快就注意到了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都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几番言辞尖锐的评论。

这种均势外交的风格，固然是美国式策略，亦带有更多基辛格氏的印记。这为基辛格带来荣耀，也让他遭受舆论的审判。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纵横家，在与中国——这个后苏联时代成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的国家打交道的半个多世纪中，无论他的判断如何变化，却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论中国》之后，基辛格又撰写了《世界秩序》一书，在其中的一个章节，他因中国崛起表达出对东亚前景不明的思考：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世界秩序》

[美]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7月

基辛格在进入政界之前，是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他的研究能力在淡出政界后依然突出。一个为人称道的成就是，2019年，他以96岁高龄关注AI对全球演进的影响，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和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胡滕罗彻合作撰写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而他是第一作者。

这显示出他巨大的学习能力，或者也是基于身份的PR能力，但下面这段话应该代表基辛格的观点：（人工智能时代）与盟友和对手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进行探索，那么世界两大人工智能强国——美国和中国——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无论两国竞争的新阶段可能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竞赛。两国仍应该寻求达成一项共识，即不会同对方打一场前沿技术战争。

截至本书撰写时，这种努力与两国的公众情绪并不相符。然而，这两个大国互相对峙而拒不进行对话的时间越长，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发生意外，双方都会被其技术和部署预案所驱使，陷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机，甚至可能发生全球规模的军事冲突。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美] 亨利·基辛格 [美] 埃里克·施密特 [美]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著

胡利平 风君｜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5月

这段话可能比《论中国》整本书更能代表基辛格的真实想法，更少外交辞令。他内心深处，对中美两个大国的冲突始终心怀不安，AI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他的疑虑。

基辛格的均势外交遗产，在美国社会内部引发了不同的反响。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关于亨利·基辛格逝世的声明》中说：“亨利·基辛格始终以战略眼光和智慧来应对每个10年出现的新挑战。无论我是在其变革性的中国之行50多年后前往中国访问，还是在我们制定人工智能规则时，都在寻求他的建议。”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曾在接受采访时批评说，基辛格的失败是一个警世故事，他在总统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修复基辛格留下的世界。

二

奥巴马对基辛格的批评，也包括他在越战过程中将战火引向柬埔寨和老挝，造成众多平民的伤亡。类似的指控，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的噩梦。他离世后，在中国获得的正向纪念远远超过欧美。

且不说《纽约时报》毁誉参半的讣文，美国《滚石》月刊甚至发表了一篇纪念檄文，直接称呼他为“臭名昭著的战犯”（The notorious war criminal）。考虑到基辛格是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种认知与评价上的撕裂，就更显怪诞。

关于基辛格的此向批评，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2001年的著作《审判亨利·基辛格》是集大成者，部分中国读者或许看过与此相关的一部纪录片，名字也是《审判亨利·基辛格》。希钦斯指控基辛格“在印度支那、智利、阿根廷、塞浦路斯、东帝汶与其他几个国家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命令或准许军队残害平民，派人暗杀不合作的政治家，绑架碍手碍脚的士兵、记者和神职人员，让他们失踪”。在希钦斯的指控中，诸如种族灭绝、大规模屠杀、暗杀、谋杀等罪状一应俱全。

弗格森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一书的导言中对此有过回应，他说：“希钦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辩论家，但他的史学研究能力尚有争议。然而，他提到的每一桩案例都有现成的经过更深入调查的研究支持，这些研究得出的判断没那么言过其实……再者，上述对基辛格罪行的种种指控也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2001年和2002年，阿根廷、智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许多法官和律师纷纷要求基辛格至少就‘秃鹰计划’提出证据，那次由南美六国政府联合实施的秘密行动致使许多左翼活动分子‘失踪’。有鉴于此，一提到基辛格的名字，有那么多记者张口就说他是‘大屠杀凶手’‘杀人犯’‘魔鬼’也就不足为奇了。”

“没有那么言过其实”“并非无中生有”——从弗格森的言辞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有限的辩护策略。在《基辛格：现实主义者》中，他还采取了另一种比较的方式，认为如果按照相同的标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控每一届政府都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他举例说，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插手了推翻危地马拉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的政变，还积极参与了随后针对危地马拉左派的暴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丧生的人数（约20万人）是1973年以后智利“失踪”人数（2279人）的100倍左右。弗格森还提到，希钦斯到晚年也发现世界上比美国强权更恶劣的事不可胜数，但却秉持双重标准。

在所有的指控中，比较切近的是基辛格曾指使中情局在智利发动政变，以推翻民选的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总统阿连德。这个事件中，可以确定的是中情局暗杀了智利的施耐德将军，但基辛格的角色却陷入了“罗生门”。在公开声明中，基辛格宣称他在施耐德被杀前已中止了该计划。但中情局会执行一个中止计划的说辞，终归难以让人信服。这个事件因智利前领导人皮诺切特1998年在英国被捕，带给了基辛格一段虚惊。2001年，施耐德的两个儿子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基辛格应为他们父亲的死亡负责，但遭到美国联邦法院驳回，理由是外交政策应由政府而不是法院来决定。

基辛格的幸福在于他活得足够长，可以看到很多昔日对手并不光彩的结局；他的尴尬有时也在于他活得太久了，以至于一些白宫机密档案到了解密的时间，构成对他不利的证据。这其中也包括有关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智利政变的内容。

三

针对基辛格遭到的指控，弗格森给出的解释有些出人意料：“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也许比较肤浅，那就是无论基辛格怎么自我调侃，都不足以避开同时代人的妒忌。”读到这里，我们或许能理解这个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著名作家，为什么一开始拒绝接受基辛格为其作传的邀约。在传主与公众舆论间达成某种平衡，这的确并非易事。

但弗格森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美国的历任国务卿中，基辛格的确是太过星光闪耀了。如采访他的著名记者法拉奇所说：“这个人怪里怪气，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詹姆斯·邦德往他身边一站立马会显得索然无味。”他穿着超人披风出现在《新闻周刊》封面的形象，是他作为“Superstar”的最好证明。

黑石集团彼得·彼得森在《黑石的选择》一书中，也戏谑性地提到他的朋友基辛格“最薄弱的点是他‘女性杀手’的名声”。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基辛格名言是“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其次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我们马上就干，违反宪法的事等一等再干”。这些话的确带有自我调侃的成分，但未尝不是某种意义的真情流露。

终基辛格一生，不管做学术、从政还是晚年利用政治人脉赚取商业利润，他都堪称成功典范。无论是喜欢他的人还是反感他的人，都很容易加固既有的对犹太人的偏见。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从小在反犹主义气氛下成长，以至于他移民美国之初看到迎面走来一群男生都会本能地横穿马路闪避，以免挨揍。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个有被迫害背景的政治人物，何以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均势外交过程中如此忽略小国的利益。

不过，究实而论，基辛格决策产生的某些危害后果有些的确是非预期性的，有一些也并非那么黑白分明——譬如对“中立国”柬埔寨的轰炸，首先是因为柬埔寨并未“中立”，而是暗中充当了北越的基地。这当然不能为基辛格赢得充分的辩护。作为超级大国的代表，他也理应接受更严苛的拷问。无论对基辛格的批判是否带有妒忌的成分，我们总归乐见权力与责任成正比例的关系。但如果谈到审判，即便从道义上，也有更多人应排在他的前面。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完成审判基辛格的愿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契合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更愿意将围绕基辛格的争议视为一个系统，一个生态。在这里，那些批判性言论都是生态的加分项。相较而言，对权力的各种制衡都代表着更为健康的生态，这中间自然包括舆论的评介。即便如基辛格这样手眼通天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且必须直面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审判。纪录片《审判亨利·基辛格》中援引了基辛格的一句话：“政治家有时必须从罪恶中进行抉择。”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无奈。有时候，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所在的生态比单纯评价人本身，更能揭示时代的真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