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后张扬的婚内坠亡案

坠落的亲密关系‍‍‍

与世隔绝的阿尔卑斯山上，女作家桑德拉的丈夫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自家门前，没有目击者。妻子桑德拉成为唯一的嫌疑人。

第76届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坠落的审判》，在过去一年各大影奖中获奖无数。上个月举办的第36届欧洲电影奖中，它继续横扫，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女演员等多个奖项收入囊中，被认为是冲击本届奥斯卡奖的热门影片。

《坠落的审判》以悬疑的调子引入，追寻着坠亡的真相。无人目击的坠亡案，让德国作家桑德拉不得不在法国异国他乡出庭自证。过程中，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铺陈而出，他们的矛盾也被呈现在外人面前。拨开性别滤镜，观众和庭审参与者一样，在故事进行中，感受着亲密关系中掌权者和被掌控者各自的境遇，特别是失权者的无奈和愤懑。

故事开端，一些场景就暗示了这对夫妻的关系模型。

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栋木屋里，40多岁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正在接受文学系女研究生佐伊的采访。桑德拉时不时抿一口红酒，酒精和对视将氛围变得暧昧不明。绕开了有关写作的提问，桑德拉将话题转到了女学生佐伊身上。

氛围正融洽，阁楼上传来了嘈杂的鼓点，是美国说唱歌手50美分《P.I.M.P》的器乐版，一首带有贬低女性色彩的歌。桑德拉语气淡淡地向女学生解释，丈夫塞缪尔正在阁楼上工作。

塞缪尔没有露面，锋利嘈杂的音乐声代替他介入妻子和旁人的谈话，彻底搅乱了原有的氛围，终止了楼下两人的谈话。

这是塞缪尔的最后一次挣扎和抗议。佐伊离开一个多小时后，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家门前。

桑德拉站上了审判席。为了洗清嫌疑，她被迫将自己摆在丈夫的对立面，为自己辩护。这段看似平和的婚姻关系里隐秘的伤口终于暴露在公众眼前。

《坠落的审判》在塑造这对夫妻关系时，设置了大量细节。

桑德拉和塞缪尔同为作家。然而，桑德拉成就不断，写作、采访、著作出版连轴转，塞缪尔则投入大量时间在家庭事务和儿子的养育上。在他看来，自己一直跟随着桑德拉的步调组织家庭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创作空间。

这是家庭分工。

在这之外，夫妻二人在性格气质上也区别于社会传统。与女性被要求的温柔顺从不同，桑德拉冷静锋利，一头干练的短发向后梳，露出锐利的五官。他们的孩子四岁时遭遇意外事故，桑德拉用短暂的出轨发泄情绪而后振作，找不到出口的塞缪尔则长久沉湎在痛苦之中。

失衡的权力会扭曲一段关系，而关系中的失权者则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事实上，塞缪尔也渴望在写作上真正实现自我追求。在亲密关系中话语权孱弱的他，曾提出抗议，希望跟妻子重新分配双方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时间。他声音颤抖地述说着自己为家庭的付出，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急。面对丈夫崩溃的情绪，桑德拉不动如山地坐着，蹙着眉看他发泄，轻描淡写就拒绝了让步、改变。

这段婚姻关系明显为桑德拉提供着相对而言更多的便利。处于优势地位的桑德拉难以理解丈夫的需求，也拒绝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失语的塞缪尔，只能用大声外放的嘈杂音乐，一遍又一遍强调自己的存在。

影片没有大篇幅地叙述婚姻生活，而是通过庭审过程中对各项证据的剖析，深刻展露了一段失衡关系背后的种种隐痛。有关这点，影片里庭审过程抽丝剥茧的对话铺陈，和由此展开的故事碎片，是语言无法描述的观影体验。

塞缪尔的心理医生站在证人席上，与桑德拉针锋相对，他揭开了塞缪尔对桑德拉最负面的情绪。塞缪尔将桑德拉的行为描述为“像是对他的阉割”，他认为自己独自承受着关系不平衡带来的精神压力，而桑德拉是造成这一切的中心。

性别处境对调的设置，使得身为男性的塞缪尔落入了现实中女性更常遭遇的困境中。自我实现的无望、被琐碎家务淹没的困窘、不被理解与肯定的失落，塞缪尔品尝着女性们的苦楚。而桑德拉作为掌权者，站在了以往男性们的位置上，扔出了一句轻飘飘的否定：“没人强迫你。如果你想要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我从未阻止你。”

到了影片的中后段，谁是真凶已经不再重要。观众们随着控辩双方证词的交锋，沉浸地体味着这段亲密关系中夫妻双方的不同处境。‍‍‍‍‍‍‍‍‍‍‍‍‍‍‍‍‍‍‍‍‍‍‍‍‍‍‍‍‍‍‍‍‍‍‍‍‍‍‍‍‍‍‍‍‍‍‍‍‍‍‍‍‍‍‍‍‍‍‍‍‍‍‍‍‍‍‍‍‍‍‍‍‍‍‍‍‍‍‍‍‍‍‍‍‍‍‍‍‍‍‍‍‍‍‍‍‍‍‍‍‍‍‍‍‍‍‍‍‍‍‍‍‍‍‍‍‍‍‍‍‍‍‍‍‍‍‍‍‍‍‍‍‍

当社会中长久处于掌权者的男性，沦为关系中的失权者，权力对于一段关系和人的异化，变得更加明显。不像一直被规训着要做贤内助的女性，她们习惯了将自己放到家庭之后，男性难以舍弃自己的社会价值，更难以接受自己成为辅助的“第二性”。

桑德拉的辩护律师的一句台词，总结了这段关系的困局：“桑德拉唯一的罪名，就是她在塞缪尔失败的领域获得了成功。”获得权力的女人，和失去权力的男人，无法在社会传统的角色脚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爱在自我的相互倾轧中扭曲变形，最终迎来了这段关系的坠落。

颠倒的处境‍‍‍

桑德拉和塞缪尔式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当下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一同追求自我实现，不少女性像桑德拉一样取得了比丈夫更为出色的成就，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家庭分工也随之改变，一些男性成为了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女强男弱”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常见。

有数据显示，过去30年，美国因为经济下滑，全职爸爸的数量几乎翻倍；英国、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全职爸爸比重也明显上涨。在我国，全职爸爸的相关话题也不断在互联网上引起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大量亲历者的感受和讲述，一个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在此前的夫妻关系中，照料家庭的那一方存在着被忽略的贡献。

在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女主角森山实栗与男主角津崎平匡结成契约婚姻，靠在津崎平匡家做全职主妇赚取收入。她计算出，全职主妇一年无偿劳动的时间为2199个小时，换算成年收入，超过了300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大约20万人民币。

作家毛利的丈夫陈华椋成为全职爸爸后，也像塞缪尔一样，感觉到个人时间被家务侵蚀。他辞掉工作前，幻想着自己能一个星期游泳四次，真正成为全职爸爸后，他才发现要在下午抽出完整一个小时的空闲，几乎难以实现。白天的时间被琐碎的家务挤满，只有等到晚上十点半孩子入睡，他才真正获得自由。

对于陈华椋来说，全职爸爸也是一份职业。2018年，他辞职回家，妻子毛利继续按照他当时年薪30万的薪酬水平，每月给他发放2万元工资。

像作家毛利这样，有意识也有能力，用金钱和情绪给无偿的家务劳动赋予经济价值的家庭，并不多见。大多数普通家庭中，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负担全家的开支，都可能是在勉力支撑，更别提为另一人的家务劳动提供经济上的肯定。

比起可量化的经济收入，家务的价值在社会中一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在书写生活成本指数的研究报告时，曾苦恼过是否应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官方统计。最终，因没有可靠的依据估算它们的价值，西蒙选择放弃。直到今天，美国仍在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程序，依然把家务等无偿劳动排除在外。

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家庭结构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家庭劳动主要附着在女性身上。曾经附着在女性身上的家庭无偿劳动，如同第二性别一样被放在次要位置。

创造财富的工作，被视为首要。拥有更高经济收入的人，站在了传统婚姻结构中掌握更多权力的位置，大多数时候是由男性占据。

困境总是一体两面地吞噬着两种性别。一直被鼓励要追求事业成就的男性，无法在家务中获得价值认同，他们常常陷入社会身份的失落。

做全职爸爸的五六年时间里，34岁的章辉活动范围越来越窄。他抽不出时间再与以前的朋友、同事社交。偶尔一次聚会，他也不能完全融入，其他人聊起工作时，他很难自然地谈论起自己在家中的劳动。章辉也很难融入新的圈子，每每带孩子在小区里玩，他都要远远绕开聚在一起的老人、保姆和全职主妇。他害怕落在他身上的审判目光。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副业，希望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不仅框住了男性，也将母职牢牢捆绑在女性身上。家庭职责仍被默认为女性应优先承担的责任。疫情期间，因孩子在家上网课而被动辞职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在社会严苛的审判目光中，事业成功的女性必须兼顾好家庭，才能免于诟病。

在社会的规训下，女性不停地自我反思，确认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难以卸下的母职焦虑，也部分传递给她们的伴侣。

女性是一种处境。当男性掉入这种处境，一样的困苦也会缠绕他们。

孩子4个月大时，王进的妻子有机会调往总部工作，获得更好的待遇。为了支持妻子，也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王进开始了晚上工作，白天带孩子的生活。整天连轴转，王进只能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抽不出更多的心力去实现妻子对孩子教育的要求。无法忍受丈夫在孩子教育上的不上进，王进的妻子辞掉了正值上升期的工作，回家发展。

丢失了工作机会，妻子变得敏感易怒。听到前同事升职的消息，她的情绪就跟着起伏。她抱怨王进辅导不了孩子的作业，抱怨孩子被照顾得不周。夫妻关系越来越紧绷，最终走向破裂。

性别角色颠倒，价值体系也跟着错位，他们的付出与努力难以嵌入社会主流的价值标准，就只能在关系天平的两端不断加码，向对方索要公平。

失衡亲密关系中，权力的争夺‍‍‍‍‍‍

“我想让你看看，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平衡。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讨论？”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塞缪尔，在争论中喊道。他希望桑德拉能正视他们失衡的关系。

这样的呐喊，在真人秀《再见爱人3》中也曾出现。纪焕博比王诗晴大十岁，一直在关系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同为模特，他认为自己经验阅历积累更多，便一直指导王诗晴的穿衣风格，把控她的职业选择。随着王诗晴年龄、事业的成熟，她越来越想摆脱这样的控制，掌握自主权。而她摆脱控制的方式，则是在纪焕博身上复制同样的控制关系。

曾经合作着在国际T台上打拼的两人，在亲密关系中变成了竞争对手，争夺着权力。

无论是在其他两对夫妻面前，还是在王诗晴的母亲面前，双方都不断强调自己的付出，否定对方。同一件事，在各自的视角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洗碗的次数、家务的分配、对事业的不同看法，都被堆砌在镜头前，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以宣判最后的赢家。

豆瓣一位网友曾评价“女强男弱”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双方都别想当男人。”这里的男人不是指生理性别，而是指掌握权力的男性位置。现实却是，这种关系的双方都想当“男人”，却都未能如愿。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一旦权力失衡，就可能会出现双方为成为上位者而争夺的场景。

失权者长久以来被刻意压制的自我，总有反弹、膨胀的时候。原本自愿的付出与妥协，成为争夺权力时的武器与筹码，连带着勾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哀怨。掌权者放不下既得的便利，失权者想要争取更多的自主空间。双方各自为战，不愿也无法理解对方的处境。

爱在互相攻击、争斗的过程中被磨损。如同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解释的：爱，被个人主义，即一种将一切事物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必要性，一种可定义当今社会所有个体自私行为的逻辑，置于濒死的边缘。

傅首尔与刘毅来录《再见爱人3》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相互之间是否还有爱，这段关系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方式。

这段14年的婚姻关系看似平和幸福，对于傅首尔和刘毅夫妻二人来说，却布满隐痛。

傅首尔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使得她成为了家中的经济支柱，刘毅成为“全职丈夫”。等到傅首尔事业上的发展更进一步，2019年，一家人从合肥搬到上海，刘毅无需再为生计发愁，却也说，感觉到自己在家庭中不被需要。在送给傅首尔的生日卡片上，刘毅没有谈及爱，他写的是：“助你高飞。”在他眼中，妻子的成就都是个人努力换来的，他没有资格瓜分。

刘毅说，自己对生活失去热情。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也讲不出自己的失落，就用坚硬厚重的壳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再袒露自己的需求，一切以配合傅首尔和这个家为先。自我被压抑越久，人也越冷漠麻木，他不再为妻子提供情绪价值。

傅首尔追求着自我成功，也盼望着刘毅能尝到自我实现的快乐。她鼓励丈夫发展各项爱好，完成剧本创作。但在节目嘉宾的观察和分析中，傅首尔忽略了一点：这些成长都是以她的价值取向认定的。对于丈夫刘毅来说，他人生这个阶段被什么困住，又该从哪里开始“成长突破”。决心向前冲的傅首尔没能理解到刘毅的颓丧，常常恨铁不成钢。

在《再见爱人3》最后的自我对话环节，傅首尔剖白，她曾想过如果自己不是个这么有野心的人，会不会更幸福。

失去权力的男人和得到权力的女人，在亲密关系中都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一方被忽视，一方被否定，双方都难以理解和体察对方的需求，只能渐行渐远。爱还在，但这段关系已经成为两人共同的负担。

学者戴锦华曾说：“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父权制社会将“慕强”与“恐弱”内化在社会规范中，亲密关系也成了权力的角斗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其吞噬的受害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2），作者：杨晓倩‍‍‍，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