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清茶能品出烟火人生吗？

茶是什么呢？可以是围炉煮茶时的那一抹人间烟火，可以是客人前来拜访时的一杯浓浓的情谊，还可以是红泥炉梅花雪、自斟自饮时的那一种恬淡悠然。

在中国历史上，茶向来是与文人雅士相关联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从种植的源头，到制茶的经过，再到饮茶的方式，附着在茶上面的理念与认知实在太多，东方文化的奥秘尽在其中。

所以，我们尝试着，从这样一片神奇的东方树叶去追溯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具象的文化的载体，到底哪些传统的东西得以在飞驰的现代化列车上留存。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中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是乡土的。”我们要追寻的就是这种乡土性到底是什么。

尤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潮的洗礼，又有哪些现代性的元素与传统交融。毕竟我们的乡村如今看上去是那么的复杂且具有魅力。你明明能够感受到，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在变迁当中，又留存着许多古老的影子。

于是，我们走访了独具特色的昆明茶馆、因产业和贸易发达而声名鹊起的临沧茶区，拜访了相关政府部门，寻访在茶办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以及那些孜孜以求、不遗余力推广中国茶文化的茶人、学者。我们尽量关照日常，在老百姓茶生活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节中，去发现去体会那些日用而不自知的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一、南方有嘉木

去临沧时已近冬月，北京一片萧瑟，这里到处还都郁郁葱葱。秋茶季已过，茶农们正进行茶园中耕、修剪和封园管理。小雨淅沥，以备来年蓄势生发。

云南临沧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独特，地处云岭和怒山山脉南端，北回归线两侧，澜沧江、怒江两大水系之间，山间云雾缭绕，是世界著名的茶叶黄金产区。

这里是茶马古道、蜀身毒道必经之地。自古以来，每当春茶季来临，内地、藏区的茶商便纷至沓来，走进顺宁府、云州街、缅宁街、勐库街收购毛茶。紧接着数十数百支马帮队伍走来，驼铃声、调子声回响在滚滚澜沧江上。临沧茶通过茶马古道运输到下关，然后分两路，一路向东，进入内地，一路向北，运往藏区。

在临沧市农业农村局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市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江鸿键泡了一壶古树滇红给我们。

“请喝茶。”

这几乎是每个临沧人待客的必备礼仪。

江鸿键毕业于西南农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从云南省农科院热经所调回临沧之后就一直在跟茶叶打交道。头发虽已花白，但是精神状态很好。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临沧市茶办原副主任江鸿键。

“我们临沧是世界茶树地理起源和栽培起源中心，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农古濮人的原居地，是普洱茶原产地，滇红茶诞生地。被誉为茶树演化自然博物馆的云县白莺山古茶园，至今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农耕模式。大叶种茶发祥地双江冰岛古茶园也在这里。在自然保护区中有野生茶树群80多万亩，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广、密度最大、原始植被保存最完整、抗逆性最强的勐库大雪山野生茶树群。”

与江鸿键交流，不仅能够知晓临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还勾连起当地绵延辉煌的茶叶文化与历史。

他介绍了抗战时期为开辟新的茶叶出口基地换取抗战救援物资，1938年中茶公司委派制茶大师冯绍裘先生到临沧市凤庆县创制滇红茶的故事。当时派了两批人，冯绍裘来临沧的凤庆，范和钧去西双版纳的勐海，两人任务是一样的，都是寻找新的红茶产地，提供出口，支持抗战，冯绍裘取得了成功。

▲有“滇红第一村”之誉的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滇红茶厂。

“新中国成立之初，茶叶是国家二类出口物资，用来换取外汇和偿还前苏联债务，1吨茶可换10吨钢。为保证外销，临沧茶区全部生产红茶，那个时候国内是喝不到滇红的。”

▲临沧市凤庆县大摆田茶厂出产的滇红等各种茶样。

长期从事茶叶产业工作，江鸿键几乎跑遍了临沧所有的茶山和村寨，对于当地的茶树资源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临沧有209.3万亩茶园，茶叶产量17.2万吨，是中国最大的产茶市，最大的普洱茶产区，也是最大的红茶产区。全市有茶农33万多户、133万人，茶农1/3收入来自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

当地历届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茶叶产业，在不久前出台的《临沧市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当中，临沧市确定的茶叶产业发展总目标是2025年茶叶综合产值达到500亿元，预计2030年综合产值可达到1000亿元。

“当前临沧茶叶产业发展重点围绕三条主线，一是绿色发展，二是数字化转型，三是产业升级。”对于第一条线，临沧市的目标是“全部绿色、一半有机”，实现绿色有机全覆盖。为此，大力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雨林联盟、良好农业规范、生态低碳茶园、公平贸易等认证，打牢可持续发展基础。

“目前全市通过绿色认证茶园66万亩，有机认证茶园43.1万亩，雨林认证茶园4.5万亩。雨林认证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消费者、生产者、茶区居民、野生动物权益和茶区生态环境保护。”

江鸿键说他们去印度、斯里兰卡、印尼考察过，发现在雨林认证方面，双方面临的问题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我们问。

“因为中国已充分市场化了，茶园分散在茶农手上，需要重新把茶农组织起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职能他们需要由农场、庄园承担，与我们不一样。”

“雨林认证茶园有多项考评项目，环境保护方面包括生产区、生活区排出来的污水，必须经沉淀池和湿地处理，茶园梯壁上要求种植香茅草减少水土流失。茶区居民保护方面，比如未成年儿童和老年人不得从事体力劳动，妇女不得打农药，农药必须在独立房间存放，而且要摆放到儿童拿不到的高度等等。”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开展绿色低碳茶园认证，通过茶园固碳，减少碳排放，还可以通过碳汇交易为茶农创造价值。尽管这个数额可能不会太大，我们估算每亩大概几十块钱，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那也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在这个以茶叶著称的地方，城市乡间，一切的努力都在指向可持续发展。临沧市制定颁布了《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和《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实施办法》，推进古茶树资源保护利用法制化。临沧市凤庆县成立了滇红茶产业联盟，双江县成立了“三茶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研究院，集中人力物力，以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程。

对于当地茶农来说，他们似乎更习惯一些传统的概念。比如流传在民间的大叶种茶的故事，人们不断传说着双江勐勐土司如何将茶叶种子分配到这片土地上，他们又是如何从茶叶当中收获幸福的。又比如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给后人留下一株株茶树作为遗产，他们又是如何在固定的日子背着盐巴挑着鸡蛋前去祭拜山神的。在大山深处，一些人一直延续着使用传统节气来指导生产的习惯，他们从传统农业和大自然的变化中获得智慧，探索种出进而制出一款好茶的方法。

在与我们交谈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很坚定这一点：在茶区，人与茶的关系本就密切。人在草木间，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一直保留在各个村寨里。

在以冰岛茶闻名的双江县勐库镇，一位年轻的镇长很认真地纠正了我们认识上的误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像我们傣族村村寨寨里面都有榕树，大榕树成片的树林都会保留，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崇，还有敬畏。你有敬畏之心就不会去搞破坏。我更多地觉得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像以前老百姓在茶树底下种菜、种蚕豆、种荞，它也是一种多样性保护。”

为了规范茶区的种植行为以达到绿色认证目标，镇政府正在以“四无一有”（无垃圾、无化肥、无污水、无农残、有覆荫树）方式推广绿色有机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引导茶农将采茶钢架替换为木架，在茶树里面套种杂树，保持生态多样性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为了不破坏古茶园的生态系统，冰岛老寨已经搬迁，没过多久野生植物就占领了腾退出来的土地。山脚下的冰岛新村即将完工，县里正在规划冰岛茶文旅示范区的建设。对于年轻的镇长来说，工作当中有一块是必须要抓的，那就是共同富裕。

勐库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靠茶吃饭，这些年冰岛茶价格一路猛涨，以冰岛村为代表的个别村寨迅速富有，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勐库18寨的状况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的茶叶仍时不时处于滞销状态。剩下的这部分人怎么办？他们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普惠效果，绿色茶园建设就是第一步。

“到今年年底，我们绿色茶园的认证可以达到70万亩，有机认证50多万亩。目标是我们210万亩茶园要实现绿色有机全覆盖。”江鸿键说。

二、绵纸上的“克己复礼”

见到王迎新的时候，她刚结束为期5天的“重庆春茶漂流纪”活动回到昆明。

作为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也是该项活动发起人，王迎新每年都会选择比较重要的节点参与到当地的活动当中。这一次她去做了一场关于长江流域茶文化的讲座，因为整个长江流域从唐代开始就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要生产地和繁荣地。她们在白帝城组织了一场茶会，然后坐船顺流而下，刚好就是沿着李白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路线走下来。

“请喝茶！”

古朴的茶席，精致的茶搁，一株兰花相伴，耳畔是舒缓的音乐，在昆明人文茶道传习馆的客厅里，王迎新为我们泡上一壶云南当地产的熟普，讲起发起这项活动的初衷。

“感受是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想把它给活化，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场景里去活化中国的茶文化。”

王迎新接触茶很早，几乎孩童时期就言传身教接触到许多有关茶的知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王迎新的父亲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主要从事云南茶的研究和外贸。那时候交通不便，王迎新还记得父亲一出差就是很长时间，“路不通，就徒步走进去，当时他们还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

“早在70年代，他就去考察云南所有有古树的山头，他们茶叶公司有车，跑了差不多5000多公里，每到一处就把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录下来。他还很好玩，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的吃茶方式，他们有腌茶，把茶像腌菜一样地腌，还有各种烤茶，用竹筒烤茶，他学了以后不仅买回来，还在家里做实验。他就拿茶叶来腌，腌了以后就让我们来吃，我就是小白鼠。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他就是对各种事情都很有兴趣。”

▲临沧市耿马县勐撒镇撒马坝千亩连片的茶园。

父亲对茶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对王迎新的影响很大。后来她在云南日报《滇茶大观》做过主编，再后来创办了“一水间茶研工坊”，后改名“人文茶道传习馆”，就是希望能进一步传承父亲的衣钵，把中国的茶学体系和美学体系梳理一下。因为她觉得之前中国的茶道流派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包括冲泡方法，包括中国式的茶空间概念，现在很多人去学日式的，但她觉得日式的不一定适合中国茶，所以她就想从这方面做些工作。

“审美是在逐年提高的，一开始是模仿，后来是做减法。”王迎新说，每个时代肯定是要有往前走的人时代才会发展，比如说宋代的点茶法，它是在唐代煎茶法基础上的一个新东西，所以传统肯定是我们历史的厚重积淀。“但你学了以后不要去复原，复原你抄不过它的，你就结合当下，因为时间已经变了，我们的茶已经变了。”

有些是断档的，有些是传续的。在王迎新的生活里很多东西就一直在延续。王迎新的奶奶那一代人平时就喝茶，家里面随时都有插花。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奶奶辈们有这个习惯，到冬天的时候会买佛手来清供，因为她们觉得佛手的味道好闻。王迎新的奶奶还有一只建水的花瓶，是她年轻的时候去寺院里面一个老和尚送的，后来传到了王迎新手上，她就每年冬天拿它来插梅花。

“所以我觉得它（传统）其实一直就没断过，也不能说完全是回归，我们现在说的回归这个词只是对某一部分人来说的，对我来说，在我的生活中它就一直都在。”

在《滇茶大观》当主编期间王迎新采访过不少老茶人。她说他们那时候做事更专注，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比如研究种植他就研究种植，研究品种就是研究品种。王迎新讲到一位以前昆明茶厂叫陈佩仁的老先生，他们家以前有个商号，有一次王迎新去拜访他，给了她很大启发。

“他们家就住在书林街，石桥铺以前茶厂的一个职工宿舍里面。我还记得是一个冬天，跟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阳光很好，我就走着去他们家采访。我觉得老人精神状态当时很好。我原本想一个茶厂的员工，家里的文化氛围不会那么浓，去到他家，一进客厅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重彩工笔画，是很传统的花鸟文人画。

哎？我说陈老师你家这个画还是原作，不是复制品。他就说三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来到云南，当时就有一个年轻人右手不在了，那个时候打仗嘛，右手不在了他就左手画画。他就说，你就给我画这个画，变相地进行资助。他家的阳台上还养了盆景，摆着太湖石，不像一般人养花那样粗放随意。他们家还很坎坷，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很多东西还在坚守。”

“后来我说陈老师你们家商号还留下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做记者有这个习惯去挖呀挖。他说没有了，我们家的东西都被没收了。我说再想想，你们有没有印章，因为以前商号是有印章的，他说印章没有了，但是有包普洱茶的绵纸。他把当时的棉纸找出来给我看，我一看，它的大字写的是‘克己复礼’，这是儒家的一个理念，正心修身，克己复礼，下面才是他商号的logo，所以我就一下觉得那个时候昆明的茶商还是属于儒商，他是把人生准则或者是品格价值的东西放大在他的茶上面，他自己的名号反而很小，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感触。”

后来老先生送了王迎新一张绵纸，还送了一包茶叶给她，老先生自己发酵的，他自己喝的也是这种发酵的茶叶。每年他叫儿子到茶叶市场买十公斤茶回来，自己在家里面用个小桶发酵，发酵了自己喝。

他泡给王迎新的那天已经喝到茶梗了，好的已经喝完了，但是很好喝，老先生就用纸包了一小包茶梗给她，王迎新还存着，一直舍不得喝。

“所以我每次讲课就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因为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亲历的事情。它就是文化的符号啊，而且这个文化符号还带有商品的属性。我觉得，现在当我们说到商品的时候，大家追求的其实更多的就是去赚钱，一定要把利益最大化，脑袋里可能已经没有空隙去容纳文化了，你说是不是？”

王迎新说，为什么国潮风会兴起？北京的大街上男孩子女孩子穿着马面裙，年轻的人们把这样一个古老的东西变成时尚，我们现代人反过头来去寻找一些传统的东西。除了大家的生活比较平顺，有时间精力能力去寻找一些生活里面无用的或者闲适的东西之外，更重要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血脉里就有的。

“只是被唤醒了，重新用它又发现它的好。”

当然，王迎新也认为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追求一种文人茶会的境界，“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用粗瓷缸泡上一泡茶也可以喝得很开心。”

三、不止有茶

云南茶馆向来繁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大批学子来到这里首先见识到的就是云南的茶馆。

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到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这两条街都不长，街上却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些也是卖的。”

又说到由这家往前几步，是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再往前几步，又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

他还在一家茶馆的墙壁上发现一首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用墨笔题在墙上，不知何人所写，令其大为惊异。

那个时候很多联大学生就整日地“泡”在茶馆里，甚至比本地人在茶馆待的时间都长。

▲一杯茶，喝的是天地灵气，品的是悠闲时光。

如今，我们去拜访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院前院长吕才有教授，学院外面的广场上，戴着蓝牙耳机的学生正在长椅上背书以备战新一轮的考研，手边是一杯塑料杯包装的新式茶饮料。商业街上，昆明的老茶馆里依然上演着市井与江湖，新式的现代化元素同样不可避免地充斥其中。

吕才有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茶歌文化与赏析》，里面是他们收集整理的云南少数民族茶歌及研究，然后取出今年云南麻栗坡国际春茶节获金奖的一款白茶，用一个白瓷盖碗沏上，一股香气氤氲而来。

“请喝茶。”

吕才有原先专攻普洱茶研究，主要着眼在技术和产业层面，这些年开始更多关注云南茶文化及其传播。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明清以来昆明茶馆文化的变迁》，文章中提到昆明人喜欢吃茶，除了繁华市井的茶馆欣欣向荣之外，昆明郊区农村茶馆也是热闹非凡。城里城外，从最繁荣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可以说没有一条街上没有茶馆的。

“茶馆是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一个场所，在那里的人们享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一个茶客可以是赋闲的人，也可以是在休闲的人，还可以是打发有限时间的人。”

“它融入我们的生活，接地气，有烟火。一家人坐在一起喝茶也增进交流，这就是中国传统生活当中的家庭氛围。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交方式。围炉煮茶坐下来，烤烤火喝口茶说说话，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调整和转型。而且喝茶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注意周围的环境，能够提升人的心境。”

闲暇是文化的基础，茶填充了闲暇。而在吕才有看来，经济发展为这种闲暇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吕才有曾经在云南的石屏县当过4年副县长，回忆起来有件事一直令他苦恼。石屏豆腐很有名，天然水点豆腐，但是那时候经济上还很落后，山场很难进，路是灰蒙蒙的，他们当时招商引资，小轿车一跑进去就全都是灰。

“我们打一个标语叫作‘欢迎你到石屏来’，人家在后面加两个字‘吃灰’。本来是欢迎你到石屏来吃豆腐变成了吃灰。但是现在你下去看，房子好了，环境好了，路也好了，方方面面，人的欣赏境界也上去了。就是说经济水平提升以后人的认知水平也在提升，自信心也在提升，大家就开始追求更多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会发现自己的优点。”

前几年吕才有遇到一个法国人，这个人硕士毕业，却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奔向城市，而是选择在景迈山住了下来，找了一个当地媳妇，也在网上卖茶，吕才有还专门带着学生去看过。

“因为我们要搞学茶、爱茶教育。我们云南人叫作家门前的街子，就是自己家待的地方老是看不起一样的，还是对自己有点底气不足。这个法国人就是在那里卖卖茶，他就说我在这里待得是最舒服的，我也不需要给别人看，也不需要跟别人比。”

当然，这里不止有茶，有茶生活，还有咖啡。

几乎是跟普洱茶的发展同步，这些年来云南小粒咖啡的人气和市场一路上扬，走出了独属自己的姿态和步伐。作为国内咖啡豆的最大产区，云南咖啡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据了全国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98%以上。

江鸿键把它叫作第四波咖啡浪潮。

“现在这一波浪潮非常好，主要是国内品牌的兴起。我们国内的精品咖啡跟我们的茶有类似之处，跟我们的冰岛、昔归是一样的，也是讲产区讲山头讲工艺，所以它的价值可以大幅提升，除了品牌之外现在产地更加重要。”

江鸿键有一个浅绿色的保温杯，他每天的习惯就是起床后泡上一杯茶带到办公室去喝，当然他的保温杯里也会泡枸杞和红枣。他也不排斥咖啡，有时间的时候他喜欢到一个朋友的乡村客栈那里，听着音乐，闻着刚刚烘焙出来的面包的香气，喝一杯咖啡。他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是多元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违和。

王迎新的生活里也有咖啡。通常她会在早上冲一杯，豆子是自己磨的，做单品手冲。

“其实东西方文化是交融的，在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交融点。比如我们做活动，到云冈石窟，你看到的飞天它是长翅膀的。我们知道西方的天使长翅膀，中国的飞天是用飘带的，但是你会发现也有带翅膀的飞天，就是当时西风东渐的时候，有那边的工匠到内地来参加石窟的开凿和雕琢，所以它会出现一个文化的交融现象。”

就像云南的香格里拉有很多老树咖啡，就是当时的传教士带过来的品种。人们在这里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同时在思想和行为上还沿袭着一套非常古老的运转体系。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时空平面上和平共处着。

“还有，你知道西方下午茶的源头最早是从英国开始的，但英国的下午茶最早喝的就是中国的正山小种。”王迎新补充说。

（本版图片均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梅隆 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总策划：何兰生，总监制：王一民，监制：施维、冯克、张凤云，统筹：梅隆，文：张凤云、郜晋亮、桑妍，编辑：姚金楠，美编：刘念，出品：农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