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能做到的，父亲一样也可以

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亲爹带娃段子，比如《盘点那些坑娃的爸爸》《爸爸带娃爆笑场面》《亲爹带娃沙雕图鉴》……评论区会出现一些半开玩笑、半是无奈的话，像是“爸爸带娃，活着就好”“爸爸带娃，主打潦草”“父爱如山崩地裂，没危险时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之类。

玩笑背后，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家庭中，母亲是最佳的照顾者，而父亲只是一位次级照顾者。”

看似是对女性的肯定和赞扬，实则变相剥夺了父亲参与家庭育儿的机会，这对孩子、对伴侣，乃至对父亲本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太长不看版

• 相比父亲参与育儿的家庭，父亲不参与育儿的家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往往更多。

  
  

• 重要的不是父亲/男性的某些独特作用，而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起抚养总比独力苦撑强”。

  
  

• 越来越多的父亲正在参与育儿，但程度还远远不够。

  
  

• 想要让父亲参与到家庭育儿中，不仅需要个人观念的改变，还需要社会负起应负的育儿义务。

父亲，不该成为生疏感的代名词

父亲在家庭中只是次级照顾者，一个很明显的后果是父亲缺席（Father absence），尤其是心理缺席，也就是父亲因为个人特质或其他原因未能履行父职，子女主观感到双方关系疏离，父亲在子女心中的位置逐渐淡化或消失，父亲健在却宛如不在的情况。

父亲缺席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包括让孩子不易与母亲分化、对人难以信任、自尊降低且害怕被抛弃、害怕独处等等^[1]。

当父亲自认只是次级照顾者，他们对育儿也会更容易懈怠而准备不足。伴侣往往期望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很多新手父亲没有也不愿做好准备，家庭矛盾就此埋下。有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和亲密感在孩子出生后往往会降低，新生儿父母的婚姻满意度是最低的，这与丈夫的低同理心以及对婴儿需求不敏感有关^[2]。而丈夫的这些松懈懒惰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正是“次级照顾者”的身份所带来的。

当育儿的重担压过来，伴侣却不管不顾，一方的“保姆感”真的会非常非常强，另一方也很容易只把自己当成赚钱养家的“工具”，结局是双输。

男女养育责任的不同，还会带来巨大的性别鸿沟。例如法律规定的男性育儿假/陪产假不仅时间更短，且许多男性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没有休过，这不仅剥离了男性参与家庭的权利，还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男女在育儿上的性别差异。

相应的，父亲参与家庭教养的好处非常多，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一份关于共同养育的综述就表明，父亲参与育儿能够减少孩子的行为或情绪问题，促进孩子的认知发展，有益于其学业成绩，还能够有效减轻母亲的压力，提高关系满意度并降低婚姻破裂的可能性^[3]。

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意识到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要性，并开始呼吁父亲回归家庭。但这些呼吁经常陷入另一种误区，即：过分拔高父亲的作用，过分强调父亲角色的独特性，并陷入传统性别角色的窠臼。例如：

“‘父教’能赋予孩子自理能力、自信心理、坚强品质、骁勇精神，赋予孩子坚韧、果断、自信、豪爽、独立等性格特征，使孩子远离自私自利、柔弱脆弱自暴自弃、沉默寡言、羞怯自卑、感情冷漠、害怕失败等消极个性品质，从此健康成长。”

——《好爸爸胜过好老师》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每天和父亲相处两个小时以上的孩子往往智商更高，男孩看上去更坚毅，女孩成人后更懂得与异性交往……由于父亲具有母亲少有的特质，比如果断、坚毅、动手能力强等，孩子可以从父亲这里获得更多方面发展的可能。”

——《父教不该形同虚设》

这些话很容易让人觉得，父亲这一角色相较于母亲是更特殊的，父亲对于“孩子成人”这件事的重要性会高于母亲——事情真是如此吗？

父亲重要，但并非因为他是“父亲”

如前所述，相当多研究发现当父亲参与到育儿中时，孩子的表现能够明显更好。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将相关的效应归因于父亲这一男性角色的加入，强调相比于女性育儿，男性育儿能带来独特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的思路通常是比较双亲共同抚养的孩子与单亲（基本是母亲）抚养的孩子的养育情况，而这很有可能将养育者的数量和养育者的性别带来的影响混为一谈。

所以，新近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思路：性别身份在这里并不是关键，关键的其实是养育者的数量。换句话说，关键不是多了一个“男”人，而是多了一个人，两个人就是比一个人好。

为了证明这点，研究者开始以同性恋家庭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女同性恋家庭的孩子和异性恋家庭的孩子，其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父亲”，只要有两名共同参与养育的家长，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4]。

另一个支持证据是，康奈尔大学的一项报告总结了79项关于同性恋家长养育孩子的研究，其中有75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同性恋家长孩子的表现不比其他孩子差，仅有4项研究出现负面效应^[6]。

男性和女性在育儿技能上的差异，也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孩子刚出生时，父亲和母亲在养育技能或养育相关的自我效能感上不存在可以观察到的差异，双方对孩子需求的理解/响应能力在几年后才出现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父亲由于需要工作，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显著少于母亲。换句话说，不是父亲“先天不足”，而是母亲“熟能生巧” 。只要给父亲足够的育儿时间和经历，就会“你上你也行”。

从生理角度来看，和女性一样，男性的身体也会为“育儿”做好准备，出现身体激素水平的变化。发表于PNAS的纵向研究发现，相比于非父亲的男性，身为父亲的男性其睾酮随着年龄的下降速率会显著更高，并且照顾孩子上花费最多时间的男性，其睾酮水平也是最低的^[7]。

睾酮水平下降，不仅意味着父亲们变得对孩子的哭声更加敏感、更加富有同理心，还意味着催产素和多巴胺的积极作用更容易被激发，男性更容易在与孩子的相处中收获温暖、幸福等舒适的感觉^[8]。

好的养育，不分男女。及时响应孩子的需求，是父母都应当做到的。正如剑桥大学教授迈克尔·兰姆（Michael Lamb）所言：“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建立亲子关系的因素都是相同的。归根到底，就是家长的爱和关怀，是否能发现和回应孩子的需求，并给孩子提供所需的慰藉和支持。”^[9]

那么，有多少父亲能做到这一点呢？

好消息是，父亲们有所改变，坏消息是，改变不大。

相比以前，很多男性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出了改变，愿意投入家庭育儿。

一项2023年发表的对我国778名产后一年内妇女的调查显示，认为配偶很少或偶尔参与育儿的人不超过五分之一。有超过四成的父亲会经常在夜间照顾孩子，六成的父亲会经常给孩子喂奶或是换尿布，在孩子生病时超过八成的父亲会经常照顾孩子^[10]。

但是，男性照顾行为的增加，不代表男性照顾主体的增加，大多数男性的心态依然是“帮忙照顾”，顶多是“再多帮忙一点”，而不是“我是照顾的顶梁柱”“我来承担养育的责任”。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采集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的主要照料人中，母亲占比高达52.7%，父亲占比仅为6.2%，并且父亲往往更少地承担接送儿童上下学、辅导儿童作业等照顾任务^[11]。

不仅是行动层面父亲们的改变力度不足，舆论层面“男性希望投入育儿”的声音也惊人地小，这与其他性别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部分竞技体育项目中女性的成绩显著低于男性，女性被贴上了“力量/速度/耐力不如男性”的标签，她们一直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摆脱这种标签，即使这会面临着社会上部分男性的怀疑乃至嘲讽。

另一方面，面对育儿场所的男性远少于女性的现实，全体男性却仿若视而不见，从不想在这方面争个高下，摆脱自己“耐心/细心/共情力不如女性”的印象。

为什么女性想证明“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能做到”，男性却不想证明“女性能做到的育儿，男性也能做到”？“有能力打败另一个人”，对男性来说是一种值得强调、维护的特质，但“有能力将一个柔弱的幼小生命抚养长大”，难道不值得同样引以为豪吗？

很多人对此会提出性别本质主义的辩解，即在一些方面，男性就是天生比女性强，另一些方面，又是女性天生比男性强，所以不争才是正确的，争这么多没必要。

在育儿领域，性别本质主义者经常持如下观点：婴幼儿阶段孩子无法说话，照顾者得密切关注并分辨孩子的需求，提供持续的关心和爱护，这需要耐心、共情、温柔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而等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需要家长作为一名导师，高瞻远瞩，给予孩子人生方向上的建议，此时才轮到严厉、理性、有领导力的男性登场。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平时都说女性情绪化、神经质，歇斯底里（hysteria）的词源甚至还是希腊语的子宫（hystera），等到分配养孩子任务的时候，社会却会选择性忽视这些，反而用女性更有耐心、温柔、细心，天然地更适合带孩子的理由，卸去了男性参与孩童养育的担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某个生理性别确实会在某些领域存在先天优势，但这些领域实际存在的数量远比当今社会想象的要少，并且更重要的是，育儿绝不是其中之一。

之所以人们会存在这些观念，本质上还是与社会建构的性别分工有关。

而当代女性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男性却只要承担工作的性别分工，其实在百年前就已埋下了种子。

逃避育儿是男性的错吗？是也不是

王向贤对1929~1933年间劳动法规的研究发现，那时的中国社会就已经通过法律增强了男性赚钱抚养子女的社会现实^[12]。

由于当时中国尚处工业化初期，“强国强种”是首要任务，一方面女性生产力需要得到解放，促使女性参与到社会的工业劳动中来；另一方面生育这一再生产活动，又是延续人口的根本。先天的生物特性使女性承担“生”的责任，传统惯性又使女性承担起后续的“育”的责任。

整合女性生产与再生产的任务，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种种原因限制下，当时的劳动法为母职的两项任务划分了优先顺序：无酬照顾为主，赚钱抚养为辅。

当时的妇女劳动保护法规，更多的是保护女性的生育职责，使生育不被有酬工作所损害；而非保护女性的平等工作权利，使工作不被生育责任所妨碍。

而男性，则获得了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权利，进而形成了“以赚钱为主、豁免了照顾子女职责”的父职标准。

整个社会将气力、灵敏等二元划分为了男女特质，然后在这些特质之间进行等级排序，划分为男性的特质被赞誉，划归为女性的特质被贬低，进而根据等级化的性别特质，将工作、工资和声望在性别间进行分配，再把社会建构出来的资源分配上的差异归因于群体的内在特征。

男女的区别，就这样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这种结构中，有余裕参与到子女照顾中来的父亲是稀少的。亲力亲为照抚子女虽也值得称赞，但只是锦上添花的“好”，这类父亲无法成为被宣传的模范。能够成为模范的，只能是那些通过辛勤劳动，从物质提供的层面撑起一个家的父亲。

养家糊口当然是崇高伟大的，但好父亲的形象不应如此刻板。如果一位兢兢业业为家庭付出，照顾孩子衣食住行，让孩子健康、安全、舒适地长大的母亲值得称赞，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父亲？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男性群体对“顾家”的理解其实非常肤浅。就像一位台湾研究者说的^[13]：

“有些男性喜歡隨著當上父親而來的社會贊同，更甚於喜歡自己的小孩。因為推著嬰兒車四處走動，是享受社會贊同的最好情境，即使實際上與小孩的互動微乎其微。”

比起营造好男人形象的轻而易举，体认到“亲职参与有助于子女成长及家庭和乐”，深度参与育儿的男性数量并不多。

乐观地看，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有参与育儿的意愿，只是有相当多的因素阻碍了他们做到像传统意义上的母亲那么好，具体来说，至少有如下因素 ^{[14，15，16，17]}：

• 难以找到榜样，缺乏自信和自我效能。

  
  

• 育儿社交圈以女性为主，男性难以融入，进而缺乏育儿基本技能的交流学习。

  
  

• 周遭依然期望“养家糊口的好父亲”，使其难以完成从提供道德/经济支持的父权身份到养育性父亲身份的转变。

  
  

• 难以完成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场所的压力使其难以向养育性身份转型。

很多男性的成长环境就没有“做家务”的概念，而育儿也是家务的一种

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当我们发现问题所在，其实就是迈开了改变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就是将监护与抚养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将出生的孩子从负担转化为期待。

要明白，不是简单地倒个垃圾、买个奶粉，就是好父亲了，母亲能做到的，父亲一样也能做到。

正是因为身为父亲，才有机会陪着孩子长大。这份权利不使用的话，很快就会过期作废。

社会也需要做出改变

理想主义的话说完了，让我们再来聊一聊更现实的话题：即使此刻有男性改变观念，愿意参与育儿，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现在的趋势是男性逐年加深地参与育儿，但生育率却在逐年下降，这指向了生育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在摒弃了传统秩序下传宗接代的责任与天伦之乐的幻梦后，我们这一代人不再将结婚生子视为理所当然的必选项，开始认真思考孩子的意义。

结果，我们却发现没有新的观念去填补传统消失后的空白，我们甚至无法看见生育的必要性。

对工业现代化社会的父母来说，孩子在情感上无价，而经济上无用^[18]。而另一方面，社会教给我们的，恰恰是情感不值一提，经济需求至上。

年轻人对孩子能带来的情感体验深表怀疑，甚至恐惧而拒斥其带来的可能性，却能够清晰地看见孩子带来的经济损失，大幅降低的生活水平。

回家带娃成为了一种牺牲，会牺牲掉一个人的金钱精力，使其失去实现自我价值的上升机会，甚至可能使其失去在职场立足的空间，连基本生存都会陷入困境。

这不仅仅是男女分工的问题，还在于社会不愿意负担生育的成本，几乎完全将其转移给了家庭，并且在转移成本的同时，又将生育视为一项无偿的、义务的劳动。

这种趋势从清末以来就已经存在。尽管母职被广泛承认是创造使用价值的间接生利工作，但社会还是形成了工作的等级：有酬工作高于无酬工作，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而生育实际上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12]。

只要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只要照顾依然被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无偿劳动而不被尊重，那么家庭中，资源提供者与照顾养育者就依然会有地位高下之分，即使转变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也不过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封建王朝更替而已。

就像我国台湾地区一篇关于全职父亲的论文中提到的那样^[19]：

“雖然分工很明確，但是她會講說你兒子現在怎樣怎樣，她一樣會用督促廠商的角度去督促我，她認為我就是全職爸爸嘛， ……，很多東西她就會不斷地提要求，她可能跟傳統家庭的爸爸角色很像，為什麼他現在不會擦屁股啊，為什麼你不趕快教他擦屁股啊？她可能沒有那段照顧育兒的過程，她可能跟傳統的男性一樣，啊不是教一下就會了嗎？到現在都還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社会不负担生育的成本，还造成了一个后果：社会阶层较低的父母，在育儿时承担的牺牲和代价也更大。对很多的底层家庭来说，赚钱、维持生存是第一要务，甚至需要父母双方都投入工作，去外地打工，双方都无暇照顾孩子，形成留守儿童家庭。在这种家庭中，能做到从物质上供养孩子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又哪有余裕去奢谈父母在孩子生活中缺席的代价？

无论是生育不被重视，还是底层人民实际育儿的困难，都告诉我们，育儿问题不仅仅指向那些不带娃的男性，还指向了社会的公共福利制度。正如王鹏等人所言，“在缺少制度性支持和公共政策的前提下，私人领域内育儿职责的分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育责任给女性造成的压力，只能造成家庭内部资源的挤压”^[20]。

忽略这点，光是呼吁男性回归家庭，在推行过程中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最终只能在经济尚有余裕的中产及以上群体中，有限度地让一部分男性参与育儿。

如果政府与社会真的对生育率下降忧心忡忡，那么不应该只是在精神上鼓励生育，而是应该真的为父母们提供切实的支持。

例如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生育，系统发展优质且大部分人可承担的托育系统、给那些生育友好的公司实质的政策倾斜或财税优惠、减少没必要的长工时工作岗位、制定法规禁止歧视养育者、延长育儿假并不将育儿假与职场发展挂钩等等。

为个人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和保障，让生育不再成为一种惩罚，让生育在个人生涯规划中的地位真正得到提高，让在外工作和在家育儿不分高低，都能够收获自我价值、被周围人支持、能够自主有且尊严地生活。

实现了这一前提，为家庭付出才不会是一种虚幻的谎言，我们才可以彻底打破传统性别秩序给人戴上的枷锁，最大程度上避免那些因亲职缺席所导致的孩子们的悲剧。

这些悲剧，在前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已经上演过太多次，希望未来的孩子能够不再遇到。

参考文献

[1]李怡君（2020）。從母女觀點探究父親心理缺席 對家庭關係發展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2] McKelley， R. A.， & Rochlen， A. B. (2016). Furthering fathering: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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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iblarz， T. J.， & Stacey， J. (2010). How does the gender of parents matt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1)， 3-22.

[5]What We Know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What Does the Scholarly Research Say about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with Gay or Lesbian Parents?” (online literature review)， 2015.

[6]Lamb， M. E. (1977). Father-infant and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Child development， 167-181.

[7]Gettler， L. T.， McDade， T. W.， Feranil， A. B.， & Kuzawa， C. W. (2011). Longitudinal evidence that fatherhood decreases testosterone in human mal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39)， 16194-16199.

[8]https://www.bbc.co.uk/tiny-happy-people/science-of-fatherhood/zvnhjsg

[9]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vert-fut-48922739

[10]Zhang， X.， Ma， P.， & Li， M. (202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ernal childcare involvement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women—a path model analysis.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26(1)， 99-106.

[11]http://www.shehui.pku.edu.cn/upload/editor/file/20230120/20230120144915_2228.pdf

[12]王向贤. (2017). 承前启后: 1929-1933 年间劳动法对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 社会学研究， 6， 165-188.

[13]蔡佳玲（2007）。私領域中的男性—台灣社會核心家庭的父職文化與父職實踐。﹝碩士論文。世新大學﹞

[14]Perez-Brena， N. J.， Cookston， J. T.， Fabricius， W. V.， & Saenz， D. (2012). Patterns of father self-evaluations among Mex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men and links to adolescent adjustment. Fathering， 10， 2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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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sacco， A.， Garfield， C. F.， & Rogers， T. E. (2010). Correlates of coparental support among married and nonmarried father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1， 26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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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泽利泽·维维安娜， 2008，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王水雄、宋静、林虹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吳偉成（2023）。像我這款的爸爸們—全職育兒之父職經驗探究。﹝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20]王鹏， & 吴愈晓. (2022).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 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8910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苏七年，编辑：游识猷、黑jio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