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类型复杂。再加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服务市场发育缓慢、政府用于农村养老事业的财政资金相对较少等，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十分严峻和迫切。这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判断二：农村老年人并非均质化的社会群体，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尽相同。按照是否具备劳动自理能力，农村老年人可划分为具有劳动自理能力的健康老年人（低龄为主）和不具备自理能力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中高龄为主）。健康老年人以自主养老为主，他们对便捷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友好的非正规就业机会需求比较高。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需求最为强烈，他们应当是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先服务对象。

判断三：农村老年人在晚年生活安排上有一套自洽的文化观念。能劳动自理则以自主养老为主，不拖累子女、不给子女找麻烦，甚至还想着支援子女，减轻他们的现代生活压力。等身体机能下降、疾病增多、逐渐丧失劳动自理能力以后，他们追求居家养老、寿终正寝，反对过度医疗、徒增痛苦。

判断四：农民家庭养老功能虽然有所弱化，但它依然发挥着难以取代的兜底保障作用。所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不仅要有老年人视角，还要有家庭视角。所谓家庭视角是指通过一系列发展型家庭政策的出台提升农民家庭发展能力，让农民家庭有能力也有条件重新发扬家庭养老功能。

判断五： 市场距离对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状况的影响比较大。距离市场越近，农村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和务工性收入越多，他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比较高，晚年生活从容且丰富，这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郊区比较普遍。距离市场越远，农村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和务工性收入越少，他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低，晚年生活拮据且单调，这在中西部地区比较普遍（宗族地区除外）。

判断六：农村老年人精神危机的实质是“社会性死亡”。所谓“社会性死亡”是指老年人逐渐从家庭生活、亲属网络和地缘社会当中剥离出来，成为村庄当中不被看见、不被尊重的“剩余群体”。应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危机，不仅需要子女与父母建立起常态化的情感交流机制，亲戚朋友以及地方社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生活，让他们参与其中，有所作为。

判断七：应对农村养老问题要有区域差异的视角。区域不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别非常大。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比较差，应当是以兜底保障加普惠养老为主，不宜高标准顶格化开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而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财政能力较强、养老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可在兜底保障和普惠养老的基础上适当提档升级。

判断八：以日间照料中心、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等为代表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建设标准高，但是利用率并不理想，普遍存在闲置浪费等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对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并不了解。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扭转工程建设思维，把重心放在通过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农村老年人精准提供养老服务。

判断九：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注重本土化，其次才是专业化。所谓本土化是指从本乡本土挖掘和培育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比如留守妇女和低龄健康老年人。本土化有几个优势，一个是人力成本较低，另一个是稳定性高，再一个是便于监督，最后是服务精准。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才是长久之计。此外，切忌对本土化设置过多限制性条件，比如年龄、学历和是否持证等。

判断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要充分利用既有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优势，这样不仅符合老年人的文化心理，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养老服务成本，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其中，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集体所有制、村民自治和基层党建等，比如依托集体土地所有制为老人农业提供便捷化的农业生产环境，依托村民自治提供灵活的社会养老服务，依托基层党组织加强社会养老服务监管和反馈等。文化传统主要有村社文化、宗族文化、孝善文化、乡愁文化和功德文化等。尤其是一些新乡贤基于乡愁情结和功德观念，大多有支持家乡养老事业的内在动力，这需要妥善加以引导，比如规范社会捐赠流程、建立荣誉奖励机制等，让新乡贤参与家乡养老事业放心且舒心。

判断十一：农村养老产业发展具有前期投入大、利润薄且回收成本慢等特点，一些养老服务机构选择与政府合作的方式缓解其经营压力，具有十分明显的政府依附性特征。与此同时，政府也有落实涉老项目和资金的压力，两者之间就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其中存在大量的隐秘的利益输送空间，需要加以警惕。

判断十二：当前所谓的智慧养老主要有智慧穿戴和智慧平台两种形式，其中智慧穿戴是以技术手段监测老年人的身心状态以及反馈养老需求，智慧数据平台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老年人的分布情况、年龄结构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然而，农村智慧养老前期投入大、后期运营成本高，实际效用并不理想。实际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推行智慧养老并不积极，但迫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要警惕决策层被相关利益主体所左右，切实做好农村养老问题调查研究，慎重在农村地区推行智慧养老。

判断十三：农村医养结合重在预防和监测，加强和完善既有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即可满足他们的用药看病需求。农村老年人主要是以慢性病居多，提前做好慢性病预防和监测工作，不仅可以缓解老年人的身心痛苦，还能减轻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当务之急是要减少乡村两级医疗卫生部门的形式化工作，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回归到业务工作上。

判断十四：警惕农村特困供养老年人的泛福利化和特权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撕裂。农村特困供养老年人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自理能力可划分为两类，对于那些具有劳动自理能力的要鼓励自主养老，适当降低他们的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避免国家“养懒人”。对于那些丧失自理能力的鼓励集中供养，并按照地方平均生活水平提供养老服务。否则，会引起那些勤劳苦干一辈子的普通农民的不满和怨恨。

判断十五：目前在县域养老服务领域出现一种新现象，即政府公开招标购买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养老服务——农村老年人被动接受养老服务的逻辑闭环。这种养老服务供给方式不仅跳过了乡镇政府、村社集体和地方社会，实际上也没有尊重老年人的个人意愿和需求。从实际效果来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属于锦上添花，并不能解决老年人的迫切需求，相反则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判断十六：在基层治理当中，养老问题关乎千家万户，养老服务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治理资源和价值导向。由地方政府或村社集体主动向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迫切养老需求，还能缓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在外务工，进而增强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政治认同。基层党建也能以养老服务为抓手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推动法律下乡、政策下乡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等。

判断十七：农村迫切需要助餐服务的多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尤其以高龄/独居老年人最甚。然而，这部分老年人数量少且居住分散，向他们提供助餐服务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助餐服务要结合守望相助的睦邻传统，以低偿等方式动员邻里之间提供助餐服务。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助餐服务成本，提高助餐服务效率。此外，老年助餐服务要处理好“吃饱”和“吃好”之间的辩证关系，切忌脱离地方实际的高标准助餐服务。

判断十八：有些乡镇公办养老院的高标准建设和高福利供给，远远超出兜底保障的功能定位。高标准建设主要体现在养老院的养老服务设施齐全、规格高、理念新，高福利供给主要体现在住院老年人的福利待遇远远超出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办养老院的空余床位就变成为一种稀缺的优质资源。按照规定，空余床位要优先接收低保、低保边缘、计生特殊、优抚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但他们没有能力支付这个远低于市场定价的住院费用。于是乎，一些特权群体基于信息优势和体制性身份就悄无声息地攫取这部分床位。必须加强乡镇公办养老院空余床位的监督管理，让乡镇公办养老院真正发挥兜底保障和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作用。

判断十九：做好农村互助养老，要立足地方熟人社会，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从形式上看，互助养老是低龄健康老年人照顾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但它的顺利运行依赖于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立足地方熟人社会，通过社会文化建设不断丰富村庄社会资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简化流程、降低互助养老的运营成本，这对推广互助养老至关重要。此外，互助养老是农民家庭养老的延伸，不能脱离家庭养老去谈互助养老。

判断二十：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各地方社会总结探索出一些成本低、形式多样且富有成效的养老经验。但它们普遍面临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等问题，比如消防安全不达标、卫生条件差。针对这些养老经验探索，地方政府在做好监管的同时，也要给予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容错空间。这不仅能够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格局。

判断二十一：应对农村养老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在城镇化背景下，常年居住和生活在村的是以老年人为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乡村振兴就要围绕老年人、服务老年人和支持老年人，尤其是要解决农村老年人最为紧迫的养老问题。建议各地方政府在设计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把养老服务水平作为其中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作者：苏运勋（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