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中的上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

金宇澄沉浮上海，见惯市井饮食男女，在90年代的日常世相中，常常绽露奇异的辉煌。

他提起电视新闻报道1995、1996年的除夕、“接送”财神，上海乍浦路、黄河路饭店云集，燃放烟火鞭炮的垃圾，足足堆有半尺厚，最大型的烟火箱子，都是单人床的规模，“匪夷所思，时代进入一场接一场的狂欢”。

上海大小酒席不断更新，慢慢演变为极致的浮夸，官商汇聚，夜夜良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始于1990年，不只在上海，人人都热衷生意，都那么热火朝天，《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里，下海、做买卖，跑各种关系，搞批文，送礼。”金宇澄说，“这种城市精神，承上启下的生物链，重新复位。你做生意，他从美国来，谁谁又在干什么……通常清楚，也往往暧昧不明，膨胀、丰富、曾经消亡的都市生态，什么动植物都繁衍起来了。你可以看见四周植被，却不可能了解整一座的森林。”

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90年代建立的饭局生活，在“人生安稳的底子”中，流水席一个接一个，神侃、讲段子、做生意，鱼龙混杂，男男女女，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是典型上海的写照，其中我们也窥见了北京、广州、杭州多个城市的影子。

有人不禁要问，这样的饭局有意义吗？

金宇澄说：“你有一盘10年前和朋友饭局的录像，要不要看？你肯定要看，其实你早忘记这场饭局了——忘记，就是它毫无意义。你一看录像就呆了，10年前，我原来是这发型啊？怎么穿那样的衣服？这人不是我过去女朋友吗？另一位久不联系了，对面那位早已离婚，忽然你想起了很多，非常感慨。”这就是意义。

饭局之妙，在“饭”也在“局”——典型的中国饭局，设局人、局精、局托儿、陪客、花瓶众角色，仿佛一个不能少。

上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有无缘无故的饭局。90年代的聚会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家中再无访客，饭局就是客厅。

在作家朱文颖的印象中，金宇澄是个有意思的饭局旁观者。金宇澄则认为是共同的经验：“人在饭桌上说的话，都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一种愉快的闲聊，这与通常小说渲染谈判、阴谋、鸿门宴不同。人需要普通的交流，求得存在和满足感，不说教，没有中心思想，自作主张。你放低位置，就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特征。”

地球人都知道，上海的饭局基本吃不饱，《繁花》的饭菜，终究是前戏，高潮滑入五花八门的话题和旨趣中，如小说人物所言，“世界大乱收古董，世界太平收女人”，但收一个女人，说不定收进了一百多个麻烦……钥匙越多，摩擦就越多，声音响得多，事情就复杂。

饭局展露了阶层的标准。金宇澄曾遇到一陌生的同桌女孩，有人问她何时结婚，她答：“我阿姨说，先包三年再讲。”问她阿姨是干什么的，她答：“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环境和对象早变了，也像是毫无改变，这种话题可在饭桌上平静讨论，我没有想到。当时有人感悟说，是啊，这种弄堂小姑娘找个小职员结婚，事事都不如意，找一个优质对象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完全不一样，等于三年‘硕博连读’，有什么不好？”

《繁花》让王家卫导演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小毛在饭局上说的故事：夏天深夜时分，小毛在通宵车站遇到一女人。小毛搭讪，女人沉默，最后只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我是单身，可以到我家洗，我有洗衣机。”女人沉默。两人上了车，等小毛到站下车，女人也下来，一路跟他回到家，显得越发自然，就像回到自己家那样脱衣服、备洗澡水，最后，躺到了小毛的身边……这使小毛疑惑，会不会就是去世的老婆？但不像……黎明时分小毛醒了，听她还在厨房洗衣，没用洗衣机。4点多钟，女人叫醒他，“我走了”。小毛迷迷糊糊听见门锁声，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女人。

“不少人当场就追问小毛，这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小毛说，知识分子才问这样无聊的话，我从来不问，她对老弄堂那么熟，大概也住这种房子。为什么？跟我无关。”

作为老三届知青，金宇澄在东北务农8年，与这一辈的三教九流有密切交往，按他的话讲——这是市民阶层的某一种“日常”。对小毛这样的下岗单身者来说，生活不如意，面对所谓“艳遇”，他一贯是极其谨慎，一言不发。在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里，他只遵循自身规律，沉默根本不算什么，却可以在饭桌上敞开说，这是作家很少注意到的情况。

如同无数饭局，《繁花》的命运“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如同书名，人生如花，盛极必衰。

小说里，蓓蒂和阿婆在“文革”中失踪，变成了小鱼，被猫咪衔着送进了黄浦江；小毛妻子春香难产而死；90年代饭店老板娘李李，穿一身运动服，准备出家，跟阿宝说“宝总，保重”；小琴推倒锈蚀的阳台栏杆，坠楼命殒……金宇澄知道，《繁花》这些结尾都不讨喜，他不介意，在他看来，关于死亡的话题，到了90年代已变得正常化。

金宇澄提起，他常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路边的家门口，天都下雪了，天黑了也没人管，她就这样坐着，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在年轻时代，她肯定很漂亮，也许很幸福，但到了老年，就会是如今的模样。这并不是说，她的子女好还是不好，居委会有没有照顾好她——读者应该懂得，人到了这年龄，哪怕有儿女照顾，也必须面对这样不堪的状态，这是正常的。

“文学有大宗的某种答案，比如‘相濡以沫’，仿佛我们的问题，都来自环境压迫，或者再坏都有解决办法，没有时间自己的问题。文学很少提到死亡的不堪，死是不能解决的。只鲁迅先生说过，某人为孩子庆生，大家热情祝贺，只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被痛打了一顿……这是老实话，意思是人生易变。珍惜幸福的时光，才是《繁花》的正能量。”

“我不会故意拿一个很难的内容，给简单的读者看，是说老实话。我喜欢博尔赫斯的意见，他认为的好小说，就是让‘读者消遣和感动，不醒世劝化’。”

小说结尾，金宇澄引用1993年红遍大街的《新鸳鸯蝴蝶梦》歌词，“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不如温柔同眠”。

在这个年代，也许人只能这么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阿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