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性群体行为透视，读《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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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客到维基百科到facebook到twitter，每一波新的数字传播工具都对商业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重大变革。本书探讨了人们在网络世界中寻找彼此并且合作无间的各个方面。

序言

文/姜奇平《互联网周刊》主编

伊凡娜丢失了手机，拾到者不还。

这件小事在网上迅速成为人人关心的热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将众多角色一一卷入进来。事情闹大了。

类似的故事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其实讲的就是未来的组织方式。

在克莱•舍基笔下，微软软件与开源运动在组织方式上的区别，象征着旧组织与新组织（“没有组织的组织”）的区别。

这其实也是软件与湿件的区别。湿件（wetware）这个词，由鲁迪•卢克1988年在《湿件》中首次提出，后来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术语。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分为“软件”和“湿件”两种类型。“软件”也称 “思想”(ideas)，是编码化的、储存在人脑之外(如书籍、磁盘、录音录像带等)的知识；“湿件”也称“技能”(skills)或“只可意会的知识” (tacit knowledge)，是储存于人脑之中、无法与拥有它的人分离的知识，包括能力、才干、信念(convictions)等等。我们可以把湿件理解为是处于生命状态的东西，它和软件可以保存于无生命的代码状态不同，和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硬件更是不同。所以说，微软在软件的维度中存在，而开源运动在湿件的维度中存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前现代的组织，是按硬件的方式组织的；现代的组织，是按软件的方式组织的；后现代的组织是按湿件的方式组织的。所以，未来是湿的。

湿是很具体的，但是说未来是湿的，就显得很抽象了。

说未来社会是湿的，当然不是指南极融化，海平面上升，把人类都弄湿了。前苏联故事片《办公室的故事》中有段精彩对白，比较接近本意：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摇手说：“不，正相反，你湿乎乎的。”

工业化，在本质上是干巴巴的。用启蒙运动的术语，这叫祛魅。工业化好比一台烘干机，将社会关系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我们把烘干的社会关系，或者把社会关系的干（犹如晒成的干），称为组织。每个生命体，一旦脱离了组织，就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活的东西，反而要将就死的东西。

未来在本质上是湿乎乎的。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发现，人与人之间可以凭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组合。就像克莱•舍基在本书中描述的 DIGG、MySpace、维基等各种情况一样，人与人像日常生活那样联系，凭感情、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地靠正式制度强制待在一起。

这是人人时代，这是组织的日常生活化，或用克莱•舍基的话说叫“大规模的业余化”。人人与人民的不同就在于，人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传统时代的组织，是基于长期契约而存在的。这种缔约方式所要节省的交易费用，在人人时代湿乎乎的润滑关系中，是零摩擦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所要集中来办大事的资源，在“小的就是好的”临时速配关系中显得是一种浪费。

人人要靠社会性软件联结。按克莱•舍基的说法，社会性软件是指支持成组通讯的软件，它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博客、开放源代码等等聚集人气的地方，不如说，它是一个协同合作的工作空间。博客、Digg、MySpace、维基、搜索引擎……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它们只是技术，关键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在云计算中，人与人之间，恢复了部落社会才有的湿乎乎的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中国人把社会关系上的湿，叫做仁，说的就是一小群一小群人聚一块堆儿，在人情、意义、具体现象中体验人生。

西方工业理性在带来伟大进步的同时，正越来越多地把它的负面因素暴露出来。它把人性中的洪水制服了，却又带来了人性的沙漠。物极必反，所以，未来需要用湿来中和一下：让未来多一点绿色，让未来多一分潮湿。当今的互联网提供了这种契机。

感谢胡泳、沈满琳译出这本书，这对于我们理解人人时代和湿乎乎的未来社会，同时认识和把握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是十分有帮助的。

胡泳：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译者序

克莱•舍基的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主标题来自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在这部令人难以卒读的小说中，主人公在梦中变成了Humphrey Chimpden Earwicker，简写为HCE。这三个字母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其中之一就是Here Comes Everybody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叫做“此即人人”。这意味着主人公是一个人，同时又代表着人人（everybody）；他总是看上去类似和等于他自己，然而又暗自符合一种世界普遍性。

我没有和舍基聊过，不知道他选择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作书名，有着什么深刻的考虑。这个句法倒是让我想起了王蒙《青春万岁》序诗里的一句：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我在思索这本书的中译名的时候，首先想到可以套用王蒙的诗句，喊一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来吧”，而人来了以后，干些什么呢？这就要去看舍基的副标题——“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由此则需去追寻组织是怎么回事。舍基的意思也并不是说，等级组织完全成为明日黄花了，而是说，如果以前我们习惯于把群体行动先验性地看成有人组织方能行动，现在，我们需要开始熟悉围绕话题和内容而产生的有机组织。舍基的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互联网和其他技术进步给群体动力学带来哪些改变而落墨，这种改变穿越了地理的和文化的鸿沟。

舍基的要点是，网络的力量在于它使构建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得可笑”的事情。“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ridiculously easy group-forming）的表述来自于西巴·帕克特（Seb Paquet），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互联网的价值绝大部分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David Reed）的名字命名。里德定律称，“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帕克特修订了里德定律，补充说“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换言之，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增益。

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之所以十分重要，乃是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这种本能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正在看到，短时间里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和新的类别的群体的试验。这些群体改进了分享、对话、合作和集体行动。这就是所有的人来了以后所做的事情：他们从分散在全世界的不同地方走来，共同致力于一个社会目标。

因此，我起初把这本书译成《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但就在这时我遇到了老朋友姜奇平，他很早就欣赏舍基的思想，尤其是这句话：

“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

他得知我正在翻译舍基的书，便说，何不把“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与“湿件”（wetware）串起来，因为它们有些重要的共同点：第一，它们的存在方式，都是“湿”的。意思是只能存在于“活”着的人之间，存在于人的“活”性之中。第二，它们很接近于哲学上说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后现代性的核心；而社会性软件和湿件为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表现形式。

奇平正致力于给出对媒体和内容的后现代经济解释，抛开他所醉心的主体间性不谈，“ 湿”的概念的确能够非常形象地说明现在人们的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种趋势——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历，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这种关系是有黏性的，是湿乎乎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否察觉和利用这种关系和力量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此，何不径直把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诠释为“未来是湿的”？平心而论，“未来是湿的”这个概念其实跟舍基没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有点犹豫，觉得是不是太自由心证了，但当我听到奇平说了这样一番话，便立即下了决心：

前苏联故事片《办公室的故事》中有段精彩对白，比较接近本意：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摇手说：“不，正相反，你湿乎乎的。”

这个社会，如何不是干巴巴的，而是湿乎乎的？意思是社会如何成为更人性的，更有人情味的？互联网的终极意义，社会性软件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发明互联网，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技术化，更干巴巴。其实正好相反，籍由社会性软件，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人文含义，就是让世界变得湿乎乎的，或很俗地说，让世界充满爱。

不错，我们需要从“未来是湿的”角度理解作者所讲的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

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

湿，是社会资本的累积。

湿，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

湿，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

湿，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

互联网，就是中国的加湿器，未来的加湿器。

◎ 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

我们先从“让世界充满爱”的这个“爱”字谈起。在十年前，人们还无法见证互联网催生这样的社会风潮——上百万的人共同推动巨大的事业，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爱。

长久以来，爱在小的人群中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我们都会善待家人和朋友，但爱局限于当地并且内容有限。我们招待自己的朋友，照顾我们的小孩，为亲爱的人相伴而欣喜，这样做的原因和方式不可能以报酬和花费这样的语言来解释。然而大型和长期的行为则要求经济报酬。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告诉我们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生活早已教会我们，除获得金钱报酬外的其他动机是不足以支持严肃的工作的。

然而现在我们需要忘掉这句谚语，因为随着每一年过去它都变得更加不真实。人们现在有大量工具用来分享文字、图像、视频，并以共享为基础形成社区和实现合作。由于收音机和电视的推广，20世纪成为广播的世纪。那时的媒体正常模式是，由一小群专业人员制作内容而后把它发送给庞大的消费群。然而媒体，按其字面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从来都是三方面的事情。人们当然喜欢消费媒体内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它（“看我做了什么！”），而且他们也喜欢分享（“看我发现什么！”）。现在我们有了除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我们所习惯的世界里，人们为爱做小的事情，做大事则是为了钱。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为爱做大事情了。

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提出《航空乘客权利法案》以保障乘客权利，包含的条款例如：“当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滞留达三小时以上，应供给乘客基本需要。”由于运动的声势如此浩大，连美国国会都被卷入，最后航空公司被迫修订了自己的服务标准。

如果你要说，这样的乘客权利运动依然指向人们的切身利益，那么，没有什么比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开发Linux软件的故事更能证明为爱而做事的超常威力了。这位芬兰的年轻大学生立志改造操作系统的不足，他在这个令他极具兴趣的项目上工作了3年而没有任何报酬。1994年，他成功地推出Linux操作系统的核心，震惊了软件世界。这种操作系统与称霸全球的Windows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反，它免费发布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今天，Linux操作系统受到许多电脑厂商的支持，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2000多万用户。超过160个国家的政府使用Linux程序，其中包括中国。而所有这些都源自托沃兹不计报酬的工作，源自各国程序员所组成的庞大、广阔的网络，这些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系，自愿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努力，共同拓展这个产品。

也许我们可以毋需夸张地说，互联网是一个爱的大本营。互联网之所以拥有海量的内容，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它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愿项目之一。

从Napster到Skype，从Google到Ebay，从Wikipedia到Facebook，由于功率越来越强大、用途越来越广泛的新工具流落到普通人手里，一个个财富和社会奇迹被创造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工作、玩乐、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基于爱而展开的群体行为可以看成一个梯子上的递进行为，按照难度级别，这些梯档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共享最简单，例如，通过使用del.icio.us、 Flickr和Slideshare 等社会性工具彼此分享个人工作与资源。在“9·11”之后，一位中东史教授开设博客，成为报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记者的必去之处。当SARS在2003年爆发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生物工程专家创办了两个邮件列表。其中之一叫做SARS Science，专门收录有关这一传染病的医学和科研信息。成员包括世界各地的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研究病毒的科学家，而很多报道SARS新闻的记者都是列表的订户。另一个列表用于发送疫情报道。

共享之上是合作，Linux 与Wikipedia 都是好例子。合作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同样在改变自身行为与你同步。协作式生产是一种更深入的合作形式，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参与，项目不可能发生、存在，最终，也没有人能将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成果归功于自己。信息共享和协作式生产之间最大的结构性差别在于，协作式生产至少涉及一些集体性决策。维基百科全书成果的背后是翻来覆去的讨论和修改，落实为关于每个特定主题的一张网页，虽然其内容此后还将发生改变。维基百科把一群对知识与教育怀有理想的人汇聚在一起，为一部全球性的百科全书做贡献，并彼此监控这些贡献。它堪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最佳显现：由于毋需担心机构成本，人们不必追求效率，而只要讲求效用。

第三梯档是集体行动，这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其施行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例如，Meetup.com通过登记人们的兴趣和住地，确定潜在的群体并帮助他们聚到一起。现在，自由而有准备地加入一个大型的、分散化的、具备多种能力的群体已成为可能。我们一向被告知说，人类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行动者，在市场上彼此交集。但网络显示了，人人都具备那些社会性的、充满移情能力的关系，以及真正深刻的、与交易和花费无关的动机。我们的社会性工具正在把爱与关心变成可更新的建筑材料。

一个警告是：当我们说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不等于说互联网上没有丑恶的集体行动。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例如，《未来的战争》一书作者约翰·罗布（John Robb）将现在这一代恐怖主义分子称为“开源游击队”（Open Source Guerrillas），并指出了他们采用社会性工具来协调行动的各种方式。

舍基说：

我一直希望更多的人能懂得：现在群体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20世纪最伟大的对话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活动，那种体制最好？是在市场里运行的商业，还是政府？’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商业，极端共产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政府，大部分人的回答则是某种中间路线。整个这场极端间的对话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其原因很明显，人们无法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价值。但像由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一样的模型，像Linux操作系统一样的开源软件，不断地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不在制度框架内运行的情况下创造巨大的价值。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到来的情形。

◎ 互联网是一锅石头汤

舍基很会讲故事，他在书中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阐释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更大的真理。他特别指出，这本书里讲到的每个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值得相信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用户可接受的协议的成功熔合。

承诺对于每位要参加一个群体或者为此群体做贡献的人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工具帮助的则是“怎样做”——如何克服协调的困难，或至少把它控制在可控水平。协议则确立了路上的规则：如果你对于这个承诺感兴趣并采用了那些工具，你可以预期得到什么，以及群体将期望你做到哪些。将这三个特征一起考察，将有助于理解依赖各种社会性工具的群体的成功与失败。

这三方面的互动是极为复杂的。用舍基的话说：

社会性工具的成功应用并无诀窍，每个有效的系统都是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仅以企业为例：历史上有关企业的认识是，在企业和它的每一位顾客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直接表达的也可能是隐含的。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受到劣质产品侵害的时候，可以向企业提起诉讼。但企业所不习惯的是，用户与用户之间也有协议，这事关他们一起行动之时互相对待或彼此交易的方式。这样的协议在社会情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某些情况下比企业与顾客间的协议还要重要。

舍基的意思是，因为人们现在可以轻易在网上组建各种群体、运动和商业性的力量，许多企业乃至行业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动摇，甚至可能出现覆灭的情形。

人们拥有了在机构之外组建群体、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是巨大的变化，它不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改进，而是一种挑战。

这使得他的书具备了警告或是威胁的意味。

书中一个极有意思的提法是“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它指向企业的存在理由：众所周知，科斯自问自答了经济学上一个最为著名的问题：如果市场的主意如此美妙，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为什么要有那些组织框架？为什么不能让所有人互相提供服务，用市场和契约来解决一切？科斯的发现是，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比较具备相对的经济优势。

自从科斯的论文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以后，每个人都知道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扩大越过了某个点，就会导致其自身的崩溃。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公司变得太大了呢？

舍基说，大多数人都错过的一件事情是科斯地板的作用。总有一些群体活动尽管也会创造价值，但却不值得形成一个机构来从事价值创造。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全球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可以将这些行为看作它们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lying under a Coasean floor）；它们对一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的方式做都太昂贵，因为欲使机构成其为机构，其基本和不可拆卸的成本都决定了那些行为不值得实施。

新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群体行动的方法，而无需诉诸层级结构。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因机构困境而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情况：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其原因正在于他们藏在科斯地板底下而不受其理论制约。

在这样的巨变下，企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弄清楚，什么事情顾客自己做可能比企业为他们做反而来得更好。如果答案是“所有的事情”，那么企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但假如答案是“在你的帮助下，顾客可能能做得更好”，那么你就要开始想去怎样帮助顾客。消费者期待精确地得到他们想要的，并会自主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要。例如，顾客购买一张包含着有限曲目的唱片、这些曲目还是由他人强制性选定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音乐产业、电影业、报业等等必须面向一个新的范式作出调整，在这种范式下，顾客不仅永远是对的，而且可以依靠一下轻轻的点击就实施自己的判断。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大型书店中的每种书只有一册样书，而当顾客选中某一本的时候，书店可以当场印制出来交到顾客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唱片店当场刻制顾客需要的唱片又会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书店或唱片店不再有库存和上下游的浪费。

舍基的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大规模业余化。这等于说，再也不存在商业机构一手垄断图像、艺术、信息、舆论等等的大规模分发出口的情况了。如今我们到处见到的是一种“石头汤”模式，其故事是这样的：几个士兵来到一个村庄，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一口空锅。村民不愿给这些饥饿的士兵任何吃的，于是士兵们往锅里添满水，扔进一块大石头，在村前广场上架火烧起来。一个村民感到好奇，就过来问他们在干什么。士兵回答他们在煮一锅“石头汤”，它将十分美味，虽然还欠缺一点配菜。这个村民不在乎那一点点配菜，他就帮了士兵这个忙。另一位村民路过，也问士兵怎么回事，士兵再次说这锅石头汤还欠缺点调料才能真正美妙无比，于是他们又获得了调料。这样，更多的村民贡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终，大家真的喝上了好喝而有营养的石头汤。

◎ 互联网是一个生命空间

有关互联网的书已经很多了，舍基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呢？他始终不渝强调的是利用互联网构建群体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可以发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群，不管我们的兴趣有多狭窄；可以打破新闻的瓶颈，每个人都成为媒介出口。当人们被赋予共同行动的工具，而可以突破传统的组织局限的时候，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这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项伟大的技术的第一阶段，即从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网络的社会应用尚未得到优化。每个人感觉激动的是信息的分发和商业的成效。基本上我们在网上重建了旧有的模式：点对点的交易，报刊平移上网，等等。

等到2000年以后，如此众多的人来到网上，网络拥有了真正的社会密度。一部分人上网和大多数人上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大多数人上网和每一个人上网之间有更大的差别：在你所属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每个人都在网上，你就可以确定使用在线工具协调此一群体的社会和商业生活。

你可以用网络发起旅游，展开团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活动。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技术上可行，更是因为社会密度终于赶上了技术的步伐。

2000年互联网曾经遭遇大幅跳水；由于金钱的逃跑，创业者不再说“我要开始这项新的网络服务，我要募集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我要实现这个大的商业计划”，而是开始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低成本方式是什么？实现我的目标的最佳路径是什么？”经常性地，低成本方式和最佳路径就是允许用户卷入。而一旦我们开始走上这条路，无限的可能性就向我们展开了。

舍基说，他的最大期望是，读者在读完他的书之后，能够为两样事情而激动：“一是存在多种社会实验的可能性，二是还会有更多的社会性工具的新用法被发明出来。”我们仍然在寻找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中的“规则”。下一个十年的任务是，利用现在已经释放出来的生猛的革命性力量，搞清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未来为什么是湿的？因为创造未来的人是活的。湿的东西，是具有活的特征、生命特征的东西。“湿件”一词常用于描述信息系统中的人。软件、硬件、湿件的成功组合能促成或破坏任何一个群体项目，而其中，湿件的重要性又是最重要的。从技术的含义上看，“湿件”被用以指中枢神经系统（CNS，central nervous system）和人类的大脑。它与计算机科学中常常提到的硬件与软件相关。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功能部件：软件和硬件。硬件包括计算机以物质形式存在的部件，像中央处理器、硬盘等等；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文字处理软件，还有其他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应用的程序。作个类比，计算机的硬件相当于人的生理部分，意谓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软件则相当于心理层面。

湿件一方面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生物电和生物化学性质的一种抽象，另一方面还代表着更高的概念抽象。

如果在不同的神经元内传递的神经冲动（impulse）被视为软件的话，那么神经元就是硬件。硬件与软件的混合互动通过连续不断的生理联系显现出来，化学的和电的反应在假定互不相关的区域间广泛扩散，这时，需要一个词来概括单靠硬件和软件都无法描述的互动。这就导致了“湿件”一词的产生，它对于解释生理和心理微妙互动的现象非常重要。

“湿件”一词的起源尚待考证，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就被用来指称人的脑力，但直到“赛博朋克”（cyperpunk）流行之后，该词才获得广泛传播。它出现在迈克尔·斯旺维克（Michael Swanwick）、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卢克（Rudy Rucker）的小说中，特别是后者，1988年出版题为《湿件》的科幻小说，为其三卷本系列科幻《软件》、《湿件》和《自由件》的第二卷。它讲述了一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有感觉能力的肉身机器人（meatboppers）如何反过来控制和改变人类的故事，对人类脑力（湿件）与带有编码化知识（软件）的机器人（硬件）的结合最终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并影响人类进化的前景，作了大胆的想象。

卢克把湿件称为“所有的火花、口味和纠结，所有的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头脑的生物控制软件……”。他没有把这个词简单地等同于头脑，也没有说它意味着公司中的人力资源。他用湿件代表在任何生物系统中都可以发现的数据，也许与那种可以在ROM芯片中发现的固件（firmware）类似。以卢克的眼光来看，一粒种子，一棵嫁接用的嫩枝，一个胚胎，或是一种生物病毒，统统可以称作湿件。DNA，免疫系统，以及大脑的进化神经架构也是湿件。

卢克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写道：

^{假定你认为一个有机物好比一个经由某种程序生成的电脑图形。或者，想象一棵橡树是一个内在于橡实的程序的产物。该遗传程序存在于DNA分子之中。我们不把这个程序称为软件，而是叫它湿件，因为它存在于一个生物细胞之中，处处都是湿的。你的软件是隐藏在遗传密码之后的抽象化的信息模式，然而你的湿件是细胞中的DNA。一个精子细胞是长着尾巴的湿件，但失去了卵子的湿件，它就没有任何用处。}

当精子的湿件和卵子的湿件相遇，我们就有了生命。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主人公HCE以“everybody”为旗，代表他是亚当以来的一切男人。ACE的妻子的名字简写叫做ALP，与都柏林的主要河流同名。两人也即人类最早的男女亚当和夏娃的化身，而奔流不息的河水也象征着生命。

Here Comes Everybody. 所有的人都来吧。互联网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空间。而这些生命，都不是干巴巴的，而是湿乎乎的。

读点：奔向“人人时代”

文/Moon （豆瓣网友）
　

Amazon（亚马逊）上有一件印着三匹狼和一个月亮的T恤，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T恤，但就这样一件T恤居然一度成为Amazon服饰类商品销售TOP 1。原因何在？因为这件其妙的衣服竟然莫名其妙的吸引了高达403则的评论，个个都是超级爆笑的。开心网上的停车位、花园、牧场是再幼稚不过的游戏，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甚至半夜起床来偷菜。几万人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找回手机而聚在一起出谋划策，或提供专业的建议，或发动自己的社会关系参与其中。一群人突然出现在广场上发出鸟叫声，然后各自消失在人群中。当支持群体性沟通的社会性软件如社区、博客、聊天室、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变得普及时，“群体”的力量让一些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购物习惯让一件普通的T恤变成时尚标志，亦可以将一些正常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一次怪诞的演出。
互联网的确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但长久以来我们都太重视工具的力量而忽视了工具背后人的力量。互联网正在经历从“个体”到“群体”的过度，即将进入一个“人人时代”。
　　

科斯定律新解
你和35个人一起排队，队列中两个人同一天过生日的几率是多少？是不是感觉几率不会太大，可能是10%或更低，错了！其实几率超过80%。一个群体中的任意两个人拥有同一天生日的机会很低，但容易忽视的是，比起群体人数的多寡的计数，“任意两个人”的计数的增长要快得多。5个人就有10种可能，如果是36个人，就会出现600对以上的生日。群体不简单地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已，试想36个人要做出同一个决定该有多困难。《人月神话》中就睿智的揭示出，往一个拖期的项目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只会令该项目时间拖得更长，因为新加入的员工增加了群体的协调成本。

科斯定律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组织成为比市场更合适的组织形式。但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当“机构困境”遇到“生日悖论”不仅管理资源本身占用资源，并且管理上的难题增长速度比机构规模更快。当一个组织成长非常快就可能触碰到“科斯天花板”，超出这一点标准的机构形式就不再管用。历经无数次并购而形成的通用汽车帝国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科斯天花板”，而其长达101年历史的终结也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一下从“科斯天花板”掉到了“科斯地下室”。具有松散结构的群体，可以出于非营利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完成异常复杂的工作：编写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创造一个新的操作系统（Linux）而完成这一些的工具和平台是那么的易得。交易成本不是缓和下降，而是突然瓦解了。“群体性”正逐渐取代“个性”只是我们还不习惯，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分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
面对变革有的企业选择去适应，宝洁更多的运用外部的资源来实现“开放式创新”，打破了人员规模的局限；电子消费行业巨头百思买（BestBuy）旗下的服务公司奇客小分队（GeekSquad ），通过网上协作设计产品，有时依靠电脑游戏沟通业务，从而有效降低了协调成本。电子商务巨头Zappos的 1600名员工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Twitter的忠实用户，他们的朋友，同事以及顾客在任何时刻都能通过此了解他们的最新信息，这可能是另一种意义的 “无边界组织”。但也有许多企业在变革中却手足无措，比如接下来要说的属于旧世界的出版商。

媒体大变革
无论是印度孟买恐怖袭击还是纽约Hudson河坠机事件，或是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北配楼发生火灾，是哪家媒体率先报道了这些重大新闻？正确答案是Twritter。对媒介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人皆记”的大规模业余化出版时代。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反而可能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结果只好报道它了。传统出版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也就是新闻报道的特权已经没有了稀缺性，也就逐渐失去了价值。别再一味怪罪Google的转载行为，很好的出路就是创造出读者愿意付费的精品，如同华尔街日报和Economics那样。不希望那些传统出版物仅被作为博物馆里的史料，而大众从此缺少严肃的阅读。
　　

电视节目都是以半小时为单位出品的，这是因为要让观众记得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相比8点整开始、一个7点51分开始的节目处于重大劣势，如果记不住约会的时间，你怎么可能与电视有约？传统媒体有着严格的规则框架，其中暗含成本限制，必须经过层层筛选来迎合观众。而社会化媒体的扩张使得信息超载，每天都有令人惊愕的数量的内容新增，这意味着先出版后过滤成为唯一可行的系统。现在我们有了除了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用户在 Digg上每一次的分享和推荐都能将其喜欢的报道推向首页，从而获得额外几万次的点击与阅读。对称参与和业余生产的结合使我们在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能力增长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有当一项技术变得普通，而后普遍，直到最后无处不在而被人们视若不见，真正的变革才得以发生。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利用社会性工具创造和分享新闻已经稀疏平常。
　　

幂率分布统治的网络世界
在《黑天鹅》一书中作者指出我们身处一个幂率分布的世界，而非传统的正态分布。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幂率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区别，一个屋子内有 100个人如果姚明加入进去其平均身高并不会有太大变化，而当比尔•盖茨进来那么整个屋子的人都“平均”成了千万富翁了。相对于人的身高呈现出的正态分布而言，人的财富就是呈幂率分布，而比尔•盖茨的财富就成了“黑天鹅”现象。“黑天鹅”事件是指那些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它罕有发生，但一旦出现，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按正态分布来计算，2008年的金融风暴需要200万年才会遇到一次，而事实是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而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正是那些“黑天鹅”事件。
　　

无论是Flickr上单张图片阅览量排序、还是YouTube上视频收视率排序，社会化网络很多方面不择不扣遵循了幂率分布。少数人的博客拥有过千万的点击量而又有巨量“僵尸博客”存在，5%维基百科的贡献者创造了98%的内容。在《长尾理论》中克里斯•安德森研究了iTunes和 Amazon这样在线零售商的商品收入，很大程度上也遵循了幂率分布。大量失败和少数非凡成功式的幂率分布普遍存在于网络世界意味着机构获取创意模式的根本性颠覆。长久以来绝大多数机构在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的是“稳定的表现”而不是“杰出但缺乏连续性”，因此只贡献一个好想法的员工在普通组织中无法生存，而这类人置于网络世界却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领先的企业已经着手在网上搭建一个创意收集平台，并邀请所有网民参与其中。这样做既无需为明显的失败付出任何成本，还可获取企业所不具备的跨领域创新能力。在InnoCentive网站上注册的175个国家的9万名科学家之一，他们为波音、陶氏、杜邦、诺华制药和宝洁等公司出谋献策而无需这些企业支付固定的工资。　　

社会化网络的影响力
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能足够展现出群体贡献威力的故事，士兵煮的“石头汤”在村名们一点配菜、一点调料的支持下真正成了一锅好喝而有营养的石头汤，而最终士兵和村民都从中获益。里德定律称，“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而“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社会性工具的出现于普及并没有创造集体行动——它们只是消除了对于集体行动的障碍。
从政治上讲，我们惊喜的发现奥巴马的当选，互联网以及社会化网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罗斯福是第一个广播电台总统，肯尼迪是第一个电视总统的话，奥巴马则成为了第一个互联网总统。革命并不在社会采用新的技术时发生——当社会采取新的行为，它就发生了。当形成群体、分享价值观变得如此简单，当社会化网络使传播变得如此高效，在网络社区人气爆棚的奥巴马自然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同时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我们看到的是奥巴马的粉丝能够快速协调，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完成拉票活动，而这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最终使奥巴马毫无争议的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相反而言，一旦恐怖分子深谙此道则不幸酿成了9•11的惨剧。
　　

就商业层面而言，“百万利基”市场正在不断涌现。由于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喜好相同的人们更容易找到对方、聚集起来并互相影响。这就使得那些长尾产品更容易以较低的营销成本覆盖所有的潜在消费人群，从而使这样的利基市场变得有利可图起来。现在那些仅仅经营长尾产品的企业同样有机会取得骄人的业绩。
回到日常生活中，通过社会化网络我们在Facebook、Myspace以及Twitter上留下了过多的个人生活线索，以至于我们生活变得越发“透明”，这就给“人肉搜索”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同时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量，如果这一力量被用来针对一个现存的制度，群体会造成一种别样的威胁。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切实感受到了“人肉搜索”的巨大威力。　　
　　

群体成功的规则
好莱坞有个古老的笑话：“好消息是要拍一部好的电影有三个简单的法则，坏消息是没人知道那些是什么。”而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为我们提供了无比有价值的部分，群体成功的三条法则：承诺、工具与协议。
承诺是核心部分，首先，要使加入变得容易，从而使承诺看上去更易于实现，大多数社区网站只需要简单的注册即可以加入。其次，为用户个体创造私人价值，而让社会价值稍后才显现。del.icio.us允许用户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网站，而通过聚合整个用户群的收藏状况，反过来为用户提供更大的价值。最后，尽量按小世界的模式将人群进行细分，这样使小型而紧密联系的人群在服务扩大以前就获得价值。
工具与需要它们支持的群体互动模式紧密相关，利用Twitter进行快速、简单的沟通与协调，而blog则通过Rss订阅的方式帮助作者与读者形成长期的跟踪关系，通过持续的阅读双方将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
协议的核心部分在于用户必须赞同它，协议应该成为用户真实交互体验的一部分。维基所提供的基本协议就是，你可以编辑其他任何人的文章，而其他任何人也可以编辑你的。
　　

机遇与局限并存
一个人要变得著名有两个条件，两条都与技术无关。第一个条件是规模：他必须赢得一定限度的关注，即数以千计或更多的观众。第二个条件，他不能对这些关注加以反馈。奥普拉永远不可能和哪怕她的1%的观众对话。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这样的制约互动的因素将永远存在。这里的悖论便是，企业的社会化营销团队会力图成为各个社交网络中的明星，但一旦达到这个目的，也表明了他们与其客户互动的本来目的却失去了。
众包模式、craigslist 抢走了本来属于专业机构的利润，但却没有把赢利留给自己，而是使整个群体受益，从这种意义上，“网络共产主义”就这么诞生了。但问题是面对大多数吃“大锅饭”的人，有多少活跃用户能够继续贡献有价值的内容？而一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离去，这个平台也就立即失去了他所有的价值。iStockphoto的例子也许有助于你理解这一点，专业摄影人士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照片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但获利却少的可怜。当然平台上的用户分享了这些利益，但似乎没有理由让专业人士就这么一直犯傻。
写到这里其实远远不能囊括这本书的精华，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正在迈入一个介乎虚拟与现实的世界，那么这本书也许就是新时代的“指引”，让你不至于迷茫而不知所措。

读点：SNS工具使用影响指南

文/jiaon （豆瓣网友）

多年来，有关信息时代最经典的理念之一是以这样的一个提问开始：比一台传真机更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是：两台传真机。而且，传真机的数量越多，你手中这台传真机的价值也就越大。就如同可视电话一样，孤零零的一台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它们的意义，都只能在网络中得到体现。这便是信息时代与前信息时代最不同的差别之一，之前的“物以稀为贵”被已经部分取代。而在这种可见的影响之外，信息时代因为工具的使用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依然在一点一点坚固的慢慢显现。

在信息时代出现的种种新鲜事物——电子邮箱（才短短几年时间，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多么的“不新鲜”）、博客、Facebook、twitter……它们都可以被冠之以“社会性工具”的名义。它们的使用，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新的元素，并帮助降低了人们交往的成本，使之前无法实现的事情变为现实，承担了民主促进剂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更多的善的可能性，因此提升了全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些意义的认识和勾勒，正是克莱舍基的这本《未来是湿的》全部的核心内容。而正如作者在书末结尾中所提到的那样——“与其说我们对于社会性工具使用的认识如同驾驶汽车一般驾轻就熟，不如说，我们依然是身处在一艘皮划艇之中，我们虽然对总的走向有大概的把握，但对于具体的细节，依然并不由我们所掌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月2日，国内某著名高校新闻学院一学生跳楼自杀，原因据说跟该学院的一位导师有关。这一消息的传播过程似乎并不顺利，据说还得到了某新闻网站的封杀。但在当日上午豆瓣网站上的推荐栏目中，这一消息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热心的“豆友”们还在九点左右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内幕。下午一点左右，消息显然再也无法封杀下去，人民网上也出现了相关的报道。“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共意识。新闻媒体反而可能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共意识，结果只好报道了。”中国的网民们会心一笑，他们显然因为多次的亲身体验对这句论述增添了更深的体悟。而他们同样可以感受的是“个人和群体在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能力增长，是史上前所未有的。”

如同书中所举的誊写员们的例子一样，新工具的出现，总会让原本借助旧媒介存在的职业发生转变，甚至还会荡然无存。以报纸为例，原先因为资源的稀缺性所导致的职业门槛和报道门槛，现在则因为网络无限的内容承载量失去了意义。“人人都是记者”才导致了控制的越加困难。正如《凯恩舰哗变》中那把并不存在的钥匙一样，“随便找个舰船上犄角旮旯的地方一藏，我保证你花一辈子的时间也找不出来”——网络的鱼龙混杂正好形成了一种保护，没有任何人和机构能对其彻底认知和掌控，这和《1984》中所描述的景象不同，很多真知灼见，一直拥有它们生存和传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理解为什么舍基要说：“威胁一个职业的变革，却对整个社会有利。”

有关个人自发的使用社会性工具传播消息，这只是在一种零散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性工具使用的社会性影响。在整体的层面上来看，某种集体性社会性工具的使用所具备的意义，似乎更为广泛也更有价值——借此，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个体社会性工具”和“集体社会性工具”。前者主要指那些以消息发布为主的工具，后者则意味着以互动和沟通作为主要目的。

以本文最初的有关传真机的例子为基本概念，起码为wiki百科之所以能够存在增添了基本型的框架——“多才是大和美”。这句话的意思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工具，才能够产生变化，改变了以往的现实，创造了新的可能。以书中所举的《洛杉矶时报》“wiki社论”的流产为例，它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足够大的社区对其关爱与关注，缺乏这种呵护的后果，使得它与wiki百科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没有人对上面所传的色情内容有兴趣改正，而后者的大多数词条都会有热心的网友们时刻关注，对于恶意的更改进行纠正。

因为修改一篇存在错误的文章，比让人从头写一篇文章要简单得多。所以，正是这种简单，让我们能够对眼见的wiki中的错误进行改正。但是，除此之外，除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之外，人们为什么对于没有任何金钱物质回报的wiki百科发生兴趣并花费时间对其辛苦的修正？舍基在本书中并没有给出太过于令人信服的答案——这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不管怎么说，“在社会性工具的帮助之下，人们能为了爱做出大事情”。

社会性工具的使用，并非是创造出了修改wiki百科这样的集体性行动，它只不过是让类似的集体行动实现的障碍被解除。原本我们要组织起一次集体性的活动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辛劳的组织，但正如前些日子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一样，或许一条发在twitter上的小消息，就能够组织起一次街头的抗议。正是借助社会性网络，用户们可以越来越有力的组织起来——他们组织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声音也更响亮，因而变得不能再被忽视。

在这些意义之外，社会性工具的使用，还包括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影响：它将影响组织的结构和价值。原先，为了获得一张精彩的新闻图片，新闻机构会供养着摄影记者们。但问题是，这些摄影记者的数目肯定是有限的，在理论上，他们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新闻发生地。所以，在911和伦敦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是业余者们用手机摄像头拍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而不是那些摄影记者——他们只能应对“可知的未来”，对于未知的新闻发生地，除了运气毫无良策。而通过flicke，人们可以通过关键词来寻找到那些来自无数摄影者在无数的地点拍摄到的照片。正是借助网络，每个人都能成为摄影记者，这或许就可以被理解为是“无组织的组织力量”。除此之外，因为足够大的基数，或许还能够增进人们对与哈耶克所阐发的自由的意义的理解：正是因为社会性工具的使用使得成本降低，在网络上总是有无数人在自由的尝试，而他们中的成功者，能够为其他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来说，借助于网络的社会性工具对于民主的进步大有裨益。但同时，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伤害：之前记者的特权便是对于消息源的匿名性保护，但是假如网络上所有的博客都假借这个理由胡编乱造怎么办？太低的传播成本使得人们发出了太多的噪音，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反而被淹没了。而且，社会性工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名人和普通人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因为后者的基数太大，这种沟通的有效性实在会让人产生疑问。另外，它伤害了职业人士怎么办？它被恐怖分子们使用了怎么办？…

社会性网络的使用才刚刚起步，而“只有当一项技术变得普通，而后普遍，直到最后无处不在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真正的变革才得以发生。”这既是一种对于变革需要在更深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发展才真正有效的清醒认识，也是一种对于我们当下对于把握未来依然有局限性的谦卑。即便如此，这本书对于未来的认识，已经可以起到一种框架性的奠基作用。正是它的谦卑和洞见，使它应该成为09年中文观念性书籍中值得重点关注的著作——即便是它被不靠谱的书商愚蠢的更替了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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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性群体行为透视，读《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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