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山西票号的兴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志武，原标题为：《陈志武：票号的兴起》，题图来自：IC photo

这些年电视剧、电影不断讲山西票号的故事，是有其道理的，因为票号作为明清时期在山西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发展的历程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银行业的前身。

那么，票号是做什么的？在山西出现票号后，又是如何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呢？

票号兴起的经济推动力

票号跟钱庄不同，它兴起的关键原因是长途贸易的上升。票号可以帮商人汇兑，就像今天的汇票一样。

假如当时有位山西商人张三，要到江苏去买10吨茶叶，其价格可能近5万两银子，然后运回北方做成砖茶，卖到蒙古和俄罗斯。如果没有票号，张三会难办，因为这么多钱，他会给江苏卖方说“如果货不到山西，我不能给你钱”，而对方说“如果先不付钱，我就不能发货！”就这样，交易无法做。

那么，张三怎么办呢？当然，一个变通办法是他派好多员工，每人运上一大车银子，千里迢迢，从山西跑到江苏。中间既要小心强盗抢劫，也要小心自己的雇员反叛。等把银子运到江苏，对面的商人看过银子，觉得没问题之后，再把茶叶拿到手，运回北方。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有了票号，张三的交易就好做多了。首先，他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号分号，把买茶叶的钱存进去，和票号掌柜说要汇到江苏，但要票号先写一张汇票，然后撕成两半，给张三一半，票号拿一半。付百分之一的汇费，张三就可以带着这一半汇票，轻装赶往江苏。票号这时候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们会把另一半汇票送到江苏的分号。

等张三到了江苏，给茶叶卖方看手中的汇票，让对方发货后就马上得到汇票的一半。卖方拿着这一半汇票，到票号分号去对正另一半，即可提出现银。到此，交易就算做完了。

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就跟今天的网购一样，买家卖家互不相识，买家先付款，怕卖家不发货；卖家先发货，又怕买家抵赖。票号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信任问题，提供双方都能认可的信任，因为山西票号在各地生意做多了后，自己就建立了被广泛认可的信用，充当“支付宝”的作用。

就这样，张三一旦出示汇票，对方就相信他的确已经在票号存好了足够的钱，这笔银子不会缺斤少两的，而且自己拿着汇票去票号，一定可以兑出来。这和当初的支付宝机制是一样的：买家先把钱打到支付宝上，卖家知道后，明白支付宝不会吞了这笔钱，就会发货。买方收到货，有问题可以向阿里巴巴投诉，没问题就签收。等双方问题解决好，钱再从支付宝转到卖家。

票号发展到后来，也提供存款和放贷业务，因为如果你经常和票号打交道，是票号的熟客，票号还可以给你信用贷款，也可以吸收你的存款。比方说，买茶叶的最好季节到了，但张三的应收账款很多，暂时还收不回来。如果他不想失去这个商机，怎么办呢？张三可以跟平时相熟的票号商量好，让江苏那边的分号先把钱垫上，过几个月再把垫的钱加上利息和汇费，一起还给票号。这种转变，就跟今天阿里巴巴先做支付宝，然后转变到余额宝一样。或者说，是阿里巴巴复制了当年票号的做法。

山西票号是如何推广的

那么，是不是有了业务需求就能发展出遍及全国的票号网络呢？当然不是！特别是对于跨地区汇兑这种业务，信任是非常关键的前提。没有跨地区的信任网络，金融业务就难以跨越疆土。

就以我的湖南老家为例。票号起源于山西，但如果不能在其他各地立足，其业务就很难发展，一个巴掌打不响的。那么，票号来到湖南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1825年，康绍镛从广西调到湖南当巡抚，来作省长。他是山西兴县人，当时属于太原府，今天隶属吕梁市。在他调来之前，湖南只有4家票号分号。他在湖南巡抚的位子上干了五年。短短五年间，当地票号增加到16家，是之前的4倍。其中，扩张最厉害的，是太谷县的4家票号，而太谷县当时也属于太原府。这4家票号，分别叫锦升润、大德川、三和源和大德玉，大股东是太谷县的常家。常家后来在1923年编了一本家谱《常氏家乘》，记载了祖上和康绍镛交往的故事。

1830年，康绍镛离开湖南，调到工部。之后的三十年里，湖南的山西票号只增加了5家。票号在湖南发展的另一个黄金年代，要等另一位山西人的到来。1861年，山西汾州人白恩佑调到湖南当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汾州和太谷一样，也是山西票号集中的大本营。学政管教育，主持一个省的科举，管理一个省的学生，影响力很大。

白恩佑自己也是有名的文人雅士，山水画很有名气。他在湖南只待了三年，但这段时间，湖南的山西票号多了5家，增量跟之前三十年里一样多。白恩佑1863年调走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湖南的省级层面都没有山西官员。而这几十年，票号的数量也没有增加。

所以，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山西票号在湖南的发展有一个特点：有山西官员的时候扩张快，没有山西官员的时候扩张慢。

这个现象是否只是湖南的特色呢？

苏州府与松江府的故事

江苏、浙江历来都是经济重镇，贸易都很发达，但江苏的票号数就远多于浙江。就以苏州府和松江府两个府为例，其中松江府位处今天的上海市内，有一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山西徐沟人乔松年。徐沟县当时归太原府管，现在是太原市。乔松年20岁就中进士，30岁当上松江知府，之后为苏州知府。清朝时期，苏州是江南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

当时国内有三条很重要的商路：一条从东北通过海路到广州；一条从北京通过京杭大运河南下，然后再通过赣江水路到江西等各个省；最后是横跨大半个中国的长江商路。这三条商路都交汇于苏州。所以，当时的苏州知府，管着全国的贸易流动。后来，乔松年又被调去扬州，做两淮盐运使。垄断食盐是古代朝廷很重要的一块收入，而当时两淮又是全国大部分食盐的来源地。再后来，乔松年又任江宁布政使。

乔松年在江苏任职期间的1853~1863年，也是山西票号在苏州和松江一带发展最快的十年。苏州原来有7家票号，十年之后增加到11家；松江府更多，从9家增加到23家。对比一下，在乔松年离任后的三十年，苏州城只增加了3家票号，松江府只增加了5家票号，都比不上前十年的扩张速度。

相比之下，浙江的杭州府也是商业重镇，但在1823~1911年间几乎没有山西籍官员去那里任职，杭州的山西票号数即便在最多时的1883年，也只有6家，不及松江府同期票号数的1/4。

实际上，香港大学马驰骋教授和他的同仁通过对全国各省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湖南、苏州、松江的经历并不特殊，而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当地有山西籍高官任职，比如总督、巡抚、知府等，都对山西票号在当地扩张有正面影响。这些历史经历当然似曾相识，为什么呢？

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催生了山西票号。具体说，票号提供方便的汇兑服务，在交易中间充当可信的第三方，后来也为一部分客户提供贷款和存款服务。其次，在现代跨地区市场体系建立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的商人信用网络还没有建立，这尤其挑战异地金融交易的发展。“同乡”尤其是做官的同乡成为跨地区扩展业务的商人的最自然选择。山西票号在全国的扩张受益于山西籍官员的帮助，“朝中有人好办事”。当地有山西高官，票号扩张速度就会加快，这使山西票号网络快速膨胀。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陆上丝绸之路从汉朝慢慢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票号是明末清初才开始出现。在票号出现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贸易是怎么解决交易支付问题的？靠什么解决“你不发货，我不付款”“你不付款，我不发货”的挑战的？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上，这些挑战怎么解决？不同货币的存在带来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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