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草台班子一样的世界”好好生活？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句话如今广为流传。

在豆瓣上，一个帖子的标题叫“世界就是一个大草台班子，比你地位高的人未必比你强”，作者在帖子里写道：“刚出校门时还以为那些处在高位的人和组织一定有过人之处，等工作几年后才发现，种种身处高位的人和组织事实上经常犯低级错误，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糊弄不下去垮台的那都是日后的事情。”

“草台班子”迅速触动了时代的神经，如今，以“草台班子”为关键词在主流网络平台上搜索，能看到大量分享和讨论：

有人发现自己身边连英语四级都没过的人，却混进培训班当老师，赚了不少钱。

有人发现时尚博主都是到场匆匆拍照发布到社交平台，然后匆匆散去，现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隆重。

还有人发现国家级实验室发来的合同，使用的模板是随便下载的，粗糙简陋，连改都不改。

有人精辟地比喻：“这就像是一个企业看着是一台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豪华轿车，里面其实是几个人蹬着自行车顶着个壳。路上的车都是这样，但大家谁都不戳破。”

发现世界像个“草台班子”，这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当“草台班子”成为流行语

在当代社会，任何一个流行概念都会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那么“草台班子”反映着什么？这是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严峰曾在微博上发问：“（既然）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惑，既然是草台班子，人类又总能做出一些极为精彩的表演，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疑问恰好为我们带来了启发，一方面，我们发现了社会组织内部存在不少不靠谱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社会组织明明带来了一些精密的成果，这种矛盾让我们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变得困难起来，这种困难背后，就是社会问题之所在。

按字面意思，“草台班子”一般用来比喻或指代临时拼凑起来的、水平不高的团体。过去，这只是偶然现象，但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的工作经常被发现是得过且过甚至可以糊弄了事的，这样的现象似乎已经非常普遍，并且参与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对此习以为常。

这是很多人曾经完全不能想象的情况：看起来高速发展，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居然经常由非常临时的，简陋的，甚至高风险的行为构成。

“草台班子”的发现，打破了大众对社会稳定性的认知，也打破了大众过去的很多生活期待。

特别是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发现让他们对生活感到失望。他们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在他们的习惯思维中，现代社会在井井有条地运行是不言自明的。

从出生开始，他们就沐浴在种种带着自圆其说的姿态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亲属、老师、课本都在不断传递和论证，现代社会是理性运转的，“窥一斑而见全豹”地想象整个社会都遵循着理性运转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科技的飞速发展，是整个社会理性运转的自然成果。

如今这种想象不再奏效，我们通过新的传播手段看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发现精彩的社会成果背后，存在无数的混乱与失败，看起来理性运转的社会露出了它的马脚。

身处社会机器核心部分的成员对待工作的敷衍和糊弄，从根本上颠覆了那种“社会理性运转”的想象。

很多年轻人由此开始重新审视年龄和权力的高位者，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位高权重的人和组织，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工作的年轻人，纷纷表示，工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意义，自己的一丝不苟和认真努力，常常沦为无用功。

“草台班子”的发现让他们获得了思想解放，不再对种种社会权威过分信任，也获得了不再服从社会权威的底气。但同时，很多人开始担忧自己生活的世界不再井然有序，担忧生活的不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担忧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许诺我们一种普遍的确定性，然而“草台班子”告诉我们，这只是表演出来的假象。很多人面对这样矛盾的事实，多少感到有些恍惚，不知如何面对，这种恍惚感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信念和逻辑。很大程度上，这种恍惚感是“草台班子”带给我们的最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该怎样在“草台班子一样的世界”继续好好生活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现代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天我们身处的每一种社会体验都有其具体的发展历程，所以“草台班子”的本质一定隐藏在当下社会过往的每一个变化细节中，我们应该去那里寻找答案。

现代社会的秘密

被网友们称为“草台班子”的社会组织，本质都是现代科层制组织，要探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科层制是绕不过去的对象。

提到科层制，马克斯·韦伯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学者，作为社会学鼻祖，科层制在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位置，在他的研究中，科层制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支配社会学》 [德]马克斯·韦伯，译者: 康乐 / 简惠美，上海三联书店2021-1

韦伯认为，尽管在古代的埃及和中国等地都出现过类似现代科层制的组织形式，但现代科层制与古代的科层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现代科层制具有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制度的特点，其核心就是合理性，现代科层制的一切规定都是围绕合理性展开的。

现代科层制中的合理性可以分为两种，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追求的是具体事务的合理，价值合理性追求的是终极意义的合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往往存在冲突。

这种冲突与“草台班子”现象刚好对应，目的合理性的关键在于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也就是说，现代科层制可以被分析为一套始终如一的、在方法上准确和严格执行的指挥和服从关系。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草台班子往往只追求最低限度完成形式上的成果，但却对形式背后的工作质量糊弄了事，以至于经常不慎翻车。这种特点恰恰是“草台班子”的内核，现代科层制更倾向于保证“班子”的稳定性，而不太在乎它是不是“草台”。

现代科层制只是草台班子的形式，草台班子的精神内核其实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的普及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要变革。

因此，“草台班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性”。

广义的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是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本源的追问才带来了理性的思辨，在文艺复兴时代，理性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一句理性主义宣言，相对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笛卡尔的思辨带来了理性主体的意识。

《第一哲学沉思集》[法] 笛卡尔，译者: 庞景仁，商务印书馆1986-6

在笛卡尔看来，除了“我思”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怀疑的，所以只有被称为“我思”的思考本身才是最无可置疑的，所以思考的方式和成果：理性不仅成了最不可置疑的至高准则，也成了人类的立身之本。

同时，工业革命对世界的深刻改变加固了理性的地位，理性在人类主流意识中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当理性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对象，而是成为一种准则的时候，理性也就转化成了理性主义。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全球化运动，理性主义已经在世界主流文化中得到普及，它已经渗透进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中，无论是政府、商业、传媒，都表现出一副理性主义的姿态，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的任何角落，谨遵“理性”的照章办事都是不言自明的准则。

理性主义摧枯拉朽地击败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理性主义可以援引理性在近代的哲学和工业成果，从而解释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让理性主义拥有一种特殊的传播优势。在本土，推崇科学的精神也同样是理性主义在当代的延续。

这一代年轻人在理性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从小我们就接受科学教育，反对迷信，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意识中，科学技术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更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社会伦理。

长达十多年的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方法，也是在普及现代理性，因为从老师到课本都会不断给传递一种观念：学生在学校学习的逻辑推理和演绎和毕业后的生活存在一种有机的关系，换句话说，哪怕我们知道学校的知识是死的，但我们也仍然认为整个世界是这些死知识的变体而已，并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学校知识总是试图去概括当代世界的一切。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对科层制过分信任。

然而，在学术界，理性主义已经遭遇了大量的批判。二十世纪以来，各路思想家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对理性主义的反思。

在众多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中，最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恐怕要数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底色是非理性的，这样的判断让理性主义的大厦出现了裂痕，因为如果非理性是人的底色，那么我们就没有十足的理由去期待人类社会会不断向着理性的方向前进，理性也将难以再自证自己的合理性。而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则通过对监狱等现代社会机构的考古研究重新解释了现代社会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观念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形成，并非是理性主义以其合理性自然推动的结果，相反，现代社会是在不断排除和驱逐不符合其要求的人和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的。

归根到底，“草台班子”的荒谬性，事实上就是学术界常说的“现代性危机”的具体表现，过去由于信息技术不发达，大众无法高速高效介入信息传播，所以对于大众来说，“现代性危机”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书本知识和谈资。今天则有所不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性危机”不断以非常直接具体的形式迅猛地闯入我们的生活。

如何继续生活？

当人们意识到“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后，过往的生活逻辑就不得不面临挑战，如何继续生活，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言，“草台班子”的发现，本质在于现代性危机，因此，要回答如何继续生活，也仍然要从回答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开始。

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与上帝之死》试图解释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他认为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当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赶走了以上帝信仰为代表的宗教后，并没能很好的安置人类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大众识破“草台班子”的不靠谱，正是因为“草台班子”赖以维持的理性主义本身无法像“上帝”一样为大众做出无从质疑的担保。“上帝”可以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一个确定性的承诺，尽管这种承诺是没有多少物质保障的。因此，与“草台班子”同时流行的话题还有“确定性”，当我们发现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时，理性主义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也就被动摇了。

《文化与上帝之死》[英]特里·伊格尔顿，译者: 宋政超，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

理性主义依托于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也曾试图为人类社会给出确定性承诺，这种努力经历了种种困难和阻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似乎终于看到了人类社会确定性的端倪，但如今，“草台班子”这个概念再次让这种承诺的信誉大打折扣。

所以，“草台班子”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确定性”的危机，而“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安全”的确认。然而伊格尔顿指出，究其根本，“确定性”的来源是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历史上那些鼓吹“确定性”并使其成为社会规则的人们，自己大都并不秉持这样的意识，他们总是遮遮掩掩地表示，让大多数人相信“确定性”是必要的。

换言之，我们曾经信任世界的严丝合缝井井有条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了某种不平等的社会意识，这样的社会意识必然有一天被发现是“草台班子”。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抛弃“确定性”的生活迷思，去拥抱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新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不少当代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大都认为，个体之间的关系的重构，是一种可行的出路。

哲学家琳达·扎格泽博斯基的著作《第三次观念飞跃》通俗地梳理了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路径，她提出：过去的两大哲学传统分别以思维和世界作为本源，两者相互矛盾对立，而“主体间性”思想将成为解决这种矛盾的路径。的确，主体间性哲学似乎正在预示人类社会意识的又一次转向，20世纪以来，主体间性已经成为社科研究领域的显学，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思想家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不少探索，他认为：“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唯有融入一个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才能成为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

在当代的学术体制下，理论思辨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演绎和产出，但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日拱一卒地开辟新的生活，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人类学家项飚近年来乐于直面这个问题，他在媒体上给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且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与响应。在近几年的多篇访谈中，项飚总是提及“附近”一词，随着媒体的报道，有关“附近”的讨论渐渐收获了不小的热度。面对“草台班子”一样的世界，项飚认为，“附近”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

他强调，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时间超越了空间，形成一种时间的暴政，时间与现代社会强调的“效率”高度合一，所以人们过分关注时间而忽略了空间，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教给我们一些概念和原则，我们高度依赖这些东西构建我们的生活。

因此，关注“附近”不仅仅表示我们应该关注字面意义上的，我们在物理空间上的附近的人与事，更重要的是，期待“附近”的概念可以发展出一种“生活的人类学”，使得个体能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具体来说，项飚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生活的物理空间中那些和自己相关的人，和他们建立生态性的联系，而不是工具性的联系。我们可以尝试不仅仅因为买卖而和居住地附近的商户打交道，不仅仅因为职业利益和同事打交道，不仅仅因为身份标签和陌生人交朋友。在身边人的社会身份之外，我们可以去尝试了解他们与自己共同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从而建立自己的“大后方”。他认为，面对世界的不确定和撕裂，这样的大后方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保障。

项飚的建议是否真的奏效，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世界已经显露出“草台班子”的特征，这预示着今天的世界亟待我们重新认识和参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保卫生活（ID：Defend-Life），作者：葛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