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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7 14:34
2023,大厂员工想要被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镜相工作室(ID:shangyejingxiang),作者:高慧萍,编辑:石默,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文章讲述了2023年大厂员工对被裁的渴望以及裁员现象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互联网大厂的本质和职场的祛魅,裁员不再被视为坏事,而是一种解脱和等待。文章描绘了被裁员的人们的心态和求职困境,以及他们对于稳定性和个人发展的新认识。

• 👀 越来越多的大厂员工渴望被裁,将裁员视为解脱和休息的机会。

• 🔄 互联网大厂裁员现象已经持续两年,2023年成为人们对大厂职场祛魅的一年。

• 💼 大厂裁员后的求职困境和焦虑,中年人和年轻人都面临着选择和适应的困难。

在图书馆枯坐了两个月后,李岩终于读完了一本书。


被裁员后的这些日子,为了免于被父母发现破绽,他每天早上假装出门上班,步行十几分钟到家附近的图书馆看书。


李岩曾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过去十年他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典型的行业红利受益者。今年初,伴随着裁员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状况,让他一夜间成为了媒体口中“最惨中年人”代表。


但回忆起被裁员的那一刻,李岩只感到“如释重负”。毕竟,入职这家公司后,李岩就发现负责人当初所画的宏大蓝图难以实现。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这种混沌和模糊是大厂常态。几个月后,李岩在煎熬中等到了裁员的结果,这期间,招聘他的负责人甚至早已离开公司。


当光环和虚荣不再,越来越多人正“认清”互联网和大厂的本质。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镜相工作室,她所在的业务线强调绩效,每季度会根据绩效末位淘汰。以前她一天只需要审核400条内容就能达标,现在需要审核800条。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杨倩也有同感。她本是业务线裁员的幸存者,但现在内心却无比期待离开。因为工作压力,她今年病了好几次。她说很多和自己一样身心俱疲的人,都把裁员当作一种被迫休息。“也是一种解脱。所以当大规模裁员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心理感觉是靴子终于落地了。”


始于2021年的互联网大厂裁员现象,经过剧烈且持续的两年时间,2023年是人们对大厂职场祛魅的一年。小红书上,“求裁员,求N+1”的帖子层出不穷。几年前那些教人如何升职加薪的内容渐渐没了热度,这届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对职场也已经没有“执念”。


镜相工作室在访谈数位亲历裁员的大厂员工和猎头后发现:尽管寒潮还未结束,但人们似乎已经学会了与这种状态共处。


从最初的恐惧、茫然、无力、无奈,到现在的接纳,甚至期待。整个裁员故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变:这似乎变成了一场许愿。裁员不再是件坏事,更像是一场等待“上岸”的狂欢。


一、等到靴子落下的人 


当裁员的痛感血淋淋地摆在猎头Rachel面前,她也一度感到惶恐。


Rachel是拥有5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猎头,她习惯将大部分候选人都处成朋友。2022年,互联网大厂裁员凶猛,她经常会接到被裁员的候选人打来的电话。“他们会问我怎么办?接下来的时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快帮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答案其实是很难有合适的岗位。


在她的观察里,裁员潮刚开始时,候选人往往羞于提起自己是被裁掉的,但这一年来,这些候选人都会主动和她说明。


“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被市场教育的过程。”猎头林集告诉镜相工作室,眼下候选人的预期和姿态正被不断拉低,从趾高气昂、不屑一顾到急迫,“不挑食”地去找到一份工作。


猎头韩旸遇到过很多人,“一开始给100万不愿意去,给70万时说想等一等,等到50万甚至50万以下,后来就直接不工作失业在家。”


上述猎头总结,有三类人很容易被裁:一是业务线裁撤,波及业务属性比较强的人;二是末位淘汰,绩效不好的人;三是年龄到了,又没有很好上升空间和潜力的人。


猎头Rachel为这些人的危险度划分了等级,其中互联网中层是大厂裁员的高危人群,也是就业市场中最难找工作的一群人。“今年大厂专家岗位都不给我们做了,只会给我们一些高级岗位,对美团来说是P10以上,对阿里来说是P8/P9职级的岗位。”她认为,造成这一难题的根源是互联网大厂对降本增效的追求。


猎头韩旸也印证了这个观察:互联网大厂把更高比例的资金倾斜到对高职级人才的狩猎。


这无疑缩小了被裁员下来的中年人的选择空间和就业难度。


身为30岁的女性,高丽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她在BOSS直聘上投递五十几份简历,只收到5个面试。她常常因为年龄被拒,去面试会被追问“有没有结婚,打不打算生孩子。”谈薪环节也不如人意,2万的工资直接被砍到1万。


即便不是被裁掉,一年前主动从某互联网公司离职的39岁田宇,在做了一年自媒体后想重回职场也无比艰难。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他曾在知名媒体就职数年,后来转战互联网大厂。田宇说,在他收到回复的邮件中,大多是“抱歉年龄超了”“抱歉你的简历跟我们岗位不符合”。


“说实话这个世界还挺残忍的,”Rachel的候选人给她发过一张截图,是一个网上的讨论“有人40岁还入职字节的吗?”这种时刻她会格外感伤。虽然对互联网大厂不感兴趣,也从没考虑入职大厂,但她也会在那一刻陷入焦虑与无助,“我也担心40岁的时候是不是像他们一样被时代抛弃了”。


求职不仅为难中年人,对年轻人也不再友好。28岁的郭颂被一家国内最大规模之一的互联网公司裁员后,入职了广州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总包降薪30%,储蓄额度降低60%。她想过再回到大厂,因为那里体制更完善,有光芒,自己的虚荣心还在。但面过字节、快手、小红书等公司后,都没了下文。


二、和大厂说拜拜


高丽曾短暂地待过一家互联网教育大厂,因为试用期没过被迫离开。


她有属于自己的职场高光时刻。她做过四年互联网运营,在前公司搭建的方案至今仍是可以被直接使用的模版。在之前的岗位中,她永远是被奖赏的那一个,奖杯和奖状塞满一柜子。而否定的声音伴随着她进大厂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没有多余时间给她去适应,她需要直接上手就开始工作。在她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领导总是会说她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


“出了一点点问题,就会马上找到我谈话。”正面评价从来没有,她只能反复熬夜更改方案。等到转正环节,“我傻傻地以为我能转正。最后的理由是,答辩数据太差了,保都保不住。”


● 高丽的奖杯。图源受访者


高丽始终后悔,如果当时读过劳动法,一定会去争取N+1赔偿,可能一个月或许半个月。但当时的她像一个没有得到老师认可的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最终还跟领导说“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你的照顾。”


离开后的高丽认为看清了大厂的冷酷,也开始反思大厂体系。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大家所说的不堪,而是“项目本身也没有那么高效,任务太多,挤压我的时间,让我想不到那么好的创意了。”


杨倩也觉得这些互联网公司已经不可避免有很多大厂病。“它的企业文化和试图宣扬的东西在日常执行中已经做不到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大厂不是一个能久待的地方。“你的身体和心理都无法承受当前的工作节奏,对中年人和有家庭的人非常不友好。”


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想要逃离。毕竟即便是裁员风波下的幸存者,也难有幸福感可言。


30岁的魏可早在去年就有回乡打算,原本计划今年年底离职。2022年春节前三天,在得知邻近工位的三个同事主动申请被裁且成功后,他也开始了“谋划”。直到今年8月,魏可终于抓住了机会,他主动要求被裁员,顺利拿到赔偿,如愿离开了公司。


同样被裁员的郭颂,在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朋友。“朋友们,我被裁了,我拿钱了!”相比于朋友的担心,她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她想要开始旅游、出去好好放松。


期待被裁员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郭颂在那家互联网大厂经历了一次转岗,转岗后她并没有那么喜欢那时的工作,“在里面获得的成就感不是很强,如果被裁了的话,正好可以换一个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裁员某种程度上给了她勇气去尝试之前不太敢尝试的东西。


和郭颂相熟的另外一位同事也有计划回老家,一直期待被裁,郭颂形容这位同事已经渴求到在社交平台发帖“求求了”的程度。


比起年轻人的洒脱,中年职场人多了几分无奈。36岁的杨倩时常会和同事聊到这些,但交流并不会缓解焦虑,有时还会加重焦虑。大家都想着自己太不容易,中年人很累。“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绝对焦虑或绝对平衡的状态,它可能随时交叉进行,有时候觉得好像裁员靴子落地了休息一下,然后又想起未来市场不太稳定,有各方面不确定性。”


三、消失的红利


对很多人来说,大厂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因为身处其中光晕实在耀眼,让人来不及洞察光芒的另一面。正如那些搭乘过互联网上升通道的人们很难接受一个事实:所有的成功都是时代的红利。


不少候选人曾希望拿着大厂经验到中厂收割一波股权,期待上市后的指数级变现,“但很不幸的是这两年发生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港美股都上不了,造富梦破灭了。”猎头韩旸说。


“过去经济好的情况下,互联网大厂需要更多人去支撑。现在环境变化了,首先判断的是人效。”51猎头联合创始人朱聚鹏,从他二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分析当下互联网裁员潮。


过去三年,狂欢戛然而止。无序扩张被按下暂停键、融资烧钱难以为继等各种因素叠加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弃车保帅”。那些短期内无法盈利,自己造血的业务和人注定将被砍掉。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顾楚丹、杨发祥曾以字节跳动作为案例,访谈了多位内部员工。研究表明:极少互联网企业的裁员符合“经济性裁员”要求,一些互联网企业还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但仍在削减工作岗位,“裁员已经由短期的人事削减工具转变为组织战略变革的重要手段,不管职位高低都有工作的不安全感”。


一面是企业端对“人效”“盈利”的迫切追求,一面是人才端储备供过于求。如此错位的背景下,只有一类人会相对安全。Rachel总结为“核心业务的人永远不会被裁”,韩旸认为“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对前沿技术应用很有理解,专业能力不离手”的人即便在被裁员之后也很好找到工作。


裁员的雪花甚至也落到了韩旸自己公司。他是一家800人规模的猎头公司高级合伙人,他描述在北京公司看到的场景:两间办公室合并成一间,人一个接一个走掉,办公室空位越来越多,800人如今只剩500人。在互联网红利褪去后,那批因为赶潮而招进来的擅长互联网方向的猎头也散去了。


对于韩旸来说,这已不是他经历的第一个周期。他曾经历过外企在国内蓬勃到退场,互联网繁荣到暗淡,他觉得任何行业都有波峰波谷,在涨潮时去投入去学习,在退潮时寻求转型。


当然,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是,中国互联网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已经脱离了野蛮生长,正在向“精英化”转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互联网行业的收缩下降不过是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更应该关心怎样才能穿越周期。


只是历史只会不断重演,而人们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现在互联网的红利告一段落,这些人又开始涌向芯片和新能源汽车 。”一位猎头这样感叹道。


四、阵痛之后


当裁员的残酷预期被打破,“先被裁的人先享受人生”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挣脱这种束缚。何森2020年毕业,目前在一家短视频互联网大厂工作。即便他明白,裁员的风波怎么也还轮不到自己,但他不得不为了不在35岁之后成为互联网大厂的弃子而未雨绸缪。


“经历这些事情后会发现公司稳定性不强,你按部就班去做好工作,最终善终的可能性很小”。他一边认真工作,以便在公司获得晋升,积累资源;另一边他把热情放到更多他处:支教、做公益组织。


● 在大厂工作的何森发现大厂稳定性并不强,他现在把热情放到做公益等事情上。图为何森支教学校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转正失败后,高丽觉得考公考编会是出路。在互联网在线教育公司时,总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拉新、抓续费。考上家乡教师编,是她逃离互联网大厂后的美好幻想。


一些突如其来的暴击和重创后,人们往往会调低自己的心理预期。


在经历裁员风波后,“稳定性”成了李岩筛选公司的优先级标准。在图书馆枯坐了两个月后,李岩现在已经入职了新公司,虽然整体降薪30%,但他感觉到被老板信任,能负责很多事。


“职级往上升,学到新东西”曾是他过去的坚持。现在他越来越觉得与其让市场按照自己的规划走,还不如找一个稍微舒服顺心一点的地方待着。人到中年,最后发现不过又回到了原点。李岩也想开了,“如果回头再选一遍的话,大概率还是一样”。


心理咨询师提供了关于裁员的另一个视角,在咨询师周梦媛眼中,裁员可能具有积极意义。这让人有了一个探索自己的机会: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生存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但失去后也会发现“原来你想象中性命攸关的事情或许没那么重要。”


周梦媛正是从金融行业转行到自由职业心理咨询师。虽然工资降低也不稳定,但她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工作和生活,会在做的过程中去体验,而不是靠想象。”


Rachel今年30岁,再过几年她想要辞掉猎头工作去干自己的事情。她时常和候选人说“如果你没有经济压力,想要获得快乐并且能承担因为快乐导致的空窗期,那就去选择快乐。”


等到裁员的靴子落地,杨倩已经准备好在找新工作时可能面临的降薪和降级。“毕竟差不多报酬的岗位就那么多。”现在面对裁员她越来越感受到“它不是个人原因,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


阵痛未必是件坏事。也许人们最终会意识到,裁员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节点。比如高丽, 被互联网在线教育大厂裁员后,她有一个长远又足够美好的目标:她想回到家乡,一个华北平原的小县城,考上教师编制,做一名真正的老师。她会把自己闯荡北京的经历分享给像她一样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至于她自己,“应该把一些激进的想法放一放,然后平平淡淡组建一个家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岩、田宇、Rachel、杨倩、高丽、何森、郭颂和魏可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镜相工作室(ID:shangyejingxiang),作者:高慧萍,编辑:石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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