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外滩街道山北街区，距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与苏州河滨水空间不过咫尺。山北街区一带曾是近代中国典型的本土金融机构林立的区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张徐乐老师受邀“2023年山北街区城市行走活动”（由《城市中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外滩街道办事处、外滩街道营商办共同组织），领讲山北街区历史风貌。

在《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中，她深入研究了1949～1952年期间的上海钱庄的生存情况，及其在解放后新金融秩序下的历史演变与归宿思考。通过本次城市行走重访了宁波路的三处地点，即宁波路120弄原上海最早的钱庄安康余、宁波路70号福源大楼、宁波路276号上海钱业公会大楼，以及山北小区内原金源钱庄所在地，张徐乐老师为这个街区的金融历史脉络勾勒出了重要的片段，也让上海钱庄这一本土的金融机构为城市所做的独特贡献，再次浮出历史地表。

以下是张徐乐老师山北行走的口述。

一、何为钱庄？

现在很多人可能只知银行，却不知钱庄。

那钱庄是什么？它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本土金融机构类型，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至少存续了400多年。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经济贸易繁荣，那时中国本土尚无出现“银行”，商贸资金的融通、债务的清算等等的金融行为需要仰赖钱庄来完成。所以对中国来说，银行其实是舶来品——学术界公认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的威尼斯银行，产生于意大利，直到晚清时期才在中国出现。

当然，钱庄和银行有同也有异，同的是它们都从事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所异之处也不少，比如钱庄偏向于信用放款，银行是抵押放款。在客户的选择方面也有不同，银行客户实力较大，钱庄则面向于中小机构放款。

《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

作者：张徐乐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年: 2021年5月

上海钱庄有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商业贸易的繁荣，让上海货币兑换和资金融通有相当大的需求。那么，上海的钱庄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哪里？

如果站在城市的高处，来俯瞰钱庄聚集地，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四川中路为界，道路以东是具有充分的资金实力的外资区域，以西则是钱庄聚集地。大致在北京东路-四川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之间，钱庄最为集中，尤其是宁波路、天津路这两条横马路上密度尤其高，钱庄就夹杂在窄街道、小商户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主要跟资金实力不无关联。以东的外滩区域位于黄浦江边，外国货物的卸运和洋行交易的过程中，仰赖银行提供的资金服务、报关收取关税等等。但是，大量的商品还需要转销内地，从事转口贸易，这一部分业务会流向华商银行和钱庄。

《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显示的现北京东路-四川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之间街区一带密集的钱庄

二、宁波路上的首家钱庄

在民国时，今天宁波路120弄（今宁波小区）原兴仁里内，至少出现过10家钱庄，其中包括经营了120年之久，创建于1833年的安康余钱庄（原安康钱庄），还有分别创设于1866、1908年的安裕和赓裕钱庄等等。

不知大家发现这几家钱庄名字间的关联了吗？钱庄一般不设分支机构，只为本埠服务，但就像银行在各个城市设立分行一样，同属一家的钱庄会设立联字号。这三家钱庄属于镇海方家，在辛亥革命前，方家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创办的钱庄至少有42家，在上海有25家。民国时，方家忝列江南世家，在上海有不少企业，涉及糖、丝、杂货和钱庄。

原临近河南中路的安裕钱庄创立于1866年，是实力相当优秀的钱庄，经营至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政局变动、金融风潮的考验，证明它在经营管理和应对风险方面的突出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它积极配合政府政策，比如政治审查、增资验资、打击投机等，得到政府的认可。1949年5月，尽管上海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全国并没有完全解放。

上海作为工业发达城市，尤其在棉纺织品、粮食加工等方面担负着供给之责。而工厂企业历经多年战争，经营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号召钱庄和银行对这些工厂企业提供持续的放款。但1950年2月份开始，上海爆发了一次金融业停闭风潮。

从档案资料可见，安裕钱庄在该年1月的所有钱庄中，针对工业放款的比例是最高的，换言之，它响应政策，对工商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风潮来临时，许多工厂接连倒闭，安裕钱庄的放款收不回来，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一时得不到缓解，支撑了几个月后，5月份倒闭了。更遗憾的是，两个联号庄安康余、赓裕钱庄已先于安裕倒闭。三家钱庄属于一个家族，平时是指臂相连，相互守望，互相帮助，其他两家兄弟钱庄的倒闭，无疑对安裕钱庄的打击很大。

安康裕钱庄走过了风雨120年的历程，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到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是汪伪政权，挨过了战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风风雨雨120年，极其不易。现在，人们走过路过宁波小区，当然完全看不到钱庄的痕迹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代表性的钱庄，是否应该在适当的地方至少竖上一个铭牌，以纪念它曾经耀眼的存在？

1983年左右，安裕钱庄等所在的兴仁里拆除，建成宁波小区（宁波路120弄）。该宁波路东段也叠加着不同时期的街道立面。

三、福源钱庄与秦润卿

再往前几步，宁波路70号是福源钱庄大楼。

此前提到，钱庄的资金规模都很小，一般都夹在各家商号间，为周边商业服务。但是这家钱庄拥有了一栋现代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原有4层楼（现加建2层），在当时民国时期的华商企业中是很了不起的，和周边的银行建筑也不差上下，它的建成也具有广告效应，当年存款就达到500多万元。

福源钱庄由苏州程氏家族程觐岳创办于1919年，更早时，程家创办了顺康钱庄和福康钱庄。从世界形势来看，1919年发生了什么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一日千里，为钱庄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福源也是30家最大的私营行庄之一，也是最后一批退出历史舞台的钱庄。1952年，政府对私营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银行和钱庄合并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它也是其中之一。

这栋建筑还能屹立至今，与福源总经理秦润卿先生不无关系。有个词可以形容他，那就是“守正出奇”。秦润卿是浙江慈溪人，14岁来上海打工，最初当的是跑街先生。什么叫跑街？天天在大街上跑，了解商业讯息，了解各家商铺的实力，给钱庄反馈贷款与否，贷款是否有风险。

当时，有的客户为了求得钱庄的贷款，会和跑街先生拉拢关系，好吃好喝的招待，并送上厚礼，但是秦润卿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坚守诚信，始终对东家恪尽职责。因为钱庄讲求回本生息，在他手里贷的款几乎没有出现呆账。

秦润卿获得了东家认可的证明，是1923年程觐岳去世时，把另外两家钱庄也委托秦润卿监理。程家和秦家的世代之交延续了四世。另外，秦润卿被称作是上海钱业第一人，业内尊称其为“润老”。他不仅在上海钱业公会担任了10多年会长，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在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还担任了第一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董事长。

宁波路70号福源大楼现在是一处宾馆。福源总经理秦润卿与此建筑保留至今，不无关系。

四、钱业公会建筑

宁波路276号上海钱业公会大楼，以及1925年《钱业月报》上的钱业大楼立面照片。

现钱业公会大楼大厅里，也挂有秦润卿的照片和行号图。

上海钱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有同业组织，地址设在老城厢豫园内。那时的政府没有对钱庄进行管理，也没有相应的立法，那么同业之间出现矛盾怎么解决？同业与客户产生冲突怎么办？新钱庄的准入门槛是什么标准？钱庄的退出机制又如何确定？——所有这些都可能对行业的信誉、金融秩序产生影响。所以，同业组织必须要有。

钱业公会的创立，就是钱庄业为了相互扶助、管理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属于行会性质。上海开埠后，北市成为繁华之区，钱庄也逐渐增多，北市南市并立，各自为政，不便于互通声息。1917年南北两市通过充分讨论，决定合并，统一管理，让货币兑换市价不再是南有南价，北有北价。另外，筹资到的十几万银两购置宁波路隆庆里房屋一所，然后建了这栋钱业公会大楼。

钱庄虽是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但这栋建筑风格是西洋的。一楼是市场，二楼是议事厅，三楼是办公场所，四楼有图书馆，功能非常齐备。中国的货币制度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混乱的流通状态，铜钱、银两、银元同时流通，所以每天的一楼大厅里都会有货币兑换率挂牌，这个定价权由钱业公会讨论决定，每天的挂牌利率会登载于各大报纸，市面上的一切交易都以此为据。

钱业公会会长前后总共有10多任，秦润卿在任十几年。幸运的是，2002年我曾拜访过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业公会的最后一任理事长沈日新先生，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仍然耳聪目明，每周有一辆专车接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上1—2天的班，在当时老一辈钱业人士中，他是职位最高的。

五、山北小区内的金源钱庄

山北小区原如意里内开设有金源钱庄，漫步者在此对比行号图寻踪

金源钱庄是上海第一家股份制钱庄企业，其位置正位于原如意里第二弄，也就是今天的山北小区内。

最初的钱庄主要是合伙制，合伙人的数量一般是个位数；而股份制可以吸纳社会资金，股东数量可达数百人，这令钱庄的资金规模壮大，以摆脱原合伙制受限于资金规模的困境。事实上，这种发展也是基于1930年代钱庄业面临的生存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了扶助银行发展的政策，令新式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钱庄在新旧竞争中呈现弱势，再加上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币制改革，即废除传统的银两货币，只流通银元货币，也就是说钱业从此失去了不同货币间的兑换定价权，传统的优势地位丧失。因此种种，钱庄业认识到自身需要通过改革，以参与到与银行业务的竞争中去。

1930年代后期，有钱庄开始采用公司制。最早尝试的是宁波福利钱庄，它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1939年时将它改组成为股份制钱庄。但真正从注册之初时就是股份制的，要数金源钱庄。其面向社会招募，股东有大概200多人。金源钱庄在汪伪政权时，被迫将法币兑换为中储券，并进行了增资。抗战胜利后，由于金源钱庄是在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注册，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并将资本金改回为法币。上海解放后，金源钱庄也重新增资，将资本金转换为人民币。1952年，在24家最后一批退出历史舞台的上海钱庄中，金源正是其中之一。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供图。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口述者：张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