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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第363位讲者 苏嵘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
我叫苏嵘,是个社会工作者。
30年前,16岁的我从卫校毕业,在新疆一家医院当起了护士。
花季的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帮助一名身患梅毒的孕妇生产。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虽然十分紧张,但自小在新疆长大的我,只能拼命安慰眼前的这名少数民族产妇。
1988年,新疆和整个国家一样,物质不富裕,基础设施十分短缺。她不是乌鲁木齐市的,而是来自草原农村,是从“下面”来省市医院生孩子。非常不容易。
她也不像很多偏见揣测的那样,因为私生活混乱才得的梅毒,而是被他丈夫传染的。可因为贫穷,没有工作,身为丈夫附属品的她,不得不默默忍受这份不祥的礼物。
生产中,孩子的胎位不正,眼看脚就要先出来,手臂很可能会卡住、断掉。
我又害怕又着急,试着给孩子的脚挠痒痒,后来终于缩回去了。而她一直在疼痛中忍耐。
有人问,为什么不做手术?事实上,被梅毒折磨得多处溃烂、出脓的她,已经经不住手术的折腾了。
和内心的苦相比,我想生产的疼痛,对她算不上什么。她经受的,不仅仅是梅毒这飞来的横祸,还得背负周围的人的嫌弃和数落。
我只在医院的产房做了一天,第二天就转去了妇科。一个新的挑战也在等待着我。
我14岁考入卫校就接触尸体解剖。我不害怕死人。但有一次我怕了。
这名病患一个月前在草原农场生了孩子,结果产后感染,缺医少药,发了高烧。她先被送到县医院,辗转又到了我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医院,到的时候已经烧到40多度,整个人已经神志不清,见东西就摔,已经无法接受治疗。
我只能隔着窗户看她,看她摔,看她死。
从有气息的人,慢慢成了一具冷冰冰、毫无动静的物。一个23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在我眼前没有了。
我想她连一句“妈妈”都没听到,我想到“没妈的孩子像棵草”。
我意识到,人,原来是如此脆弱,需要他人来关心。从此, 我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我要爱别人。
23岁时,我作为知青子女回到上海。我做过工厂管理,也做过个体户,但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满足我、适合我的工作。我加入了社会工作者的队伍。
很多人认为,社会工作就是社区,就是居委会大妈,就是一地鸡毛的琐碎。但2003年的“非典”证明,专业的社会工作是有原则的、有定义的、有职业操守和规范的,是通过科学方法去尊重别人、关爱别人、帮助别人。
社区工作者还要遵守保密原则。
我不想把别人的隐私,作为我成长的光环。所以我没有提供这16年来关于社区工作的任何照片,我希望它是一个空白点。
我一直非常关注失独家庭,因为我觉得那种自己生养、耗费心血、寄托希望、却又失去的痛,是任何安慰也很难抚平的。
我走进了这样一个家庭。
起初,对方以为我只是作为妇联、街道代表对失独家庭的一次例行慰问。
对方很茫然,我则有点不知所措。
可是当我留下自己手机号码的那一刻,我看到阿姨的眼睛亮了一下。
社区工作是不会配备手机的,很多社会工作者也不会留私人联系方式。但我是个例外。我从不吝啬,16年来我的手机号码是完全公开的。
这于我而言一件很日常的工作习惯,似乎无形中在阿姨心中激起了一丝涟漪。
我做社会工作有个习惯,我相信人都是在变的,于是之后我一直努力观察她,研究怎么帮助她。
有一次我获得嘉奖,领导送了我一束花,我很喜欢。我去到阿姨家想送给她,我说,这是荣誉之花,我得了什么什么奖,我想和你分享这个喜讯,我想和您成为朋友。阿姨非常高兴。
我顺势发出邀请,一起过小年夜。
可没想到,那年我收到了上海市团拜会的邀请。我想不去不合适,可是和大家小年夜的约定更让我挂心。到团拜会现场后,我心心念念想着的都是社区的大家。
当赶到居委会时,我听到两三个女人在吵架,走近发现,是我们的两名志愿者在和阿姨吵。志愿者跟我说,这个阿姨有神经病。我知道阿姨心里有伤疤。于是我生气地制止了志愿者。
我说如果她有病,那我宁愿也做个有病的,陪她一起疯。
那天我们俩一起唱一起跳,疯了一整天,她特别放松,也很开心。临走时她说,明天大年初一你值班,我来陪你。
第二天,她陪着我,把这么多年心里的酸楚都一股脑地倾诉给了我,关于她的婚姻、她的儿子,还有儿子的死……
她儿子走了二十几年,她也憋了二十几年,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憋闷,却无人可以诉说。
我愿意当这个有心人。
她66岁生日的时候,我特意下厨做了一桌子饭菜,为她祝寿。我说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阿姨一下子哭得就像个小孩子,我走进她心里了。
她现在成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是我们书法班的一员。
她有时会买一些东西送给我,我不收居民的东西,但是她的我要收。
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所以社会工作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是一颗心。
我们除了要把人家的隐私深深地埋在心里,还要带领千千万万的社工,把这颗心,送给需要关爱的社区成员。
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我。
我也希望这样一个小我,可以和我的同行们一起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