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政商关系也要AA制？

文/冯仑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

企业家要想荣耀一生，政商关系是必须得处理好的。我觉得，改革开放 40 年来，政商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政代商阶段。1993 年之前，没有公司法，根本无所谓“商”，都是个体户，那时候我们看见的都是“政”。

第二个阶段是 1993 年到 2012 年这 20 年，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不断建设的阶段。这 20 年里，国家陆续颁布了 250 多项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条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商交织在一起，发生了很多事，实在是“丰富多彩”。有时候政摧残商，有时候商围猎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都出过事。市场经济中大量出现寻租事件，也出了若干贪腐大案，甚至导致一些地方整体性的权力塌方，给人民群众和市场参与者带来非常多的负面观感。总之用“权力杠杆”做生意，往往是政商互相摧残。

应该说在转型期间，上述问题难以避免，但是也不能被一直容忍下去，所以到十八大之后，政商关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叫做“厘清政商关系”，把政、商两条道搞清楚，挣钱的就不要想去做官，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不能说“白天在妇联上班，晚上在夜总会上班”，这种状况让大家情何以堪？“良家妇女”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只能做一件事，不能两件事兼得。

▲《黑洞》| 没处理好的政商关系是互相挖坑

“厘清政商关系”的好处是什么呢？各自的选手进入各自的轨道。做生意的，在商场这个轨道上，像参加奥运会一样，在商业这个竞技场上比赛。官场是官场的那一套。二者别老搅和在一起。所以中央提出“亲清”二字进行规范，政商关系进入到第三阶段。

所谓政商关系，其实主要是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我们认为是企业家和体制、政策、法律的关系。企业家离不开体制、政策、法律的环境。

从小的方面讲，某个领导的讲话，都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比如企业在某市，这个市的书记就是企业的环境，他说今天不能干你就不能干。他说得对不对那是后话，但是他今天说不让你干，你就没法干。我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开亚运会的时候，说广告一律都要拆，企业就得把户外广告拆了。你说不拆，他让你拆，最后你还是得拆。所以权力拥有者的决定也是企业的环境。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企业家集资。当时没有相关法律来判定集资是对还是错，但是有领导不高兴，说这是坏人得抓起来，这个企业家就被抓起来了。被抓之前他办了一件事，起诉人民银行行长，当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告行长。但是他要起诉人民银行行长，这边也较劲，要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毙了。如果按照今天的刑法，他犯的事大概会判 7 年到 10 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其实只要服软可能就没事了。本来弯个腰就能过去，他却梗着脖子嚷嚷，结果命没了，企业也没了。当时他被毙了，但如果按今天的新《刑法》判，不到 10 年。这就是法律环境。不惹法律的时候，觉得它不存在，一旦触犯，它就厉害了，杀人不眨眼。  

这是政商关系的第一个层面。企业家要处理好和外部的法律、政策的关系。另外，领导的讲话、批示、口谕、点头摇头的暗示，这都算外部关系。把这个搞明白，企业才能活得好。

▲《罗曼蒂克消亡史》| 政商关系是永恒的话题

第二种关系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最近一直在讲混改，混合所有制。我们知道，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处理不好也会出问题。民营资本有普遍性。国有资本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权力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法律上，有一套法律来单独规范；在管理上，有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

所以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很困难。我们开玩笑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最后要放在一起，就得靠艺术。因为技术解决不了，只能靠艺术。也就是当做个案，具体情况具体把握。总的来说，混合在一起很麻烦。

举个例子，一家想出售的企业资产值 1 亿，如果是普通的民营企业，开个董事会，大家都同意卖掉那就卖了，哪怕亏了 3000 万，自己认就行了。但是国有资产不行，国有资产的处理，1 分钱都不能损失。稍不留神就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事情就大了。所以就坚决不卖，可能还卖不出去。

我们曾经碰到过一笔交易，经过评估，比如说值 10 亿。国有资产部门有一条规定，要找 5 个人，背对背再投一次票，看它值多少钱。这 5 个人都得往上投，谁也不敢说 10 亿。万一只卖了 10 亿，他们可能就有风险。于是 5 个人在投票时都上浮，上浮 10%，甚至 15%。上浮之后就没人买了。 没人买了也不管，就放那儿，放了一年两年，可能只剩下 7 亿，再一评估也就值 7 亿，但他们一投票还是 10 亿。所以，混合经济在很多事情上面临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混合，是政商关系中挑战智慧的一个方面。 

▲处理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需要大智慧

第三种关系，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很有意思，历史上，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大体有 3 种可能性。

一种是官商勾结，“我给你钱，你替我办事”。这种关系基本上都会死掉。不是因为贪官被抓起来才死，而是企业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用这一套，一定会碰到过不去的坎，然后死掉。

我看到过很多习惯了这种思维的企业和人，永远把心思放在寻租上，依靠别人给利益而不是依靠客户，都不是因为对方出事了才出事。习惯用这种方式想问题的企业是好不了的，迟早都会垮。

第二种是我们常见的，企业家什么人也不管，自己埋头做企业。当然，用这种处理方式的中小企业也能活。

▲ 鲁冠球是一直跟着党走的企业家，是能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典范

第三种，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鲁冠球、荣毅仁，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企业家，在台湾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自觉地在这个基础上，替党替政府替当事者、领导人去办事，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活得好，也活得大。

我讲两个故事，从民国讲起。其实在中国、在华人群体里，这种故事特别多。我们知道，在 1949 年以前，最牛的民营企业家是虞洽卿。他是宁波人，绰号阿德叔。他早期在上海给荷兰银行做事，跑街，也就是做销售。后来有一天一个宁波老乡从日本学军事回来，经朋友介绍，在虞洽卿家借住。这个人叫蒋中正，当时 20 岁出头，在他家住了 3 个月。

虞洽卿说去拜个大哥吧，到大哥那实习，看一看。于是介绍蒋去了黄金荣、杜月笙那里学一些江湖上的事，也换了帖子认了大哥。

在这个过程中，蒋得到了一个邀请，我们现在都叫 offer，让他去做事，头衔是黄埔军校校长。谁发出来的？孙中山。孙中山为什么发给他这个？蒋介石在日本替孙大哥做过事，刺杀了陶成章。蒋介石在 20 岁出头的时候帮助孙中山干掉了对手，大家就成了哥们。所以跟对大哥很重要。他又在日本学军事，所以回来做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军校折腾了一通，然后北伐。

▲《建国大业》| 北伐后，迎来了蒋介石时代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蒋介石在这个背景下一路往北打。打到上海以后，上海的洋人、商界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政权又变了，从南边打过来的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俄是什么，共是什么？苏联在那儿摆着，杀资本家，杀有钱人。于是都惶惶不可终日，就拜托阿德叔探个究竟。

虞洽卿星夜赶到九江行营面见蒋介石。这个时候能见面的肯定是哥们儿，还都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讲，虞洽卿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帮助穷人打土豪，那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穷人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明白了，蒋是不会害他们的。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说要打倒列强，跟洋人干。我们长期跟洋人做生意，现在是不是不做了？”蒋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洽卿一听，明白了，“还是自己人，什么都没变。”

然后虞就说我回去以后怎么办？蒋说我不日就可到上海，你告诉黄先生、杜先生，请他们帮助维持地方秩序。虞表示一定转达到。又问还能干什么？蒋说你告诉你的朋友，帮忙筹集革命经费。这之后，就发生了蒋介石做决定，虞洽卿出钱，黄金荣、杜月笙出人的“412 反革命政变”。这个事之后，虞洽卿就跟蒋介石结成了一个最根本的利益共同体。

从那以后，虞洽卿在所有的关键时候都站在蒋这边，包括抗战时虞洽卿出钱出力。到了他自己财务出现问题的时候，蒋就让宋子文用财政资本向虞发还革命善款，相当于革命的时候借他钱了，现在还钱。这是民国时期的政商关系中，特别典型的一个故事。

▲虞洽卿

我们再来看荣毅仁的故事。荣毅仁很了不起。在民国后期，他们家被国民党政府欺负得很厉害，所以他非常不喜欢蒋政权。1949 年之后他就留在大陆，而且到 1956 年毛泽东提出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在一夜之间把企业全捐了。捐了以后不算账，大哥要多少拿多少。这之后他担任上海副市长，文革前又担任纺织部副部长，受到保护，没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文革以后，邓小平沿袭毛泽东对这几个著名工商业者的尊重，把他请出来创办中信。这时候荣毅仁把落实政策发还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参与中信的创办。假如算账，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是股东，有股份的。可他不算账，大哥要多少拿多少。结果大家都知道，他去世后，开追悼会时遗体覆盖着党旗。而在同一年，福布斯宣布他儿子是中国首富。

所以荣毅仁的一生，跟党和国家的命运捆在一起。早期跟毛泽东的领导和路线捆在一起，后期跟改革开放捆在一起。鲁冠球也是这样。这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智慧的关系。

▲ 荣毅仁是公认的红色企业家

现在中国依然有这样的企业家，在思考自己企业利益的时候，能够把它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一起。然后把党和国家、社会的利益，民族发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安全的、智慧的。

总之，现在的政商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清和亲，第一要清楚，第二要亲密。不能说因为清楚了，就不亲密。就像谈恋爱时依然 AA 制，很亲密，但是账算得很清楚。以前我在国外餐馆看见年轻男女谈恋爱，搂搂抱抱的特别好，但买单时各买各的。开始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这就叫“亲清”。亲热归亲热，算账归算账。有时候我也疑惑 AA 制会不会伤感情？我问年轻人，他们说不伤感情。

所以未来的政商关系大概就是 AA 制这样的，不伤感情，在算清帐的基础上仍然很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