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赶大集

在北京，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开始赶起了大集。

他们赶的，不是繁华商圈或园区里卖着各种文创产品、一杯饮料动辄三四十元的潮流集市，而是流传至今的传统集市，蔬菜水果、花鸟鱼虫、小吃、不贵的服装……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北京大集和其他地域的大集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原始的、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它在视觉上就是接地气的，这里可能会有人费尽心思兜售以次充好的产品，但没什么人会花心思装饰摊位。支个架子，或者干脆在地上铺一块布，摊就成了。有些商贩是附近的村民，摊位上的土豆是早上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耳边除了商贩提前录好的吆喝声，还能听见热火朝天的砍价声，生活在这里变成了一件特别具象的事情。

北京的大集一般都分布在五环外，这里更像北京的另一面。每个月，北京都会有数十个大集开集，但许多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从未去过。在这里，时间似乎停止了，每一年，这个城市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些大集和十年前相比也没什么区别。

来往其中的年轻人，有些人喜欢这里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走在其间有一种确认自己还“活着”的真实感；有些人喜欢这种“全场随意消费”的感觉，不用随时提防会遇到“刺客”；还有些人是在怀念家乡。

去赶集也不是非要买点什么，赶集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寻找大集

北京大集是靠着口口相传和偶遇来吸引人的。

刘羽第一次跟着人群来到常营大集附近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离大集差不多20米远的时候，我还掐了自己一下，看着那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我差点以为自己穿越了。”

这个反应也不算夸张，毕竟刘羽上一次赶集还是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刘羽的姥姥住在乡里，刘羽在寒暑假经常回去。每月赶集这天，乡里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就会挤满从外地来的商贩，她还记得那时候自己每次都吵着要吃铁板鸡。后来姥姥去世了，她就再没回去过。

今年是刘羽来到北京的第四年，这四年她一直住在常营附近，没听说过有什么集市。那天是她出来骑自行车，看到很多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走，以为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她就跟着人流一路骑了过去。“确实挺意外的，在我们家那里，只有乡镇里会有集，之前也听说过北京的沙河大集，但是都比较远，常营这个应该是离市区最近的集了。”刘羽说。

走在集上，她有一种全身“通了电”的感觉——“很多小时候的感受突然跳了出来，感觉自己赚到了。集上的整个氛围特别松弛，有很多和我一样骑自行车来的叔叔阿姨，他们还夸我的车子好看。”刘羽说。

从那以后，刘羽觉得自己有点上瘾了，几乎每半个月她都会去找开集的大集逛逛，最远的一次去过昌平。

去大集的交通都不太方便。“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一般要走很长一段路，最近几次我都是和朋友开车去的，找停车位也很麻烦，不过大集的初衷就是为周边生活设施不是很完善的居民提供一个固定的购物渠道，所以可以理解。其实各个集市都没有太大差别，我这个人就是有打卡的瘾，等到天气暖和了，我打算骑车把北京所有的大集都打卡一遍。”刘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要长久地逛，寻找自己生活半径内的大集很重要。

“挤”是赶集的常态。“说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作日的时候，商场里一般都没什么人，但集上不会，工作日去照样是人挤人。这可能也说明了赶集的和逛商场的不是一批人。”刘羽说。

Bonnie去的大兴榆垡集市也同样如此，这里每天上午开集，大到家装板材，小到米面粮油，里面都有卖，“去了几次，发现摩肩接踵是常态”。但Bonnie并没有因此产生负面的感受，“慢悠悠地穿梭其中，周围有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但并不觉得吵闹，反倒觉得内心多了一份宁静，很喜欢那种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赶集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略显拥挤、吵吵闹闹却不被人讨厌的事情了。

集趣

大集是“无所不能”的，走的集多了，什么事都能碰到。

这种“无所不能”，有时候能让人大饱口福。王苗苗喜欢吃辣椒，但平常超市里只卖袋装辣椒粉，“吃起来不新鲜，味道也不正，可能是因为用油炸过，所以吃到嘴里会有碎渣，口感不好”。她在北京找了几年辣椒粉，始终没找到满意的，最终在山东庄大集上碰到了。刘羽也在大集上碰到过“家乡味”的烤串。

不过大集的“无所不能”，有时也让人啼笑皆非。除了吃穿用度，大集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卖“文玩”的人，玉石、檀木手串等原本就“水”很深的东西，有时也会被摆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

“很多时候，他们卖的东西都假到离谱，一眼就能看出来。”王苗苗感慨道。她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喜欢去找这类商家砍价来消磨时间，前段时间，她碰到了一个自称是卖紫檀木手串的老板，要价200元，王苗苗费了一番口舌，将价格砍到了80元，然后转身离开了。

事后她也在想：“他们（这类商家）的存在也许是有合理性的，在集上买这些东西的人，应该不是为了收藏、等它们升值，他们可能只是看到了一个漂亮的东西，把它带回家会很开心。再讲讲价，也不会花什么冤枉钱。”

大集是“无所不能”的，吃穿用度，什么都能碰到。（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集上除了生意，还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总能产生更亲密的连接。让Bonnie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卖金鱼的爷爷奶奶。

“他们六七十岁的样子，带着一只猫和一只狗在集市上摆摊卖金鱼，摊位牌子上写着‘金鱼一块钱三条’，起初是感叹金鱼的价格，后来凑前一看，有只猫咪贴着鱼缸睡得很安逸。我问奶奶猫醒了会不会偷鱼吃，奶奶很朴实又骄傲地摇摇头说不会，看我在给猫咪拍照，还特意把猫咪叫醒，抱起来给我拍。然后爷爷拍了拍他身后熟睡的小狗，说它们俩养了很多年，都很乖。最后我买了一块钱的小鱼，其实我并不会养鱼，但是我想留着爷爷奶奶这份朴实。”Bonnie说。

在赶集的，不只是在不同摊位前移动的顾客，很多商贩也同样是赶集的人。碰到人少的摊位，刘羽有时候会和老板聊上一会儿，他们几乎都是常年奔波在路上。“有一个卖菜的大姐告诉我，她会去很多地方的大集，不只是在北京，像三河市等周边的地方，她也都会去，这就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做赶集的生意，投入的钱要比开店少很多，也不用太担心客源，她在一些村子上还有熟客，就是跑来跑去可能会辛苦一点。她让我相信，勤劳是可以致富的。”刘羽说。

一个集市，也是一副浓缩的众生相。在这里，有人赶的是乐趣，有人赶的是生活，他们都可以不卑不亢地走在其中。

一种生活

赶集是一种早在古代就形成的民间风俗，南方称其为“赶场”、“赶街”、“赶山”、“赶墟”（赶圩）、“赶闹子”。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之《地部一》中就有记载：“岭南之市谓之虚……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谓之‘赶集’。”

早年间，赶集不只是一种交易手段，也成为了一种管理手段。由于当时集市承担着乡村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交易的重要使命，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府，都会通过对集市乃至集镇的控制，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管理。在现代，集市也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交易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集市的其他附加属性，几乎都已经消散——它又回归最原始的本质了。但千百年来，赶集这一行为模式，早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惯性，人们在基因里就带有对烟火气的原始渴望。

千百年来，赶集这一行为模式，早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惯性，人们在基因里就带有对烟火气的原始渴望。（图/由被访者提供）

谈起喜欢赶集的原因，王苗苗说：“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被禁锢在小格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特别少，所以这样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就显得特别珍贵。”

结婚之后，王苗苗来到了北京，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她的娱乐项目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但是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家里的时候，又需要与外界接触。每次去赶大集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接触社会、拥抱社会的感觉，重温人间的热闹，这是一种情绪的抒发。”

在备年货的阶段，集市对王苗苗而言更是个不可缺少的地方。“如果过年的时候在超市里按部就班地买东西，是感受不到那种热闹氛围的，超市里顶多会增添一些红色的装饰，卖些新年礼盒。但是走在大街上，走到集市里，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到处都能看到红色的对联，看到集上摆放的瓜子糖果，大家都是喜气洋洋的面孔，年味一下子就有了。”王苗苗说。

对王苗苗来说，赶集是一种驱散孤独的方式，也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怀念。

疫情期间，大集曾停摆了一段时间，每次路过，王苗苗都觉得有些落寞，和她一起感到落寞的，还有一位大爷。大集正常开集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传统的剃头匠过来，那时大爷剪个头发只需要花几块钱；剃头匠不来了，大爷只能在理发店里剪头发，即便是小区里的那种小门面理发店，收费也要几十元。

“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赶集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一种生活模式，每月逢九开集，这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个盼头，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王苗苗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本文首发新周刊650期《2024生活趋势报告》，作者：高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